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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第一硬汉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
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
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世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二十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
当然,王世贞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在几百年后,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
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
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士瞻都是前二甲头名,庶吉士。王世贞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
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
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掩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
杨继盛,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
杨继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里很穷。
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
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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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
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读书。”
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
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
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
“你才多大年纪,读什么书?”
“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
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
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
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
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
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
徐阶如以往一样,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
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
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
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
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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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杨继盛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他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杨继盛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装孙子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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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
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
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
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
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
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是为死劾。
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
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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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
“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聂豹、徐阶属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
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
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
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
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
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
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
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
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
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
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
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
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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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
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
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
臣孤直罪臣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疏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苑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
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疏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疏的内容。
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
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迅速作出了判断——这人是来玩命的。
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给我看。”
仔细阅览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疏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想在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
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
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而在那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他虽然并不知情,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功亏一篑。
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疏全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这封奏疏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
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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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高拱。
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疏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
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
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徐阶十分纳闷,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句让严世蕃笑颜逐开,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
徐阶的脸白了,他很清楚,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裕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若被严党利用,后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