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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在《焦点访谈》是有名的快嘴、话痨，但他与胡林英的第一次通话，就慨叹遇到对手了——对方比他还能说，而且声音分贝极高。这次通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到后来，杨红自觉耳膜不堪忍受，把电话举到了距耳朵一尺多远的地方，并不住地呲牙咧嘴。
我实在心疼电话费，示意杨红我亲自同胡林英谈。也许是近一个小时的喋喋不休把自己搞累了，也许是听说“领导”来谈使自己有了克制，胡林英丝毫没有在意我提出的“问什么答什么”的不礼貌要求，简洁回答了我的问题。
最后，胡林英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是。”
她说：“我用党性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让我很感动。
胡林英说她随后会寄来更详细的材料，并希望来栏目面谈。我说只要保持联系，寄材料就行了，不必花钱费力跑趟北京。
果然，她与我们保持了热线联系，隔三差五就来电话补充些内容。她不仅履约寄来了厚厚的材料，而且先后几次自费来到栏目组。然而，正是这些材料和接待，让我产生了隐隐的不安。
胡林英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很干练。印象中她跟我介绍说原是农校的干部，几年前竞聘当上了鹅岭镇的科技副镇长，自称政绩不俗，但在今年的换届中落选了。她认为这是有人在整她，这届班子存在严重问题，她一直在上告。
——后来胡林英与我们接触时，谈的大多是这些问题。
几乎在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在正义中夹带着一点说不清楚、但显然并不十分纯正的动机。
不过，我不赞同苛求举报人的动机，而是主张就事论事。尽管我对胡林英提出的一些要求感到不快，但抛开她个人的问题，我依然对她反映的情况颇感兴趣。
就在胡林英一次次催促我们何时到南陵采访时，我也在为找记者发愁。
当时我所负责的中心组只负责《焦点访谈》日常节目协调工作以及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包装、播出，尽管那时有两位机动记者，但他们恰好到河南采访去了。况且，作为一个为记者组服务的机构，我也不能把“好题”留给自己人做，那会被认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谋私行为。毕竟，各组都有自己的利益。
开始想把这个有分量的选题交给骨干记者操作，但两个记者组却没有一个人接这个“好题”，理由是：这个节目就是做回来了也肯定播不出。
的确，就是主管我们的梁建增副主任也不敢说这个节目一定能播出，但总值得试试吧。
但也不能怪记者，他们的播出压力确实很大。如果一个记者长时间播不出去一个片子，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是工作的情绪。
此时，一个老记者正在安徽，因为采访的情况有变，准备打道回府。我想让他去趟南陵，他对我说：“哥哥，我刚折了一个片子，能不能给我一个肯定能播的选题？”结果没去。
《粮食“满仓”的真相》播出后，原来放弃这个选题的记者后悔不已，怪自己走了眼，把一个到手的大奖送了出去。
当然这是后话。
这个选题的材料一直放在杨红那保存，虽说不时有人拿去看看，却没人下定决心。随后不久，98抗洪开始，这个选题自然不适合操作，便被“养”了起来。
此间，胡林英大概在当地透风，说已向《焦点访谈》反映了情况，记者马上就来，所以她称被当地领导认为有“神经病”，要把她关到精神病院。胡林英多次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帮助，她说她在当地“很危险”。
我们自然爱莫能助。她似乎在北京的亲戚处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10月份，一位到《焦点访谈》工作不久的记者喻圣宏到中心组找选题。杨红把这个“珍藏”已久的题目拿出来“推销”。当时朱总理刚刚视察完《焦点访谈》，他对我们以前播出的有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节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我们继续跟踪报道相关问题。
杨红以其三寸不烂之舌的力荐终于把喻圣宏说动，他当时也没选题可供操作，想试一试这个节目。
在《焦点访谈》，新记者往往比老记者冲劲更大，更敢冒风险，更少瞻前顾后的毛病。但新记者的采访经验和技巧却又远逊老记者，有些采访啃不下来，往往无功而返。一般说来，好的选题线索都是难度大、风险高的，老记者有解决难题的能力却无承担风险的胆量；新记者有敢冒风险的勇气却缺少解决难题的经验。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
但部里最后还是同意喻圣宏去采访。制片人给他配的搭档是一位经验老道、颇具编辑意识的摄像凌泉龙。
采访果真遇到了麻烦。
10月25日，喻圣宏等到达南陵的第二天，这是个星期日，下午不到一点，我刚到办公室值班，喻圣宏给我手机来电话，要同我说节目。我为节省他们的开支，立即用固定电话给他们住的宾馆回电。
喻圣宏说我们提供的这个选题有问题，根本不能做节目。
我大吃一惊！对选题判断错误的时候也有，但苦心孤意调查了这么久的选题会有结论性的错误，我不相信。
喻圣宏说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鹅岭粮库根本不是在骗总理，甚至县里也称事先根本不知道朱总理要来这里考察工作，他们调粮补仓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来这里参观的安徽师大的师生
喻圣宏给我讲了采访中的种种不顺，总之是说节目不成立。我感觉这个记者是有一些“嫩”，他对选题的理解有问题。
我不清楚县里是否知道他们要接待的客人是共和国的总理，也许根据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他们事先真的不知道，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的症结在于：鹅岭粮库为何要调粮？因为它是空的。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南陵每年收粮10万多吨，怎么会空仓呢？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南陵县根本没有执行中央三令五申的“敞开收购”的政策。这才是节目的真正落点。南陵县骗谁是表象，违反政策才是实质。
我把我的分析和中央“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粮改方针掰开揉碎向喻圣宏解释，建议他不要僵持在表象，可以先从“根儿”上调查起，弄清楚南陵敞开收粮的情况，他没有收粮，自然粮库没粮，为应付检查，必然弄虚作假。这样，调粮补仓骗总理的结果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这通电话从1点说到3点半，打了两个半小时。
但不到10分钟，喻圣宏又让我回电，他认为按我的思路采访有难度，讲了一大堆理由。我有些生气，感觉他在推托，就说：如果不行你们就回来，我另派我们组里的机动记者去。这时摄像凌泉龙接过电话。凌说话有些口吃，他也很着急，但越着急越说不清。我又把我的想法对他讲了一遍。喻圣宏还是强调举报人胡林英不配合采访，总要讲她自己的事。胡当时也在他们的房间里，我又通过电话对她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
就这样，一会儿同这个说，一会儿与那个讲，这次电话又打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们答应努力一下。
后来，节目顺利采访回来。喻圣宏得意地对我说：“能做两集。”
节目编辑出来了，但连审节目的台领导也犯了难，是个该播的好节目，但被骗的是总理呀，一旦播出，他本人会怎样看，会不会很难堪？
不要说台领导，这些顾虑我们也有。但我以为问题不大。朱总理此前不久在与《焦点访谈》座谈时曾提起过，他这次去安徽考察，为了解真实情况，让其办公室主任李伟扮成粮贩子，到粮食合肥市场微服私访，发现很多私人粮食加工厂生意做得很大。如此大量原粮，显然不是到村里一家一户收的，必定有国有粮食收储部门与其勾结。朱总理说，“我这次到安徽才了解到腐败。”所以，我感觉，朱总理自己对于这次考察也有一种受蒙骗的感觉，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汇报，只是他没有办法戳穿他极为厌恶的骗局，而我们恰恰给他提供了这个炮弹。他应该同意，我想。
为慎重起见，台里决定把节目先作为“内参”给朱总理本人看一下。为“照顾”朱总理的情绪，节目没提他的名字，而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代替。
11月10日，朱总理的审看意见传达到电视台：这种弄虚作假、破坏党风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要公开暴光，公开点名，请你们在11月12日晚播出。他还特意指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可以直接说是我。
按总理的要求，《粮食“满仓”的真相》在11月12日，即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报到的当天晚上公开播出。次日上午，朱总理在会议上针对节目披露的问题发表讲话，痛斥弄虚作假的行为，他说，我说南陵县的副县长骗了我，他还不承认，我感谢安徽粮食系统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说家伙假话的反面教材。”
一时间，这个节目成为社会上传播率最高的新闻，众多媒体就此事发表评论或再调查。南陵县宣传部长陈德有称，此后几天，南陵云集了四面八方的记者，甚至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
再以后，芜湖方面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关于此事的整改意见，南陵县的主要领导做了检查，主管副县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粮食局长被撤职，“然后就到巢湖半汤温泉疗养去了”——这是当时一家媒体的追踪报道。至于胡林英，在节目采访完、播出前的日子里惶惶不安，她声称已无法在南陵生活，又躲到了北京。节目播出后，她还有很大的压力。芜湖方面给栏目送反馈材料时，我对市纪委和市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对胡林英打击报复，并带点威胁地说，否则我们《焦点访谈》不会不管的。芜湖市的同志非常诚恳地保证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胡林英回去一段时间后，听说被安排到农校当副校长，还是副科级。
再以后，《粮食“满仓”的真相》参评中国新闻奖。由于这届评奖规定每个参评单位只能有一个一等奖，而中央电视已经有一条新闻获了消息类的一等奖，所以这个节目只好屈尊评论类的二等奖的第一名。不过，其他参评评论类的节目实在无法与《粮食“满仓”的真相》竞争，因此，这届中国新闻奖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电视评论类的一等奖空缺。
…
梅花“四弄”／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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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家有政策，粮食不允许私人收购，全部由国家统购，以达到控制粮源，理顺粮价的目的。然而，经举报，河北藁城梅花镇的个体粮食加工厂所加工的小麦却全部是私人收购的。为此，杨明泽、司机牛宝忠和我赴藁城采访。为了真实反映情况，首先前往梅花镇偷拍。
现在正是面粉销售淡季，面粉厂老板们见了买主模样的人分外热情。牛师傅抓起一大把面粉在手中捏成一砣，立即招来一片赞扬：看您这么一捏，就知道是懂行的，……趁他们相谈甚欢，我是杨明泽四处踅摸，和其他人闲聊。
今年麦子紧张吧？
可不是，今年不是国家控制了吗，个人不好收了。
那你们怎么办？
没事，收粮的有办法，我们都有自己的关系，专门给送。
路上好走吗？
查得挺严，这不都晚上偷着运吗。
怎么不买国家的？
那就贵了。
……
拍得差不多了，打道回府。在车上杨明泽卸下偷拍机，倒带，看看回放，谁知……什么都没有。三人一阵发呆。杨明泽重新接线、开机，试录，图象却一切正常。难道是刚才开关没开好？我们掉转车头，再赴梅花镇。
这次临拍前，我们仔细看了好几眼，确认机器处理正常录制状态，影像正常，这才放心地下车。又另选了几个厂，重拍了一遍，情况依然很好，而且还有意外收获，一家面粉厂的老板为了证明自己的货源没有问题，从抽屉里拿出一摞空白的粮食调运单，夸耀说，这是粮站的关系户给的，万一路上查得紧了，可以开调运单，粮站盖上章，这样，私人收购的小麦就可以冒充公粮大大方方地上路运输了。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呀。我们窃喜着回到车上，迫不急待地看回放，谁知，这次只录上了几分钟，关键的部分影像全无。此时天已擦黑，只好先回石家庄。在宾馆里试拍，图像又是一切正常，拍嘛有嘛。难道是电池充得不足？我们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夜间去偷拍云粮车。凌晨三点出发，我们三赴梅花镇。等到五点多，运麦子的大挂车开进了镇子。采访很顺利。粮贩子把收粮、运粮的经过和心得和盘托出。回到车上赶紧回放，谁知还是没影儿。开机再试拍，影像又一切正常，把所有的线路、插头抖落了一遍，还是怎么录怎么有。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孤注一掷。
怀着悲壮的心情，我们四赴梅花镇。那些老熟人见了我们竟然没有起疑。他们不单把调拨单又展示了一回，性一个性急的老板甚至当着我们的面给粮贩子挂起电话，让对方马上送麦子。这回总该没问题了吧？回到车上，倒带，看回放，寻像器里一片瓦蓝……，还是什么都没有。不可意思的是，再次试拍，还是影像正常。此时牛师傅仍不失大哥风范，还在给我们撑腰打气：“要不再回去拍一次？”这次没人敢应声了。
回来的路上，杨明泽不断地叨叨：不对呀，下车的时候好好的呀，电池也有电呀，带字走着呢，我也没乱动呀……。都快成祥林嫂了。
古有梅花三弄，我们在梅花镇四弄都没弄成。千言万语汇成仿新民谣一句：不到梅花镇，不知什么叫郁闷。
（后记：回来后，经专家仔细检查，终于发现该机线路有一处隐秘的断点。机器修好后，白河山又赴梅花镇，重新收拾旧河山，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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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抗洪杂忆／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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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点访谈》工作的五年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采访经历应该说就是九八抗洪了。当年我原本是被派往湖北灾区采访的，然而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又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东北抗洪前线。原来当举国上下瞩目长江之时，东北的松花江、嫩江爆发了百年不遇的超记录特大洪水而且灾情日渐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我与摄像记者邢旭东成为了第一批奔赴东北抗洪前线的《焦点访谈》记者。
从北京飞赴东北灾区的第一站是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之后我们又一路追随洪峰来到了大庆市的肇源县。大庆市抗洪重中之重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大庆油田，而肇源县则是确保大庆油田不被水淹的重要屏障。
救命之恩
我们抵达肇源县的时候，松花江的洪水已经漫过江堤、冲垮第一道防线直泻而下。在一片农田上用成袋成袋的面粉临时筑起的长达千米的第二道防线也被洪水撕开了一个长约30米的缺口，形势危在旦夕。
我与老邢闻讯赶到第二道防线，正逢一队解放军官兵要涉水穿过缺口到对岸去抢险，于是我俩紧随他们步入了洪水中……渐渐地洪水已是齐胸深了，当时在我们左侧几十米处就是缺口，右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滔滔洪水。由于洪水从缺口处汇集而下水流尤为湍急，加之我们脚下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泥沼，所以行经这一段时危机四伏但场面也是蔚为壮观：赤日炎炎之下，数百名军人高举随风飘扬的鲜红军旗在浊浪翻滚的洪水中艰难地跋涉。为了拍下这一场面老邢离开了队伍，就在他试图寻找一个最佳拍摄位置时突然脚下一滑……《焦点访谈》的记者经过多年的职业熏陶都培养出了一种条件反射：在突发性的危急时刻，第一个举动就是保护设备。就在老邢脚下一滑的瞬间，他下意识地抬起右肩没有让摄像机进水，但是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他已无法保持平衡，眼见他就要被洪水冲走的一刹那，一直紧随其后保护他的士兵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他。事后大家开玩笑说，多亏了那名战士，不然的话抗洪烈士榜上就会出现《焦点访谈》记者的名字了。
上岸后，这支部队的师政委见到我们十分惊讶，他说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能见到记者，更没想到遇见的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得知我们是记者，一名军官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连连说道：谢谢记者，谢谢记者的救命之恩！原来两天前这支部队在参加第一道防线的抗洪抢险时，这名军官曾驾车护送两个受伤的士兵去治疗，途中正赶上第一道防线被洪水冲垮，大水很快追上了这辆军车致使车辆熄火，这位军官搀扶着两名伤员站在不断上涨的洪水中陷入了绝望。恰在此时，黑龙江省电视台的记者驾驶一辆高性能的越野车途经这里。在“时间就是生命”的危急关头，省台的记者没有自顾自地去逃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