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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使用的特技大部分是要起到说明和提示性作用的，比如对比。在访谈很多节目中对事实的认定有一个前后比照以表现事件的发展变化，比较简单的手法就是平铺直叙，虽然也可以完成事实的叙述但冲击力不够，我们一般会采取以下的特技：把需要对比的两个内容一前一后做画面替代，在讲完第一个内容之后，第二个事实的画面从右到左划入，覆盖前一个画面内容或者选择朴实的翻页在同一个段落对比，这样简单明了视觉表达直接，电视化表现强烈；还有一种是把两个不同的内容做挤压在同一画面中直接比照，虽然这种对比直观，但由于做过挤压画面变形比较严重，有时会丢失大量有用的新闻信息，所以采用不多。还有一种常用的特技就是突出，我们一般采用遮罩效果，就是把需要强调的内容突出，其它地方用半透明遮住。
在后期制作中，为了保护当事人，体现〈焦点访谈〉的人文关怀，还有一种常用特技就是遮挡。此外，对于声音的制作，访谈一直推崇现场环境声的使用，同期声是纪实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最近几年来访谈也开始使用音乐。音乐是一种完全情绪化的，主观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营造一种氛围，抒情也好，弘扬也好，紧张也好，悲伤也好，因此对于常规的访谈节目我认为使用音乐不太适合，容易打破新闻事实的客观性。
几件小事令人难忘
我的访谈之最——
没想到在〈焦点访谈〉工作九年，我还保持了一项记录——我的名字出现频率最高，当然这不是在正片中，而是在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中。在这九年中大约〈焦点访谈〉播出了３２００多期节目，粗略算算我大概合成了近２０００期。最初合成的人名字幕是打在制作一栏，９８年调整单设合成一栏。访谈后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负责录制主持人评论在演播室，由切换人员，摄像师，录音师，灯光师四人组成，在片尾字幕中体现在制作一栏，另一部分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完成，负责全部完成片的制作合成。在实际的工作中访谈的合成任务其实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为访谈是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如果天天都值班劳动强度太大，除了体力上的疲劳，主要是精神压力过大，经常赶播出，脑子里的神经老绷着，生怕自己手下一个误操作影响到片子耽误了播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惟一的舆论监督节目，任何的播出事故都是天大的事。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基本上每天一个人负责合成，但有特殊需要偶而也有俩人同时在岗的情况。至于在片尾的字幕中每天都是打两个人的名字，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省事，不用每天换，所以两个人的字幕就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没想到还不小心创了一个记录，至于亚军很可能就是我的搭档了。
终于当了一回领导——
在９８年的抗洪报道中，为了把每天前方最新的事件报道出去，〈焦点访谈〉记者几乎是倾巢出动，每天下午四点多才从各地传回到台里，由访谈中心组制片人孙杰负责编辑，我和另一个同志隔天负责合成。其中一天节目内容是〈空中看灾区〉，本来以为这是一期比较轻松的节目，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早上〈东方时空〉播过的。一切顺利差几分钟１９点上楼审片，我开始收拾带子，归置机房。突然一群人冲进机房，要改片子我一看表已经１９点２０多了，１９点３８分节目播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因为是抗洪报道每天都有新内容，所以都是当天做当天的节目，没有任何备播带。机房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乱作一团。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合成人员是要根据编导的要求对片子进行制作，但是情况太特殊了，我已不能照章办事，情急之中我顾不得照顾大家的情面，当了一回领导，大吼一声：“都别说话了，听我的！”立刻屋里安静了，我和孙杰马上把刚才节目制作中因为篇幅有限删掉的内容迅速补上，不够的再拿空镜头填，很快需要修改的２分多钟内容就好了，节目安全播出，这是我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次。也许是太紧张了，当夜一位在场的同事因为受到这个惊吓发起高烧达３９度多。
五天五夜减肉十斤——
２００２年为了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宣传需要，〈焦点访谈〉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也许是时间太紧了，领导在一个午夜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参与最后的制作，没想到这一进机房就是五天五夜。这期节目总长９０分钟，一共是三个编导，就我一个合成人员。因为节目重要，领导审片非常严格，一遍一遍进行修改，由于使用的是线性设备，每修改一次就要从来一遍，基本上是一天一版。三个编导还可以轮流休息，而我只能一个人扛着，这五天里每天我也就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但就这一两个小时还因为大脑太兴奋根本就睡不着，劳动强度之大是我到访谈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熬到最后一个晚上真是坚持不住了，凌晨四点多从燥热的机房出来，站在院里喘口气，任由寒冷的北风吹着，感觉舒服极了，忍不住地大喊：“这风吹得真爽啊！”弄得合作的同事直说我有病。五天五夜下来本来就不胖的我掉了十斤肉，至今未恢复。
第一部时政ＭＴＶ——
９９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在一片声讨中〈东方时空〉栏目组收到山东观众李永昌谱写的一首歌，叫〈不屈的尊严〉。这首歌词曲很恰当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于是领导决定马上录制准备第二天播出。歌曲录完音了，但还需要编辑画面，领导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要太讲究，铺上画面就行。时间很紧张，已经是夜里１２点多了，离播出只有不到七个小时了。我再次临危受命，和鄢蔓，张朝夕一头钻进机房开始制作。我们所有的素材都是从新闻中选取的，画面内容非常有限，好在我以前导演过几首ＭＴＶ有一些经验，这回终于派上了用场：调颜色，变速度，加叠化，做放大…，所有适合这首歌的编辑方法我们全用上了。片子准时播出，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东方时空〉四十五钟的节目还没完全播完，就有观众打来电话对刚刚播过的ＭＴＶ大加赞赏，随后来自各方的赞誉之声就源源不断，真是让我们兴奋，一夜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也算是我们对烈士的一种悼念吧。因为效果很好，这首歌在中央台反复播出，以至于台里其它部门又重新拍摄制作。应该说后来的一版画面考究，制作精良，视觉效果远远超过第一版，但好像其中缺少了一些味道。这首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作品，它是基于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新闻画面所反映的客观性还是比较重要的。在编辑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全部是采用新闻资料，这种手法在以前的歌曲制作中几乎没人使用过，最后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时政ＭＴ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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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与遗憾伴我前行／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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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访谈》，缘于王卓与梁建增两同志的介绍。
当时，他们是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的记者，与我相识已久。一日，王卓告我，说《观察与思考》将改版，正在招聘人员，问我可有兴趣参加。我在《经济日报》当记者，工作量极少，所承担的一周工作，两日就做完了，其余时间，无所事事，心情郁闷，故欣然前往应试。
当时要过三关，面视、笔视、口视。记得面视考官为梁建增，交上材料，他审核后就过关了。笔试题目是写一个策划案，发卷人为杨东，《观察与思考》栏目组的记者们监考。笔试合格后数日进行口试，口试则是由沈纪副台长、孙玉胜主任及其他一些部门领导和制片人组成的考核组进行，知我是经济日报的，沈、孙二人就问了几个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回答尚可。当日下午就接建增电话，告我已被录取，速来二组上班，当时他任二组组长。因应聘时对报社保密且不知自己能否适应电视台工作，又因人事关系、住房等诸多原因的牵扯，所以在第一年我一直是悄悄干。先是跟着王卓学习电视采访、拍摄的基本知识和熟悉电视片的制作过程。在这方面，他给我很大帮助，使我初步掌握了一些电视制作的基本方法，与他共同完成的节目有《讨债记》（反映企业三角债问题）、《返本销售能返本吗》（反映欺骗消费者行为）、《幼小的生命为何早逝》（上下集，反映伪劣产品致死婴儿问题），等等。其中《幼小的生命为何早逝》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在评论部评奖中获奖。
此外，第一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片子是与赛纳和朱邦录合作的片子――运城假破产案，讲的是山西运城一家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的问题，这个片子做得非常艰苦，编出来也很精彩。为此，在当地我们三人被几百人围攻几小时，难以脱身，只是靠了朱邦录假称上厕所，打了报警电话，我们才被解救出来。回京后，片子又经李东生副台长、杨伟光台长、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审片，并惊动了朱镕基、吴邦国等领导同志，他们都做了批示，人民银行还破天荒地为此片的播出发了公函，但最终也未能播出。孙主任只好将此片在全国新闻评论部主任会上进行了播放，算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其实，今天回想起来，遗憾的是由于播出受挫，评论部几年内就未能再涉及此类题材，直至2000年，才有同类题材的节目播出，而这几年间假破产、真逃债已蔓延成风，使银行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一年后，由于我在电视台工作在报社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索性我就放开手脚独立做片了。这时，赵微接替梁建增担任了二组组长。在她的帮助下，我也做了一些有影响的片子，如《焦点访谈》被朱镕基第一次公开表扬的片子《盗伐危及大动脉》等，但更多的是暴露了我的一些弱点，如节目主题分散，重点不突出，电视化不强等。为此，赵微曾多次指出并给予具体帮助，但当时由于我固执己见，改进并不明显，所以节目水平并没有大的突破。记得有一次，做一个养鸡检疫的节目，反复改了4次才通过。另一个国税局给小煤窑开增值税发票的节目，也改了3次才通过。显然，这种效率是无法适应《焦点访谈》栏目的需要的，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教训。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我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深感制片人赵微批评的正确。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离开经济日报，把关系转到了电视台。几年中，印象较深的还有李东生副台长的审片，既有原则又有个性，既一针见血又留有余地。对于我的片子，他经常的评价是事选的不错，但是编得总是该去的老去不掉，该强调的也没能强调出来。现在想来，他说的很对。可当时我总是和他争来争去，尽管后来也是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了修改，但因此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一半在于选题的成功，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早期的《焦点访谈》没有专职策划，题目主要是由记者自己找，一开始群众来信并不多，题目往往是被聘人员的“老底”，实在找不着，就翻报纸。后来随着对节目要求的提高和信件的增多，才成立了专门负责选题策划的中心组。从读者来信来电中寻找题目往往是独家的、没有结果的，比其他媒体报道过的更有吸引力、更刺激。作为一个记者的基本功首先应该学会选题，善于从众多的信息中筛选出可以报道的题目。
应该说电视对选题的要求比报纸和广播更高。因为，选题后它支出的成本更大、难度更大。选题不当，造成的浪费也会更大。在焦点访谈十年中，我的节目绝大多数是自己找的题，基本上没有空跑的现象。记忆中的两次空跑是这样的：
一次发生在刚做节目时，从某小报上看到湖南一个乡村学校向孩子们征集各种各样的狗，因为学校和广东的一家餐馆签了协议为餐馆提供狗肉。所以要求孩子们每人必须交狗若干，不交不让上课。于是孩子和家长就绞尽脑汁去找狗。应该说，这个题目做节目还是很有看头的。可是，当我们赶到当地后，由于报纸的报道，学校已停止了收狗，没有了可供拍摄的热闹场面，只好放弃。仓促间改拍了一个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只给农民贷猪的节目。由于经验不足，这个节目拍的很难看，最后没有播出。尽管当时的组长梁建增给报了全部的费用，并说没关系，但我内心里一直很内疚。
另一次是去山东菏泽拍当地领导为了政绩贷款交税的事，由于举报人突然变卦，节目没有拍成，好在及时撤离，只浪费一趟车票钱。回过头来看，也是有教训的。第一次，没有了收狗的热闹场面，节目也是可以做的，如果发生在今天，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件事本身就是光靠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二次，由于举报人是一个朋友联系的，所以深信不疑，结果出了差错。这就告诉我们，对选题一定要敲死，即使是朋友提供的，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2000至2002年间，在《焦点访谈》我还担任了两年策划，受益匪浅。在这两年间，我参与策划了纪念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十集专题片《岁月回响》及党的十六大系列报道等节目。为加入WTO、申办奥运、春节特别节目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所有这一切，使我对电视的规律和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在《焦点访谈》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报道山西临汾矿难瞒报事件，评论部给了我很多荣誉，实际上也是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未来的第二个十年中，我将一如既往，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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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图册／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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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我们这行的走南闯北，一年有一半儿的时间在外面奔波，今天在东北，明天可能就飞到了海南。所以如果要想把自己一年中都去过哪些地方说的一清二楚，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为了记住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事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据说，有的人每次出差都把登机牌悉心保留，几年下来，登机牌已经可以贴满一面墙了，蔚为壮观；有的人专门收集宾馆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经济发展的宣传小册子，一来二去，成绩也很斐然，足可以出一本中国县市概况全书；据说，还有的人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先把宾馆房间里的火柴盒扔进箱子，日积月累，差不多都能开个小型的火柴专卖店了。。。。。。由于我住的地方小且经常转移“阵地”，所以凡是需要空间的“记忆方式”就全免了。我只用手头的一本《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
说起我的这本《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还要从我的“理想”和“抱负”说起。
我在读书的时候心就挺“野”的，一心想做个旅行家，一见到诸如“身在异乡不是客”、“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等类的诗句话语就特别有感觉。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游历大江南北，遍访名胜古迹，欣赏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去感受“暮鼓晨钟”“人在天涯”的心境。。。。最好，还能遇到刻骨铭心的爱情。
到中央电视台做记者，使我的“野心”的实现成为可能。记得刚到评论部，我兴高采烈地买来这本《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当天晚上就对照着一本“旅游指南”把所有的名胜古迹都用蓝笔做了标记。心想：以后，凡是到过的地方，就用红颜色把它涂掉，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五年内把所有的蓝色都“消灭”掉，以红色取而代之，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一晃我在评论部工作整整8个年头，我的《旅游地图册》也已是面目全非。随着足迹所至，红色已成为五颜六色的“大公鸡”身上的主色。可是仔细一看便会发现，“蓝色依旧在，几度周边红”。原来，五年当中，虽然所到之处不少，旅游胜地也去过很多，但是由于每次出差几乎都是任务急，时间紧，采访结束后便匆匆打道回府，即便是到了旅游胜地，也无暇去名胜古迹“到此一游”，领略那里的好。于是地图上便形成了红色包围蓝色的局面。那一个个蓝色的标记，在我的眼里就像是一个个固若金汤、攻之不破的城池，引发我一声声无可奈何而又无限向往的叹息。
当然，这本地图册记录了我的蓝色叹息和无奈的同时，也记下了我走过的“历程”：
离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很近的那片红色是云南省的昆明市和禄劝县，这两地之间的公路昆禄公路，是国家二级公路，为了调查《公路缘何变豆渣》，我在两天之内在这条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六次；和亚布利滑雪场近在咫尺的那点红色是黑龙江省的大豆之乡海伦，我曾经在一周之内两次到那里《追踪假大豆》。。。。。。
在黄果树瀑布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