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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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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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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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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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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便”，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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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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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 ；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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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