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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休会！”麦克洛伊立即高喊，所有人都散去了。
在亚马尼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后，利比亚接管了一家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碳化氢公司50％的股份；接着又接收了邦克亨特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卡扎菲与乌干达残暴的独裁者伊迪。阿明站在一起，骄傲地宣布：通过接管邦克亨特公司，我们给美国的“冰冷而傲慢的脸上，重重地掴了一记耳光”。随之，他继续对在利比亚经营的其他石油公司实行51％的国有化，其中包括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
伊朗国王一心一意保证要以比沙特阿拉伯更好的政策来结束对石油的争执。但对伊朗来说，参与经营与伊朗是不相干的。由于1951年的国有化，伊朗拥有了石油和生产设施。但是，石油工业的实际经营者不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而是1954年建立的国际财团。因此，伊朗国王坚持要取得的，不仅仅在于更高的产量和与亚马尼设计出来的协议相当的财政收入，而且要取得更大的控制权。接着，他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不仅是业主而且是经营者；1954年成立国际财团的几家公司将建立一个新公司作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服务承包商以替代过去的国际财团。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被正式承认为石油经营企业，这对一家国家石油公司来说是首要的事，是伊朗国王在寻求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转变成世界首位石油公司过程中获得的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胜利，而且也是他个人的胜利。现在，他们进入他最显赫的阶段。“我已最终获得成功，”国王宣告，“七十二年来外国对我国石油工业的经营控制已经结束了。”转折的年代石油输出国在取得对石油公司更大的控制时，不论采取的是参与经营或是彻底收归国有，都同时取得对价格的更大控制权。不多久以前，它们还只寻求通过提高产量来增加它们的收入，竞相向市场投放越来越多的石油。这样做却好像要把价格往下压，但现在它们寻求的是更高的价格。石油供需平衡的紧张局面有利于它们新采取的态度，其结果，在德黑兰和的黎波里建立了新的体系。按照这一新的体系，价格是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家之间谈判的主题，带头提高石油牌价的是产油国家。石油公司已无能力组织起新的联合阵线，它们的政府也无能为力。事实上，石油消费国的政府尤其不想支持或帮助石油公司与石油输出国进行对抗。它们的注意力为其他问题所分散。石油价格似乎不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事；而且，有些人认为，价格的上涨，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可能会有助于促进能源节约和新能源的开发。
但是，两个主要西方政府的反应中有进一步考虑的因素。英国和美国都强烈地希望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合作，而不是对抗，对它们的想得到更多收入的要求不予反对。在七十年代初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已经注意到阿曼苏丹呼吁帮助平息一次激进派叛乱的要求，就着手要担当地区警察的作用。它们的武器购买量在迅速增长，这一进程是石油价格上涨和海湾新的安全因素交互作用程度的一个刻度表。
现在且把政治和人物搁置一边不谈。七十年代初出现的供需平衡问题传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廉价的石油对经济增长曾经给予了巨大的恩赐，但这一现象不可能持久了。需求量也不可能按照原来的速度继续增长下去；而且，需要开发新的石油来源。这就是备用生产能力消失所意味的结果。因此，在有些问题上必须作出让步，而所指的有些问题就是价格。但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作出让步呢？那是十分关键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1976年将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因为德黑兰和的黎波里的协议即将到期。但是，供需平衡关系现在就已非常紧张了。
当然，中东可复原的石油储量还是非常大的，就在这样的时候，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也还只能紧紧跟上实际的需求。一直到1970年，不计美国，全世界的石油超额生产能力还有日产三百万桶左右，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到1973年，用纯物理学的计算来表示，额外的生产能力减少了一半；降低到大约日产一百五十万桶左右——粗略地说为总需求量的3 ％。同时，有些中东国家以科威特和利比亚为首，一直在削减它们的产量。到1973年，可以确实列为“可利用的”剩余生产能力合计仅为每日五十万桶，正好为自由世界消费量的1 ％。
不仅在石油方面，而且几乎在任何工业方面，甚至在没有政治原因条件下，一个利用率为99％、安全余地为正％的供需平衡关系，可以认为是非常危险和靠不住的。政治因素将更增加其危险性。
所有这些情况对将来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一位美国外交官詹姆斯。普莱克，以他对先兆愈来愈强烈的敏感性注视着这些情况。普莱克在十年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时曾是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一位经济官员，现在是的黎波里美国大使馆的一位石油官员。在1970年11月底，他坐下来把自己的看法整理成报告准备急速发往国务院。自从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军官在的黎波里发动政变以来，已有十五个月了；其后，同是这批青年军官在石油价格上突然采取行动，时间过去差不多也有三个月了。普莱克在利比亚人与西方石油公司、埃索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斗争的整个时期一直以日记形式写报告，但是，现在有时间可以多思考一点。天气已经转凉，变得有点儿多风暴。从地中海刮来一次次暴风，空气中散发着特别浓烈的盐味和海洋的气味。在利比亚的西方人士怀有一种长期不安，甚至恐惧的感觉。传说某某在受着折腾，某某被扣押或驱逐，谣言经常不断。而且，不论公司的高级人士或西方外交官都发现有特工人员在跟踪，常常从汽车的后视镜中可以辨认出来，因为他们坐的是白色的大众牌小轿车。
普莱克花了几个星期才写完他想告诉华盛顿的报告。他不需要过分夸大情况，这样反会使得电报不受重视。当他写着报告的时候，他通过他办公室卫生间的一扇窗户，穿过一条小弄，看到西方石油公司的一间办公室，工程人员正伏在设计桌上，仿佛工作一切如常，什么也没有变化。但是，照普莱克的看法，什么都已变了。原来争夺石油的旧格局已经过去了；即使在华盛顿或伦敦，还没有人完全领会到这一点。国际的石油秩序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在12月最后发至华盛顿的报告中论述说，利比亚所发生的情况非常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即石油生产国“将能克服它们的意见分歧，在控制石油生产和涨价上进行合作”。
但这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而且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西方工业国家对石油作为能源的依赖程度已一览无余，控制石油供应作为提高石油价格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其实用性已可谓彰明较著。”照他的看法，美国和其盟国同石油工业一起，“在应付石油供应局面已发生变化的力量平衡问题上”，简直缺乏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投下的赌本很大。尤有甚者，虽然在1967年“石油武器”还没有出台，但“在当前形势下，一些人号召在中东冲突中利用阿拉伯的石油为武器的基本理论也已得到加强”。
他补充一个贯穿中心的论点：“对石油资源洪流的控制已成为整个历史上的战略问题。维护自己对重要能源的控制权，将使中东国家重新获得在这领域失去很久的、与西方国家面对面抗衡的强国地位。”普莱克强调他不是在为维护现状而辩护，那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理解世界正在怎样起着变化和怎样为此作好准备。最大的罪过是漫不经心。
普莱克的文章给美国大使以深刻的印象。为了加重分量，大使用自己的名义发送了这篇文章。但据普莱克所知，在华盛顿没有人认真注意过这一信息。他肯定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时间正好在1973年10月6 日下午2 时以前——按照当年日历，这一天正是犹太人节日中最神圣的赎罪日——二百二十二架埃及喷气机呼啸着直升上空。它们的目标是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和西奈半岛的以色列指挥所和阵地。几分钟后，三千多门野战炮沿着整个阵地开了火。差不多在同时，叙利亚的飞机向以色列北部边境发动了攻击；接着是七百门大炮的弹幕猛击。从而开始了十月战争，第四次阿以战争——历次阿以战争中破坏最大、最激烈、后果最深远的一次战争。冲突双方的武器是由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供应的。但是，一种最有潜力的武器为中东所独有，那就是石油武器。这一武器是采用禁运方式——削减产量和限制出口——来行使的。用亨利。基辛格的话来说，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世界，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已经发展形成了”。
禁运和战争本身一样，是一种突然袭击和突击行动。但是，回顾通向两者的道路，在某些方面看来是容易看得清的。到1973年，石油已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命脉，而在石油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已很少有剩余。在整个战后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紧张的相等式供需平衡；同时，石油输出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继续在分解。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额外的压力都可能触发一场危机，假如是这样，将是全球均衡关系的一场危机。 美国参加世界市场
1969年，当理查德。尼克松的新政府在华盛顿组织就绪时，石油和能源问题就开始列人美国的政治议事日程。头等要事是石油进口的迅速增长。在十年前，艾森豪威尔勉强制定的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因限额限制日益紧张而引起的争议和公司、地区间的很大差异，使计划的执行步履维艰。这个计划的漏洞和例外规定，对打主意钻空子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这一切都十分明显。尼克松设立了一个石油进口管制专门调查委员会作为总统的顾间团，由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领导，负责检查石油的限额计划并提出变动意见。
各石油消费州和诸如公用事业、石油化工公司等石油用户都急切希望放松限制，以便获得较廉价的石油供应。然而，独立油商则坚决主张保护限额，以保证他们保持高于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至于早在十年前曾为限额而斗争的大多数人，现在一般已经妥协，适应了这一制度并对此感到满意。价格保护了他们的国内生产，而且，石油公司已安排好了在美国国外销售外国石油的销售系统。因此，它们多数对未来的改变感到担心而表示反对。
按照最后研究的结果，乔治。舒尔茨的委员会建议取消全部限额，代之以关税，从而改变必须由行政部门批准配额的做法，把这一任务交给市场去解决。舒尔茨的研究报告在政治上不仅受到有力的反对，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反对。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已经处在低谷深处。从1955年以来，油井钻机的数量在不断下降；1970年至1971年降至最低水平，只及五十年代水平的1 ／3 多一点。有一百位国会议员担心建议意味着要进口更多的石油，联合签署了一封信，责难舒尔茨的报告是对国内工业的一个威胁。尼克松这位狡猾的政治家把报告束之高阁，仍旧维持了限额。
当然，这样做使许多不局限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利益而希望取消限额制度的人大失所望。伊朗国王写信给尼克松，要求克服限额的障碍，直接向美国出售更大数量的石油；他争辩说，这样做攸关伊朗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用一位白宫顾问的话说，由于英国的撤退形成“波斯湾权力真空”的局势，尼克松政府对伊朗为提高石油生产以增加收入的要求是同情的。但是，尼克松政府不准备取消进口限额，甚至不打算取悦于伊朗国王。“由于无法找到能增加伊朗石油在美国销售的办法，你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尼克松写给国王的信中这样说。“我们没有获得成就的原因是我国在石油进口政策上存在重大复杂性。”尽管是正式的道歉，尼克松答应给国王一份石油进口管制委员会的石油进口报告副本，作为他个人的开导。
然而，到这时候，美国的整个能源供应系统已经清楚地显示在政治上使人焦虑不安的供需紧张迹象。从1969年底到1970年初，这是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但无论石油或天然气都供应不足。由于电力公司已不再燃煤改烧了石油，在这几个月里，对低硫石油的需求大大增长。而这种低硫石油又必须从利比亚和尼日利亚进口。在随后的夏天，由于电力工业的生产能力受到约束，导致大西洋沿岸到处灯光暗淡。同时，美国石油的剩余生产能力已不复存在，石油工业正在尽其所能汲取每一桶石油以满足日益膨胀的需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供应问题成为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能源危机”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词汇中的一个用词；而且，有些人士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理由是各类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1971年，尼克松强制实施石油价格的控制，作为他一揽子反通货膨胀计划的一部分，使国内的石油生产失去信心，同时却刺激着石油的消费。天然气供应变得更为紧张，首要原因是控制价格的管理制度无法跟上市场的变化。人为的低价无论对新油源的勘探或能源节约几乎没有一点刺激。在国家许多地区，尽管发电厂的生产强度已接近生产能力，但仍然免不了出现电力不足的现象，甚至发生断电。公用事业部门正匆促订购新的核能发电厂作为一大堆问题——包括对电能日益增长的需求、石油可能要涨价的前景以及对烧煤的环境保护新限制——的解决办法。
在1973年初的几个月里，由于石油的需求继续猛增不已，使独立炼油厂的石油供应发生了困难；而且，夏季驾车季节汽油短缺的局面也迫在眉睫。4 月，尼克松发表了迄至当时美国总统第一次就能源问题发表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作出意义深远的宣告：他正在打算取消限额制度。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即使在限额制度保护下，也再不能跟上美国的大胃口。尼克松政府为对来自国会山的政治压力作出反应，在作出取消限额制度决定以后，随即推行了一种“自愿的”分配制度，意欲保证对独立炼油企业和石油市场商人的石油供应。这两个法令，一个紧接一个，标志着情况已全然改变：限额制度的用意是在石油剩余情况下，对石油供应进行管理和限制；而分配制度则旨在石油短缺情况下，对可能获得的石油供应通过发售进行分配。 “狼来了”
随着能源问题被列入政治的议事日程，詹姆斯。埃金斯，一位高高个子、浅黑肤色的外交事务官员，国务院的主要石油专家之一，向白宫提出了详细报告，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最近，他在国务院主持一项石油问题的秘密研究。在研究结论中他推断，世界石油工业“由买方主宰市场的局面已是奄奄一息形将消逝”。接着，他补充说，“到1975年，可能更早一些，只要几个主要石油供应国家中的任何一国，能通过停止供给石油而引起一场石油供应危机的话，那时，我们就将进入一个永远由卖方主宰的市场。”他说，现在是“结束‘冗长的’能源问题研究的时候了”。美国应该代之以采取行动，减少石油的消费增长速度，提高国内石油生产，并力求从“安全的油源”进口石油。这种行动，他说，“可能既不受欢迎又代价高昂。”因为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但无论不受欢迎也罢和代价高昂也罢，都没有经受过检验。实际上，随着石油进口的迅速增长，正在出现一个与之完全对立的情况。
1973年4 月，即尼克松取消限额的同一个月，埃金斯从他当时担任的白宫职务出发，再次对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草拟了一份秘密报告，塞满了许多针对日益增长的能源威胁的建议，其中有扩大煤的利用、发展合成燃料、加强节能措施（包括一项昂贵的汽油税）和大量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碳氢化物以外能源的经费。但是，他的意见受到他人的怀疑。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的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节能不是共和党人的道德观。”同月，埃金斯把他所关切的问题公诸于众。他在《外交》季刊发表一篇论文，以表达经济和政治的趋势为题：“石油危机：狼来了的时代”。这篇文章传播很广，但也引起许多争论。埃金斯的观点远未获得广泛的赞同或接受。例如，《外交》季刊的竞争对手、骄傲自恃的《外交政策》杂志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