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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
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
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
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
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
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旷、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
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
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
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
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
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
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
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
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
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
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
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
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呆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年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干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先是魏进忠，后是李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混混的幸福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
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为了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