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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的日子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也有许多快乐的时光。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会经常互相探讨节目怎么做、怎么剪；在编片累了的空隙我们会活动活动筋骨切磋几盘乒乓球（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英明的好心人，在有限的空间给放了一个乒乓球台）；在午餐和晚餐时，我们会拿着盆盆碗碗去“工运”的大食堂买饭买菜，然后围坐在乒乓球台边象一个大家庭似吃饭；在偶尔闲暇时的周末夜晚，我们会关掉所有的灯，点上蜡烛，唱几曲思乡的情歌，放飞自己的心情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有：赛纳、王小鹏、孙膑、李正梅、陈新红、曹荭、杜晓静、石秋萍、小荣、杜大力还有许许多多短暂居住来来往往的同事。我想那些因为访谈在“工运”停留过的人们肯定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充实而温馨的日子。
1994年7月，记者一组、二组从“工运”搬到军事博物馆租用的办公楼。男同胞和女同胞终于各自有了一间宿舍，女同胞们也终于有了一个有点女人味的空间。机房有了单独的房间，这下再也不会打扰睡觉的人们了。
编导们还在不停的熬夜。大伙在苦中求乐，在傻干中求乐。于是“军博”有了“三傻”：王大傻、陈二傻、邹三傻。据说要加入傻子系列还得有不少优秀的条件。具体什么条件得问访谈的老人栗严。
生活在继续，访谈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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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你而精彩／王文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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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拿起话筒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焦点访谈》中的一份子。说这话有点穷人乍富的感觉，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对于北广毕业的学生，进电视台是顺其自然的事，对于北大，人大这些著名高校的毕业生来说，成为记者也不算难。但对我来说，记者曾经是一个一度以为已经无法实现的遥远的梦。
1992年，我从一个理工院校的中文系毕业，分在一家国营企业的办公室当秘书。看了三个月的报纸，喝了三个月的茶水之后，我向领导递上了辞职报告。我不知道今后我到底想走什么路，但我知道眼下的路一定不是我想走的。
人家都说学中文的是万金油，我在私企卖过电脑，在外企做过文员，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始终找不到感觉，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提醒我：你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去拼，你要去做能够发挥你长处的工作。
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为什么一直对工作进入不了状态，也是这时候，要当一名记者的想法才开始清晰地在脑海中出现。
那年是1994年，传媒的发展还不像现在这样迅猛，报社和电视台的用人体机制也不像现在这么灵活，拐了不知道多少道弯托了多少人，我终于在省台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当我在1994年5月满怀好奇小心翼翼地第一次走进省电视台的大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标志着中国新闻改革重大突破的栏目＜焦点访谈＞在一个月前开播了，当然更意识不到我将来会与这个栏目产生什么关系。我那时只是一名省电视台的学习者，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里，因为那些老记者们对我说：打破头想进电视台的人太多了，你没有任何背景想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
我想留在这里吗？太想了。从我第一次摸编辑机起我就意识到这是我终身想要从事的工作，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而我在编辑和采访方面的悟性也让那些老记者称道。也许就是因此，我的“学习”期限一再延长。记得有一年的时间，我只做节目，不拿工资和稿费，电视上了不打我的名字，即便这样，我也一百个心甘情愿，我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我离开电视台，离开电视，让我多学点知识，让我多学点技能。我要感谢当时我们的新闻部主任南晓明（现在为珠海电视台台长），在我学习了一年之后，我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报道中的记者一栏里，虽然直到我离开那里时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临时工，但他却一步步让我担当起制作重要新闻的重任。
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你没有选择之前，什么都是可能的，当你决定了选择的目标，就意味着失去了其它的可能。我现在选择了做记者，虽然同时意味着我不可能出国留洋，不可能去经商，不可能去赚很多钱，但我丝毫不觉得遗憾，因为我喜欢成为一名记者，我找到了我真正喜欢也真正适合我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愉快的。
这期间，＜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成了我每天有空必看的节目，不管是敬一丹、方宏进的主持，还是关海鹰、赵微的采访，都成为我学习的典范。我几乎叫得上每一位焦点访谈记者的名字，记得每一期播过的节目，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离我太遥远了，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奇迹发生在1997年，对我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奇迹。
1997年初，我采访编辑了一个系列新闻报道＜120万元扶贫款哪去了？＞，领导让我送到＜焦点访谈＞，看看＜焦点访谈＞能不能播。当时是焦点访谈二组的副制片人叶小林看的节目，之后，他对我说：你这期节目做得很好，你想来焦点访谈吗？
就是这么突然，就是这么简单，这与我毕业之后积累的一些社会经验太不相同了，我跟叶老（部里同事对叶小林老师的尊称）几乎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我可以不送礼不请客，凭着一期节目，就可以登上中国电视新闻的最高处，对我来说，这就是奇迹。
当然我当时不知道，这正是从1993年开始的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正是一直以来新闻评论部所倡导的用人理念。
能在＜焦点访谈＞混迹六年，得感谢很多人，如果不是他们，我无法取得今天的进步。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和叶老一样，与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是他们都可以完全是出于对电视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来帮助我，他们的激情和理念，他们的前卫和沉着，在很长时间都感动着我，鼓舞着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走进＜焦点访谈＞的办公室看到的一张张笑脸，和立方、翟树杰、刘涛等等等等，我只是一个来试用的临时工，我是准备好了要先给老师们端几个月茶倒几个月水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到任何一个新单位都是这样开始新工作的。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却是那些亲和的微笑。这微笑打消了我初来乍到的拘谨感，一个星期后，我就出差拍片了，临走前，一位老师对我说：祝你成功！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新闻评论部的创始人之一孙玉胜（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在1997年评论部年会上讲过的一番话，他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个理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你们在座的来说，前四种需求基本上都实现了，所以我们做领导的，现在就要想方设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满足你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这话让我的心潮澎湃了许久。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热爱和追求。而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是多么难得。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是拍一节目，折一个节目。那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甚至曾经一度想到过逃离。而正是这时候，当时的制片人关海鹰（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关海鹰初看起来不苟言笑，深沉严肃，但实际上内心却极其耐心细致。当你拿到一个选题，他会先给你假设各种不利于采访的可能，让你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采访中间遇到阻力，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采取什么办法有可能取得突破；后期编辑时，他甚至逐字逐句地帮你改片子。随着节目一个个播出，我的情绪逐渐扭转过来，1999年，我做的一期节目＜吉烟现象＞竟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正如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在其著作＜＜焦点访谈＞红皮书＞中所说，在来焦点访谈节目组之前，我没有什么太出色的作品，个人也无多大的影响。但是在换了工作环境之后，我能很快一举夺得中国新闻的最高荣誉，站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领奖台上，这要归功于焦点访谈吸纳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的机制。
＜焦点访谈＞是“亿”人注目的栏目，每个在其中工作过的人都有自己的感悟，对我来说，因为有了焦点访谈六年记者的经历，我的生命变得丰富、精彩而格外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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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杨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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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改变了人生
“最近有事吗？”
“没什么事。”
“那我们这儿有个片子需要有个录音你过来帮个忙，大约十天左右，开车从北京到深圳，沿路采访挺有意思的。本来我想去；可我要做两会报道，头不让我去。”
“那行吧。”
“明天台里见面再说。”
这是我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昶在９５年3月初的一次简短通话，那时刘昶已经在〈焦点访谈〉工作了一年，他是节目的元老之一。
那时，我也不想在原单位干了，在外边谈好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去担任主录音师。该剧的导演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具票房影响力的电影导演，当时就已经声名显赫。能够跟他合作，对于我一个刚刚毕业一年多的年青录音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我是经过剧组再三选择定下来的。
不过，剧组何时开机还没定，出去半个多月，估计问题不大，所以我很爽快地答应刘昶的邀请。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不经意的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与《焦点访谈》合作的十多天是紧张忙碌的，但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这次拍摄让我大开眼界，我知道居然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领导没有任何架子，平时随便和下级说笑，谈起工作来命令下达简单明了，下级有不同意见不用顾忌领导的面子当场就提，谁对就听谁的；同事和同事之间都像是兄弟姐妹，为了业务上的事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说完就完转眼又谈笑风生，大家都是以诚相待，其乐融融。
回到北京后，我向单位领导请假去拍那部电视剧，遭到了拒绝。我终于按捺不住在心中憋了近两年的怒火，和领导闹翻了。我至今还没想明白当时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也许是刚刚感受完〈焦点访谈〉那种充满人文气息的工作氛围。应该说我的原单位也是一个带国字头的电视机构，但是当时那里的工作风气是你每天喝茶看报聊大天才是好同志，因为你安分守己。但凡你有什么新想法想干点片子，立刻就有人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
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人身心疲惫，我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只干过一个三十集的动画译制片，花了半个月时间，剩下的日子就是每天坐着。这对于刚离开校门想干点事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毕业分配时；我是放弃了留校任教，或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机会而选择了这家单位的，本以为这个单位虽然新而且小，但机会多，工作上成长得快一点，没想到事与愿违，这可能就是年青要付出的代价吧。
虽然我已决定离开原单位但原来的打算是拍戏，毕竟自己是电影学院录音系科班出来的，那时全国本科毕业学录音艺术专业的也就百十来号人，但是和《焦点访谈》的这次合作让我感到这里就像个家，也许我还不是个坚定的追求艺术的人，我还需要个集体，希望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刘昶的一个电话让我和〈焦点访谈〉有了第一次圆满的合作，让我放弃了艺术，选择了新闻，我决定加盟〈焦点访谈〉。
“来可以，上下对你反映都还不错，主任也同意，但有个条件，你得把你的头发剪短了，男的留什么长发。”
长发剪否成了加盟的唯一条件
和刘昶通话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中央台参加节目准备会。在会上才知道我参加的是〈焦点访谈〉开播一周年特别节目，〈焦点访谈〉记者一组制片人张步兵任总导演。当时整个节目组只有两个外请主创人员，一个是我担任录音，还有一个是节目撰稿，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当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说句实话，在会场上我的一头长发是显得有些另类，在介绍我的时候好像还有人特意说到了我的长发，说是搞艺术的，其实我留长发和我的职业没什么关系，也许太乍眼给张步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整个节目摄制过程中我和摄像栗严，王晓鹏一直在一辆伪装的运玻璃货车中进行隐蔽拍摄，在节目的编辑过程中经常需要车内车外进行平行剪辑。就为我的头发，张步兵一直抱怨没镜头可用，因为车内的镜头经常会出现一头长发的我，所以在整个四十五分钟的片子中只出现过我一个镜头，这还是张步兵不得以，因为要上人名介绍我。“关于长发——”这半句话是当时张步兵对我说的，它成了我加入访谈的惟一条件。
为了到访谈工作，我剪掉了头发。不过后来头发又慢慢长起来了，当然这是在张步兵调离〈焦点访谈〉组建〈新闻调查〉之后的事了。
其实，我的长发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1996年春天，访谈要做一期关于打击盗版牒的片子。当时的偷拍设备非常复杂，是一种眼睛式的，要在两个眼睛腿后拖上两根长长的传输线，组里的摄像都是短头发，让女记者去扮演买牒人在当时也不太妥当，而且主观镜头会很多，镜头单调，回来不好编辑，于是我的长发派上了用场。
我全副武装，在北京中关村地区拍摄了一天，效果不错，根据需要各种景别的画面都有。记得好像那期节目在摄像一栏中还打了我的名字。其实不用张步兵念叨，我的头发还是经常修理的，至不过间隔长一些。但近几年我的头发保持着一定的长度，那是因为敬大姐，敬一丹说我还是留长发好看，因为她第一见我就是留着长发，还是在９５年拍摄〈焦点访谈〉一周年特别节目的时候。
整整九年，在〈焦点访谈〉一说找一个长头发的男同志，没别人准是我——负责访谈后期合成的杨涛洲。
我的工作就是“打点工”
刚到访谈工作，我的岗位并不是后期合成，还是本行录音。一个十几分钟的新闻节目配个录音，显然是有点奢侈了，所以活不多，每天就是接接热线电话，拆拆观众来信。没几天张步兵看我有点闲，就跟我说现在录音的事也不多，你要不然学学后期合成。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本来我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的：我的专业是声音创作，自己再学会操机画面编辑，电视这东西本身就是通过视听表现，那我不全掌握了，艺不压身嘛。我想得挺美，没想到这一干就是整整九年。
后期合成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掌握设备，画面剪辑理论在电影学院也都学过，因为访谈经常要赶时效节目，没有大块的时间让我在合成台上练习，自己拿着说明书看得挺明白，一上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一个强调动手的活，有点像学开车，一旦掌握了非常简单，关键是灵活运用。
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原访谈记者二组的陈新红和曲长缨。平时没有机会练习，他们两人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拿他们自己不赶播出的片子让我做，让我独立制作一期完整的访谈播出节目，因为手慢经常耽误他们俩很多时间，但他们从没有抱怨过，而是鼓励我。如果说有我后来在访谈牢牢站稳脚跟，能胜任这个工作岗位，我想跟他们最初对我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这种帮助一直影响着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对待每一个新人都会给予他们最大的宽容。
我经常和同事开玩笑说我是个“打点工”，这个点就是指画面和声音的编辑点。
访谈的合成任务主要包括加片头，片尾前后演播室主持人评论；加各种人名，对白和说明性字幕；最后配音三部分，有时还要做一些画面特技和加音乐。要完成这些工作最终都落在一个“点”字，就是编辑点。一个电视作品后期制作是否成功，编辑点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访谈使用的特技大部分是要起到说明和提示性作用的，比如对比。在访谈很多节目中对事实的认定有一个前后比照以表现事件的发展变化，比较简单的手法就是平铺直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