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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对语言的完全
曲解——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
不解的了，而同时也很少有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地体现整个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在其
它地方一一样，是被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
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的。这可算
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使我们提防那些用《以新自由代替旧自由》的诺言来诱惑我们的
人。在我们当中，甚至也有“为自由而计划的人”允诺给我们一种“团体的集体自由”，
这种自由的性质可以从下面事实中推测出来，主张这种自由的人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
“当然，有计划的自由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早先的一切（原文如此）形式的自由都必须被
取消”。这句话是从卡尔·；曼海姆博士的著作中引证来的，他起码是在警告我们，“一
个以过去时代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碍人们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障碍。”但他
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和极权主义政治家门口中的自由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像后者所说的
自由一样，他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
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了极点。
在这一方面，一大批德国哲学家早就为这种歪曲词义的作法进行大量的铺垫，好些
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的功劳当然也不小。但是字的原义被改成相反的意思使其成为极权主
义的宣传工具的，不仅是自由这个名词。我们已经看到了正义和法律，权利和平等是怎
样遭到同样的命运的。类似这种遭到窜改的词语几乎包括一切普遍应用的道德和政治方
面的名词。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窜改字义的作法所达到的规模，很难
体会到它所引起的混乱和它对任何理性的讨论所造成的障碍。必须亲眼看见，才会理解
怎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两个兄弟中的一个接受了这个新信仰，过了不久，他就好
像在说另一种语言似的，以致他们相互之间要进行任何真正的沟通都成为不可能了。因
为这种窜改说明政治理想的词义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是一神奇意识或无意识他用来指导人民的技巧，所以，这种混淆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
这种过程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
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
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
※ ※ ※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
也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己经看到，何以强制不能只限于使人民接受成为据以指导一切社
会活动的那个计划的基础的道德准则。由于这个准则的许多部分永远不会得到详尽的阐
述，由于指导性的价值尺度的许多部分只隐伏在计划之中，因而计划本身的每个细节，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如果要人民毫不迟疑地支
持共同行动的话，就得使他们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
确的。因此，那种必须使人遵守的官方信条就把关于那个计划所以为据的有关事实的一
切见解都包括在内了。对于这个信条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表示怀疑都是必须禁止的，
因为它们容易削弱公众的支持。这正如韦伯夫妇在报道俄国每个企业的情况时所说的：
“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
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当所表示
的那种怀疑和担心涉及的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时，那就一定更会被
当作阴谋破坏来看待。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
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部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
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
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
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
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
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同其它国家的情况作不利的对
比的根据，关于实际采取的方针是否可能有替代性方案的知识，可能说明政府没能履行
诺言或没能利用机会来改善现状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止之列。因此，对信息
不加以系统管制，不强制推行统一意见的领域是不会有的。
这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
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很容易观察到并且由经验充分证实了的是，在直接涉及
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
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
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
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
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对意见的极权主义式的控制也扩展到那些初看起来似乎没有政治意义的课题上去了。
有时很难解释清楚，某些学说何以应当正式禁止，而何以其它学说又应当予以鼓励，并
且，奇怪的是，在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中，这些爱憎都显然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各种不
同的极权主义制度好像都共同地深恶那些以较为抽象的形式表现的思想——我们科学家
当中的许多集体主义者也都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厌恶。无论把相对论说成是“犹太人对基
督教基础和日耳曼人物理学的一种攻击”也好，还是说它受到反对是因为“它同辩证唯
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矛盾”也好，总之，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不管某些数理
统计学的定理之所以受人攻击是因为“它们成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并且
是作为资产阶级仆从的数学的历史角色的产物”也好，还是整个这门学科遭到诋毁是因
为“它没有提供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也好，这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纯粹的数
学似乎也同样遭到攻击，而且，就连有些人对连续性所持的某种意见也能被归因于“资
产阶级的偏见”。据韦伯夫妇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有这样
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拥护党，我们在外科学中拥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
纯洁性”。这同在德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国家社会主义数学家协会杂志》里充满了
“党在数学中”的标语，并且，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莱纳德
用了《德国物理学四卷》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他的毕生事业！
斥责任何只为活动而活动，没有远大目标的人类行为，这是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的整
个精神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同样为纳粹党徒、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
分子和共产党人所痛恨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
绝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未作规定的结
果。它会产生某种新的、在计划者的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东西。这个原则甚至扩展到了
游馆和娱乐上去。我要让读者猜一猜，究竟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官方用下面的话来
劝戒下棋的人：“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下棋的中立性。我们必须像谴责‘为艺术而
艺术’那样永远谴责‘为下棋而下棋’的那个公式。”
虽然这些畸变现象当中有某些部分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我们还必须随时警惕
着，不要以为它们只是与计划的或者极权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无关的偶然的副产品而置
之不顾。它们并不是那样的。它们正是想要用一个“整体的单一概念”来指导一切事情
的那个愿望的直接结果，正是不借用任何代价来维护那些要人民经常作出牺牲来为之服
务的意见需要的直接结果，正是人民的知识和信仰是用来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的工具这
个一般概念的结果。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
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
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
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只
有个人的良心才能判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它的证据（或者提出证据的人的身份）会成为一
种信仰的理由；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
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的行动有迫切需要的关头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
由此产生出来的一般的思想氛围，由此酿成的对于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对
真理意义的意识的丧失，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对理性信念所具有的力量的信心的消逝，以
及在每个知识分子中听存在的意见分歧都成为须由当权者加以决定的政治问题的这种情
况，这一切都是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会到的——任何简短的叙述都不能够表达它们的程
度。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对思想自由的厌恶，不只在极权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才发生，
而是在所有地方抱有集体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在仍保有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中被
拥戴为知识界领袖的知识分子当中，都能够发现的事。甚至不仅最粗暴的压制也会得到
宽恕，如果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作出的话；甚至还有一些自称代表自由主义国家的科
学家说话的人公开主张建立极权主义制度；而且不容忍也同样受到公开的赞扬。我们最
近不是曾看到一位英国科学家竟为“迫害异端”辩护吗？因为照他看来，“当这种做法
保护一个新兴的阶级时，对科学是有利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当然是和那些导致纳粹分
子迫害科学人员，焚毁科学书籍，并且有系统地铲除被征服的民族的知识阶层的见解没
有区别的。
※ ※ ※
想把一个被认为是对人民有益的教条强加于人民身上，当然不是一件新奇的或我们
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事。不过，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想用来为这个企图辩护的那个论据却
是新的。据他们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为群众的意见和爱好是被
宣传、广告和上层阶级的榜样以及其它必然强使人民的思想循规蹈矩的环境因素塑造而
成的。从这一点得出的绪论是：如果大多数人的理想和爱好都一直是由我们能够控制的
环境形成的，那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力量来把人民的思想转到我们认为是可取
的方向上去。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
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
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但这
并不是说，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专门享有这种思想自由的人。它决不证明，
某些人有要求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权利的这个假定是正当的。由于在任何
一种制度之下，大多数大都在服从某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这种情形和每一个人必须服
从同样的领导没有差别，这是思想完全混乱的表现。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
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
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
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
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
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
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
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
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给思想的
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
的矛盾。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
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
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
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
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一切集体主
义学说的谬论和它对“自觉的”控制或“自觉的”计划的要求，才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
要求，即某个人的思想应支配一切——虽然只有对社会现象作个人主义式的探讨才会使
我们认识到那些指导理性成长的超个人的力量。因此，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
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
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一切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绎勒·；范·；登·；布鲁克
把国家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对理性的反叛，是一个没有思想背景的反理性的运动，
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果真如此，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就此它实际的危险性要小得多。然而
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真理，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了。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
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曾参加过的一个过
程的顶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出发点的前提，不能否认的是，那些建立新学说的
大都是具有强大影响的著作家，他们的思想给整个欧洲的思想留下了烙印。他们的体系
是持续不断地发展时。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
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它的实现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遗迹，都被清除一空。
虽然是德国思想家领导了这一发展，但绝不能说是他们单独搞的。卡莱尔和张伯伦
·；孔德和索雷尔在这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与任何德国思想家相媲美。巴特
勒最近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的研究中，对德国国内的这股思潮的发展作了很
好的探索。他的研究表明，这股思潮在那里保持一种几乎不变和不断重复的状态已有15
0年。这种情况虽然相当可怕，但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思想在1914年以前在德国的重要性。
其实，这些思想比其它任何民族和观念更加分歧。并且总体上讲，它们只代表了少数人，
正如在其它国家里一样，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极大鄙视。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反动的少数人所持的这些意见终于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并且，实际上得到全体德国青年的支持呢？导致它们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