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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去河北新乐调查假冒伪劣电热毯从一窝点暗访出来后半小时当地一小餐馆门前正准备进去就餐，谁想此时那位造假者带了两个人骑着摩托突然出现挡住了去路，开口就问：“你们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怎么觉得你们不像……”说着，眼睛不时地盯着摄像王守城手里的皮包。我们意识到他们一直在跟踪尾随，可能我们的暗访已被怀疑。这时，老辣的守城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藏有偷拍机的“老板包”，拿出了烟递了上去，对着来者一脸的真诚：“在这儿碰到了，就一起吃顿饭吧？我们请客！”……来者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推托说还有事，稀里糊涂地走了。谈笑间，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吹牛
几年前网上有则消息，说的是黑龙江省林甸县某农民通过村里在山西买回十九头奶牛，这些牛买回后就越来越不牛了，后来大庆市的一家报纸说农民被骗了，牛是被焗过油、镶了牙的，甚至还是丰了乳的！不久，当地电视台也对此时做了报道。这样的题材即使不是独家新闻，也是焦点访谈难得的选题，于是，按照报纸上的地址人名，我们千里迢迢还真就找到了那位买牛的农民，可一见那些牛我们疑惑了，眼睛急得上了火，瞪着火眼金睛，还是分辨不出这些牛哪里焗了油，哪里镶了牙，哪里丰了乳。
老农拉出一头牛，指出背部一片巴掌大的花斑说：这里刚买回来的时候颜色好像比现在深一些，一定是焗过油的。还说那两头牛的奶盒子原先比现在大，现在产奶量也少多了，当初可能是丰了乳了。老农说他从来没说过牛镶过牙。其它的再也指不出别的了。随后，记者调查了村里其它养牛户，咨询了县畜牧站的专业人员，当再次询问老农时，他说了真话。原来这些牛主要是村里垫资买来发展当地畜牧业的，农民靠牛产奶还款。其它农民都修建了牛舍，用精饲料科学喂养，产奶量正常，而这位老兄粗放喂养、管理不善，奶产量低，还款压力大，就到当地工商局投诉，希望以这种方式得到补偿。这件事被大庆市某媒体的一位记者关注，而偏巧这位记者前些年因写过林甸县的失实报导受过处分，心中有结，报纸的消息刊出后，当地电视媒体也未深入调查取证，就这样，仅仅是未被证实的小小疑点就被有意或无意地无限夸大，无辜的奶牛也就潮流了起来：焗了油、镶了牙、丰了乳，赶上了美体潮流，成了时尚的“人造美牛”了。
真是有心载花花不放啊！回来后，有朋友说：大老远的跑去，花了四五天时间，费了半天劲，节目都没弄成，干你们这行可真不容易哇。嗨！苦虽苦了点儿，乐子还是有的嘛！毕竟牛皮不是吹的，“访谈”不是编的，还是要——用事实说话。
…
我跟警察打交道／再军
…
《焦点访谈》十岁，我陪它走过了九年。
有人说我在《焦点访谈》这些年总跟警察过不去，无论是公路三乱、交通肇事还是刑讯逼供，似乎这些批评报道的主角都是警察。但是，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这纯属偶然，因为《焦点访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记者的采访是不分行业、不分区域的。就是说，一个记者不只采访某几个行业和某几个地区。我在《焦点访谈》的这些年，从来不挑选题，因此也就谈不上跟谁过不去。但细想起来，无论是对观众而言还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在这些年的记者生涯里，印象最深的还真就是几位“警察叔叔”。
黄警长——遇到的第一个“神探”
我跟整个警察群体的交往，是从与一位黄姓警长的接触当中开始的。
每到春运，火车站周围就成了票贩子的天堂。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因为市场的存在，票贩子还是屡打不绝。1997年上海火车站也是一样。
当时全国的一些窗口行业，比如公安，交通，铁路，银行等等，承诺形成了一股热。台领导和我当时的制片人梁建增有这样一个想法，《焦点访谈》应该在这样一个社会“热”现象后面有一点“冷”思考，于是，我带着审慎和质疑选择了铁路系统。因为铁道部当时向社会推出10个服务标兵窗口单位；上海火车站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上海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上海火车站在春运期间秩序井然。但是我们也看到另一种现象，在火车票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上海的票贩子活动也很频繁。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票贩子手里并没有票。在“全国十佳火车站第一名”的窗口形象和铁道部的郑重承诺之下，这里会不会存在不为人所知的某些“隐情”呢？
于是，我们物色了票贩子，准备探个究竟。当然是采取暗访的方式。我那次的搭档是同期进台的白河山。我们和票贩子一起排队在窗口买票。票贩子在前，我在中间，小白带着暗访设备跟在后面。距离售票窗口还有七八米的时候，我们突然被几个“从天而降”的人团团围住。只听得有人大喝“我们是警察！”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把票贩子、我和小白我们三个人扭住，不由纷说连推带搡带到了一个办公室。其中一个警察告诉我，他姓黄；职务是警长。
“据我们观察，你们不像是真要买票的人，”黄警长说。
呦！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毕竟上海”，我想。时至今日我也没搞明白，我们在什么时候，露出了怎样的破绽。
“说说吧，从哪儿来，干什么的。”
“我们从北京来”，我把身份证给递给了黄警长。为了能够顺利暗访，我们不能轻易暴露真实身份。
“既然证明不了自己是干什么的，那只好先委屈你们在这里呆一阵子。”说完，黄警长带着那个票贩子扬长而去。
过了一小时
又了过一小时。
黄警长一去不回，问别的警察，都说不知道他在哪儿，问能不能走，都说不行。
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和小白强压怒火。在我的再三请求下，另一位警察允许我往北京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我暗示“梁片”当时的遭遇，请家里人“营救”我们。
又过了一会儿，黄警长一脸笑容地回来了。“误会，误会，”他连连说。
后来我们知道，黄警长审了半天那个票贩子，一无所获就把他放了，但却把我们给“忘”了，直到北京打来电话。
人获得了自由，采访却泡了汤。
于是，我们在上海休息了两天，买了一些新衣服，换了一身打扮，回到了上海火车站。准备继续进行我们的采访。不料，第一次跟我们打交道的票贩子，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认出了我们。
“不要卖票给他们，他们不是买票的。”他大声嚷嚷。
坏了，这家伙怎么也像黄警长似的。我暗想。
这时候，一直跟着我们采访，曾经当过十年列车长的朋友“大老赵”，抓住这个票贩子，拎到一个墙角：“别乱叫，再叫我就废了你！”人高马大的他一声暗喝，“乌鸦嘴”于是无声。
从头再来。于是物色票贩子，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后，到了窗口，票贩子用上海话咕哝几句，窗口那边就递过来了两张第二天到北京的卧铺票。要知道，此时的电子显示屏上写着“三日内北京无票。”
“多少钱？”采访还没完，我问票贩子。
“不要钱，不要钱。”票贩子的回答让我一愣。
“我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反正你们也要吃饭，不如到我哪去吧。”票贩子一脸的恳切。
难道还有什么花样？或者跟铁路内部的人接头？我们三个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跟了过去。
这是一个不大的饭馆，里面摆了四五个小桌子，环境看上去还过得去。但一看菜谱我们就都傻了眼：一碗阳春面30，一听可乐30，一盘炒白菜40。。。。。。
“大哥；我们也不容易；挣点钞票还得分一半给买票的；看上去；你们也像吃饭能报销的；您看是不是多少点几个菜吃吃；发票好说。。。。。。”票贩子讪讪地说。
原来票贩子就是这样把火车票的差价，巧妙的加到了餐费里。对于出公差的人来说，那一部分代价显然在吃喝当中消化掉了。
上海的文明程度令人惊讶，连票贩子挣钱的方式都透着和善，透着人文。
既来之，则吃之。我们随便点了两个菜，买了一听可乐，没想到竟然花了150块钱！结完帐，我们急急忙忙从小饭馆里出来，到对面的一个快餐店回放拍摄的暗访素材。清晰的声音和完整的画面再现了刚才那一幕。
那期《暗访铁路承诺制》的节目两天后播出，引起一片哗然。铁道部自不必说，其他作出承诺的窗口单位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几天后，铁道部责令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上海火车站派人到铁道部来说明情况，铁路内部称之为“交班”。北上的阵容可谓不小，一共来了了四十多人，在铁道部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边看节目，一边说明情况。后来，在铁道部宣传部领导再三邀请下，我还和上海站的人见了面，他们表示虚心整改，铁道部的领导也感谢中央电视台对他们工作的监督。
事过多年，我对黄警长之神通仍然记忆犹新。在春运期间的售票大厅，在拥挤不堪的环境里，很快能够判断出哪些人是真正的旅客，哪些不是，业务能力的确过硬，真可谓“神探”。
但有一件事，令我们回不过神儿来，我们被留在警察的办公室里好几个小时，票贩子怎么能轻易脱身？他该是真正的“犯嫌”。还有，我们再次回访的时候，票贩子马上就知道了我们的意图，是谁透露了消息？如此看来，长时间泡在火车站的那些票贩子也够神的，难道，他们把黄警长也“拿下”了吗？只可惜，后来再也无缘见到黄警长，疑问也就这样一留好多年。
张金柱——罪责难逃的“特权警察”
张金柱是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罪犯，执行时间是1998年2月26日。
此人曾是一个民警，担任过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8月24日晚八点多，他酒后开车，在郑州市的金水路上，制造了一场人间惨剧。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当场撞死，孩子的父亲连同一辆自行车，被挂在张金柱的丰田佳美汽车下，一路狂奔，冲出去1500多米之后，在众人的拦劫下车才被迫停下。
1997年10月13日，《焦点访谈》播出《逃不掉的罪责》，披露了张金柱撞人逃逸案的全过程。作为这期节目的采编者，在片中，我采访了大量的目击者以及幸存的被害人苏东海，当然还有张金柱本人。节目播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开车肇事后逃逸的人被人们统统叫做“张金柱”。
对于执法犯法警察的采访向来不易，张金柱案尤其如此。
寻找交通事故目击证人是采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我记得当时辗转物色到了七位现场目击者。但就在要采访的时候，有六个人打了退堂鼓，能够接受采访只有一个人，他是位老党员，曾是个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在好莱坞警匪片中才能出现的镜头却在郑州的街头上演了”。对于那些不肯站出来作证的人，我想他们顾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张金柱本人身份的特殊。就因为他是一个警察，一个身居要职的警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警察一般都是有“特权”的人。
张金柱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下如此嚣张？警察的身份是否能让司法维持应有的公正？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需要破解的一个个问号。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多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肇事的那辆丰田佳美，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给张金柱的。车主远在广西，车却挂着河南的牌照，而且，是一辆报废的北京吉普的牌照，这个情况当时警方并不掌握，是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公安局政委驾着一辆来历不明的车，牌照也是用的别人的牌照，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特权作用的结果，一般老百姓行吗？
还有一个细节，从张金柱的履历表中我们看到，他曾在部队里当过修理汽车的技工，这不仅能够证明他有很好的驾驶技术，而且，对机械性能也有超出一般人的了解。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可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位警察，肇事之后，拖着人一路狂奔，那这个人不仅可称作“丧尽天良”，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这跟他的特殊身份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那期节目的搭档是一位资深记者，叫杨明泽。张金柱案的特殊性考验了我们作为记者的基本功和职业良心。事关重大，一头是命案，一头是有领导职务的警察。这给我们的采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采访要细致入微；经得住方方面面的审核。
采访张金柱是节目的必须，经过争取，我们在郑州看守所见到了他。见面之后，张金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借故自己身体不好，怀里抱着氧气袋，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后来我找到看守所里的狱医，他说张金柱是心脏的确有点不舒服，但并无大碍。既便是这样，我们作为记者，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强行采访，哪怕他是个犯罪嫌疑人。
为打破僵局，我和杨明泽先跟张金柱聊别的事，让他放松心理戒备，说说自己的真心话。张金柱却一直摇头，没有说话。等我们收拾好采访设备，即将无功而返时，他嘴里嘟囔了几句话，他说，这点小事就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应该给我一机会。这番话后来被《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用在《逃不掉的罪责》这期节目的结尾，引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一些人说，包括张金柱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被处以极刑，是新闻报道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是被媒体和舆论杀掉的。这也便是为什么他在1998年被执行死刑之后，有关张金柱的话题仍然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原因。
当然作为跟踪报道张金柱案全过程的记者，我对这种说法很敏感，也很在意。直到现在，法学界对张金柱是否应该判死刑有争论。其实，对一个案件，一个判决存有争议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法制环境的宽松，法学界的活跃。但是说《焦点访谈》杀了张金柱，于法无据，与事不附。很显然，张金柱如此的结局，既有法律的庄严审判，也包含了民意的道德谴责。如果说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上，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一些媒体发挥了作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前不久沈阳的刘涌黑社会案，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没有民意的集中反映，结果如何，怕自有公论。换句话说，《焦点访谈》不介入的话，张金柱能不能死；这反倒值得深思。
今年2月，我所在的《声音》栏目讨论了一个话题，是发生在吉林的“王有才梯子案”。住在二楼的一家人；因为一楼的县机电公司不让走室内楼梯；只得在室外自搭木梯；而且一走就是六年。当事人王有才跑遍了所有可能的机关，结果都一样，没法解决。我记得一个法学教授在分析这个案子时说得得非常好，她说一个好的法律一定和民意的判断是一致的。
2003年7月我接待了一位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的学者，中文名子叫李本，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司法体制和舆论监督。李本教授在美国经过调查了解和检索，把我在《焦点访谈》一些报道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他对我的熟悉程度超过我的想象，特别对我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复述，准确的令我感到惊讶。
张金柱案也自然成了李本教授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探讨，他得出的结论和我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如果媒体干预司法首先是法制的不完备，其责任不在媒体本身。媒体的职责是披露真相，换句话说，媒体只对真相负责。让执法者感受到不公平执法可能带来的后果，正是媒体公众良心的充分反映。与许多案件一样，张金柱案的披露和被公众持续关注，是媒体的成功，更是法治的胜利。
在不同的场合，我见过张金柱四次，其中一次是正式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在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被带离法庭和我对视的那一瞬间。恐惧和无奈充满了他那张涨红了的脸。人们说他的眼里应该充满愤恨，但是我当时没有感觉到。
张金柱作为罪犯伏法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张金柱给我本人、给法学界、给广大社会留下的话题还没有结束。他也就成为我在《焦点访谈》九年多的时间印象最深的警察。
％％％苗义河——不打不成交的山西交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