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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行动时间定为当晚10点半钟。
9点过后，青岛市公安局的大院陆续有干警前往集结。到公安局后，所有人员将手机，呼机关闭。
然而，时间已过11点，人越聚越多，但不知是为什么，始终按兵不动，11点半都过了，行动人员大队人马终于出发。400多名警察分成了七个小组，同时行动。
记者和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先跟一组行动人员去青岛丽晶大酒店，这是青岛市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也是暗访中发现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到达现场，干警们冲向原为酒店二楼仓库的赌场。十几名干警用力拽开紧闭的房门，大门打开之后却是空空荡荡，空无一人，然而红色的地毯上，赌桌印痕清晰可见。
接着记者又随干警赶往位于青岛市华阳路的工贸宾馆梦都夜总会，在现场，除了能看到一些来不及收拾的赌具外，赌博活动的组织者，参赌人员也是无影无踪。
零点时分，记者又跟随干警赶往青岛市另一处公安部暗访人员暗访过的场所——大富豪夜总会，这里整个就没有什么演出活动，赌博的器材也没有搜查到。
6月29号凌晨二点多钟，整个查处行动结束，结果是七个场所一个赌徒没见到，一分赌资没查获，一个嫖客没抓着。
记者注意到，大富豪夜总会租用的是青岛市四方区文化馆的办公楼，并与青岛市四方区文化局、文化市场稽查大队仅有一墙之隔。
那么，这里到底都有什么呢？在公安部暗访人员拍摄的录像上，就在两三天以前这里的大厅有艳舞表演，包厢里有脱衣舞表演，小厅里有赌球活动，包间里有热闹的龙虎斗赌博活动。然而明查的结果就是这样，行动基本扑空，这个结局多少有些出乎记者的预料，也出乎公安部工作人员的预料，如此，我们的节目还能不能做，应该怎样报道呢？
当时，记者所在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记者四组正在试行采访记者与后期编辑分离，即前方记者把采访拍摄到的素材交给后期编辑处理。当记者把明查的情况电话告知一位后期编辑时，他当下决定这个节目他做不了，“没查着算怎么回事儿，这节目怎么做呀？什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说呀？”
显然，这位编辑已经习惯于固有的思维定势，按着他的思维，这个节目就得明查加暗访，明查必须查出东西来，才能做出节目。
假如能够倒过来想一想，几天以前，还红红火火，有恃无恐地从事各种违法勾当的地方，在公安干警采取行动时就神化般地变得干净了，这是为什么？
人们对一种事物的思考，如果习以为常了，就失去新鲜感了。但是，如果从相反的方向思考，也许就会出奇不意地抓住别人没想到的地方做文章。逆向思维往往使记者能够发现别人没有采取的表达方式。
抓住了人是新闻，抓不着人更是新闻。
抓不着人更发人深思，那些娱乐场所是不是事先得到了消息，是谁给他通了风，报了信？这是不是说明社会丑恶现象泛滥，有着某种保护伞之类的东西？
因为那位后期编辑不愿意编辑这期节目，记者在第二天回到北京之后，便自己整理素材，由于思路清晰，编起来也并不吃力，用大半天时间将节目编好送审。
结果节目顺利通过审查，并定在同一天内《东方时空·时空报道》与《焦点访谈》两个栏目同时播出。
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魏健行和罗干同志的高度重视，两位领导都有批示，并在当天调走了节目带子。节目在观众当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观众来电来信发表了看法，还有人为公安机关继续提供线索。
在这期节目的编辑上，也有些可以总结的地方。比方在结构上以事件发展的时间为线索，采用纪实手法，如实叙述，同时运用对比手法，把明查时怎样，暗访时又怎样做对比。比如，在丽晶大酒店，紧锁的房门打开之后，看不出发生过什么，然而就在三、四天以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暗访镜头大厅里的赌桌旁人头攒动，酒店的服务人员在组织赌局，场面十分热闹。现在原来放置的赌桌不见了，却在红色地毯上留下了清晰的赌桌印痕。再比如，在大富豪夜总会，今晚这里没有任何非法演出活动，夜总会的负责人在记者的镜头面前甚至还显出很无辜的样子，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历来守法经营，当地派出所，分局治安科、市公安局定期来检查，各方面都给予肯定。那么果真如此吗？镜头一转便是公安部暗访人员在这里拍到的录像，不堪入目的大厅里的艳舞表演、包间里的脱衣舞表演、赌博间里肆无忌惮的赌博场面，小姐高声叫着筹码，小厅里还有2000年欧洲杯足球赛赌球的活动。如此用镜头说话，用事实说话，用过程说话，加强了观众的印象，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片子播出后，公安部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责成山东公安厅组成调查组，又一次调查，很快查出了几名违法违纪人员。其中，原青岛市公安局局长万国忠的儿子因多次收取娱乐场所的保护费，向司法部门投案自首。万国忠本人在“两规”期间自杀，其他有关责任人也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理。这期节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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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早逝的生命／王文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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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的许多地方，都有整村整村的孩子在河北省白沟镇一带的家庭皮包作坊打工，说他们是孩子，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还不满18岁。
2001年，河南省许昌市在白沟打工的一些孩子先后神秘地患病。轻者头晕、头痛、乏力、失眠，重者不断地流鼻血，其中还有人因此死亡。经检查，他们全部都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人一旦患上此病，机体就会失去造血的能力。这些孩子得病的情况和苯中毒临床症状相似，医生怀疑他们都是因为苯中毒死亡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用胶水粘皮革，胶水如果质量低劣，苯含量是极高的。
但是，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回事，仍然有大量的孩子在原来的家庭作坊做工，生病的越来越多。
2002年3月的一个傍晚，＜焦点访谈＞中心组的副制片人杨继红从网上搜到了这条消息，她立即打电话给访谈一组的制片人柏杨，而此时，我正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寻找选题。凭着以住的经验，我知道这是一个在选题上就占了先天优势的重磅级节目。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更多的媒体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就和摄像赶到许昌，开始了此事的调查。
在许昌，我们听说有6名在白沟打工的孩子已经死亡，除了一家没有地址找不到之外，我们走访了其余全部5家。每到一家都是哭声连片，看着他们的父母伤心欲绝的样子，我们的眼泪也始终在眼里打着转儿。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那些在白沟打工的孩子每月的工资200至300不等，工作强度却非常大，加班加点甚至整夜都干活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人就住在车间里，白天刷着极刺鼻的胶水，晚上那些胶就放在他们身边。即使不住在车间里，孩子们的住宿条件也非常简陋，伙食差到一冬天几乎天天顿顿是水煮大白菜。有时候为了逃避检查，家庭作坊的窗户都被钉得死死的，车间里不通风，胶水沧得孩子们直流眼泪。白沟那边的老板很清楚，像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很好找，所以常常是到河南的村子里亲自去做工作，许下天花乱坠的承诺，然后将孩子们整车整车地接到白沟；而一旦人来了，想回去就不容易了。白沟家庭皮包作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到年底才发，如果干不满一年，就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在靠近白沟镇的几个乡镇，整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黑作坊，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白沟市场的发展有这些黑作坊的功劳，但牺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家庭作坊的老板原来不就是这里普普通通的一户户居民吗？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这样？是因为做了生意就一定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也就不觉得这样做是恶了？
其实按年发工资的规定老板在招工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只是那些孩子的家长没有想到工作条件会如此恶劣，当时并没有人反对。18岁的吕继香早就发现自己流鼻血，可是老板不让她回家，她自己为了干满一年，也只好一忍再忍，最后延误了治疗。一年后从厂里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就死了。临死时，嘴里，鼻孔里全部流着血，惨极了。
很明显，吕继香等人的死与白沟家庭作坊的工作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死去孩子的五家中，却没有一家因为此事找过白沟的任何一家管理部门。只有两家人事后到白沟找过子女生前打过工的工厂。他们找的目的不是为了讨个说法，而是为了要点钱。田丽园家想要3000元，老板给了2000元；郑伟娜家想要2000元，最后只拿到了1500元，而且两个老板都打了这样的字条：某某死亡与本工厂无关，出于同情，借给某某家2000元（1500元），可以不还，但今后与工厂不再有任何关系。
让人悲哀的是这两家人真的就此了事。如果不是一位许昌市的人大代表听说此事后找到河南省的一家报社而那篇报道又恰好让我们看到，我真的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让人更加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的采访中。
17岁的郑伟娜是死亡孩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从小没有母亲，2001年4月到白沟附近的东马营乡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个月的活，因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没有给她一分钱工资，只给她买了一张回家的硬座车票。2001年12月，她从河北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到家就直接送到医院，当天下午4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家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采访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说他们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时，曾想把郑军丽叫回去，但是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不给一分钱工资，还要再交5000元钱，说是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郑军丽的生命安全很让人担心，我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接女儿，我们正好可以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我们的镜头里。我相信，只要节目播出，郑军丽和其他的孩子就会安全脱身。
听了我们的想法，郑军丽的母亲起初非常高兴，可是等到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准备动身时，她却改了主意，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走。问了半天，她才吱吱唔唔地说：“军丽到现在还不够一年呢，把她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钱，我们家也不富裕……”说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忍不住冲着她叫起来：“你们是心疼钱还是心疼女儿？郑伟娜已经死了，你们就不怕郑军丽再呆下去也会生病吗？”
对于一直生活比较优越的我来说，实在不明白一个母亲竟会为了几千块钱置女儿的生命于不顾。当时我太冲动了，其实过后想想，如果自己穷得一无所有，可能也会为了几千块钱而冒这个险的。
不过当时的冲动和执着还是起了作用，郑军丽的母亲最后同我们一起去了白沟，小军丽被我们顺利地接出来，我们也拍到了老板娘蛮横不讲理只顾要钱不顾工人死活的镜头。
片子在2002年3月27日顺利播出了。第二天，朱容基总理对此节目作出重要指示，根据朱总理的指示，国务院派出工作组，由劳动保障部副部长任组长，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卫生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质检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赴河北高碑店市展开调查。
经国务院工作组的专家鉴定，有17名打工者苯中毒，其中5人死亡。4月18日，受害者每人得到4万元赔偿。五一节前，国务院以“国发＇2002＇9文件〃的形式通报了河北省农民工苯中毒事件。
吕继香、郑丽娜等人的生命总算没有白白地消逝，更多的孩子因此幸免于难，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笑不起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孩子家中一贫如洗的情景，忘不了那些现在只能从仅存的几张照片中去认识的早逝的生命。他们曾经笑得那么灿烂，那么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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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的陷阱／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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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有陷阱》的《访谈》播完后，当天晚上，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接警电话都快打爆了，几个值班人员又忙了大半个晚上。全国各地又有不少受骗者报案了。节目播完后，也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共鸣，因为大家都收到过此类手机短信息，所以反响挺强烈。
其实，这个题目我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了，只是一直没有动它。我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上当，总觉得这个题目上《焦点访谈》有点小。可是，到了厦门市公安局，亲眼看到那些报案材料，亲自听了那些报案电话之后，发现这个题目是立得住的，因为受害人实在太多了，据警方统计，除了港澳台以外，骗子的短信息发遍了全国。对一个受害人来说，他可能被骗几百、几千（被骗十几万、几十万的主儿属少数）。但是架不住受骗的面广，上当的人多。
当我把这个节目拍回来，编好了，审过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孙副总玉胜也报过这个题。因为他的手机上也常收到中奖或拍卖走私汽车之类的短信息，他多方联系之后得知对方是一些骗子，非常气愤，拍案报题。事实上，那些骗子发短信息的号码是他们按着一定的规律胡乱编出来的，然后广泛发送，他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他也分不清哪个手机号属于正部副局，哪个属于副科正股，他都发，因此只要是手机用户都有可能接到。可以肯定，比孙副总官大的官、以及更大的大官，都会可能收到这样的短信息，受到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操作这个选题的社会意义就更大了那么一点点。
干这个行当的几乎都是福建省安溪县的农民。我这是第二次跟他们打交道了。两三年前，我和摄像张予北在福州曾经采访了一伙骗子，就是安溪人。那时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他们主要靠翻黄页，发信函，诱人上钩，方法比较土。可见，骗子的行骗手段是与时俱进，不断翻新的。怀着对他们无比浓厚的兴趣，跟着厦门警察，这次我们也去了一趟安溪，对骗子之乡，作了个实地考察。这是一个山区县，过去是靠生产茶叶出名。我注意到他们的房子盖得都不错，都是乡间别墅。问当地派出所警察，这些户主都是些干什么的，当地派出所警察说，他们长年在外，很少回来，他们也搞不清这些人都做些什么生意。反正就是有钱。
关于骗术，在节目里，不能讲得太详细。原理其实很简单。可一人单干，也可带上兄弟姐妹、狐朋狗友几个人合伙干。事先一定要在厦门找一家银行开户，但是开户的名字最好不用自己的。然后再针对某一省、市、区编出手机号码，把编好的短信息发出去。最早骗子们采用人工发送，特别累手指头，一天一般能发个一、二百条。后来，骗子们又掌握了一门新技术，采用电脑群发，效率特别高，瞬间就能发出好几千条。发出的短信息，好比饵料，专等鱼来上钩。有人出于趋利的心理或出于无聊好奇，就给骗子们回话了，骗子们通常都很有智慧，暗熟心理学，各个巧舌如簧，只须三句两句，你就成了他的俘虏。当你把邮寄费、个人所得税、订金、货款，按照他们的要求，打入他们的帐户之后，他们利用储蓄卡，随便在哪个地方，哪个柜元机上就把钱取走了。
厦门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摞起来能有一尺来高。受害人有各行各业，其中还有咱台的一位也报了案，在此咱不便透露人家的姓名和部门。被骗后，大家都挺不开心。我手头拿了个北京受害人名录，跟人家联系采访，打了十几个电话，几番动员，总算有一位“王女士”，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中关村有一位给骗子寄去25万，买走私罚没的宝马，外交部一位干部也寄了17万2千元，买进口车，钱打进帐户以后，被骗子立即取走。他们被骗数额都比较大，特别难受，但死活不同意采访。被骗者不仅有个人，还有单位。其中，甚至还有公安。西北某市交警领导觉得，买走私罚没车便宜，自己又不愁上牌照，所以，一次就从骗子那里订了三台，打过去60万的预付款。结果到现在，案子也破不了，人也抓不到，钱也追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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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山西特大假酒中毒案／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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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市场经济已非昨日四面透风的茅屋境况了，虽说难比紫禁城、太和殿却也是砖墙琉瓦小有规模。然而，对于那些制假、贩假的鼠辈们来说，打洞钻墙依然是小菜一碟，且有愈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