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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降低价格或生产者收入时，他会决定是否允许某个国家创立某种新的工业，或是
否禁止它这样做。当他“保护”那些他认为是特别托付给他照顾的人民的生活水淮时，
他将剥夺许多处境更坏的人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改善其处境的机会。如果由此控制
了所有重要原材料，那么在没有得到控制者的准许的情况下就的确工会有新的工业，不
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着手去从事新的风险投资，没有一种开发或改进计划是他们的
否决权所不能破坏的。在旨在“分配”市场的国际安排方面也是如此，而在控制投资和
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要是如此。
如果观察那些装做是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的人、我们会发现那是很出奇的，他们抓
住一切机会嘲笑那些相信建立国际政治秩序可能性的人的“乌托邦主义”，但对经济计
划所带来的、对各个民族生活的远为直接的和不负责任的干涉，反倒认为是比较切实可
行；他们并且相信，一旦一种从未梦想过的权力被赋于一个国际性政府，即那种刚才说
到过的、甚至不能实行一种简单的法治的国际性政府，这种较大的权力将以如此无私和
明显公正的方式得以使用并足以博得普遍的同意。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一目了然的话，那
就是，虽则许多国家可能信守它们所曾同意的正式规则，但它们绝不会听从国际经济计
划的指挥——就是说，虽则它们可能同意比赛规则，但是它们绝不会同意由多数投票来
决定它们各自需要的轻重缓急和容许它们的发展速度。纵使起初由于对这种建议的意义
抱有某种幻想，各国竟然同意把这种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但它们不久后就
会发现，它们所委托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任务，而是管理它们生活本身最为广泛的权
力。
赞成这种计划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不见得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
内心里的想法显然是：虽然大国将不愿服从任何最高当局，但它们将能够利用那些“国
际性”主管机构，以便在他们所拥有霸权的区域内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这里面的
确有许多的“现实主义”成分，用这种手法可以使计划当局披上一层“国际”的伪装，
这也许便于创造条件，使得唯有国际性计划才是切实可行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使一
个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强国独揽大权。但是这一伪装并不会改变以下事实：对于所有小
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有甚于丧失一部分明确规定的政治主权，它们还要完全地从属于一
个外来的强力，对于这种强力，它们不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
有意义的是，最为热心地拥护一种集中管理的欧洲经济新秩序的人，竟也像他们的
费边主义和德国的鼻祖一样，表现出完全漠视各小国的个性与权利。与在国内政策问题
上相比，卡尔教授在这一方面更代表英国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他的看法也已
经引起他的一位同行向他提出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问题，“如果纳粹对待较小的主权国
家的行径真的将成为一种普通形式，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那些留意过最近某些
在像伦敦《泰晤十报》和《新政治家》杂志这样大不相同的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
的言论已经在我们较小的盟国内部引起多少紧张不安的人，将不会怀疑，就连在我们最
亲密的明友们中间，现在这种态度也引起多少愤慨，并且如果听从这些建议者的话，战
时留下的善意印象又将多么容易烟消云散。
※ ※ ※
当然，那些这样轻易去蹂躏小国权利的人，有一点是对的：如果不管大国小国都在
经济领域内重新取得不受限制的主权的话，我们便不能指望战后有秩序或持久和平可言。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甚至在一国范围内还不曾学会善加运用的权力赋予一个新的超
级国家，要授权一个国际主管机构去指导各个国家如何使用它们的资源。这不过是说，
必须有一种权力可以制止各个国家有害于邻国的行动，必须有一套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做
什么的规则，以及一个能够执行这些规则的主管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所需要的权力主要
是否决性的，尤其是它必须能够对一切限制性措施说一声“不”。
我们现在普遍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经济主管机构，而各个国家又能同时保持其
不受限制的政治主权，这远非属实，实际情况几乎恰恰相反。我们所需要和能够希望实
现的，并不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手里，而是相反赋予它一
种更高的政治权力，它应能制衡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并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
时候，由于正是它自己不参与经济角逐而能够真正保持公平。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
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
它民族的行动。必须委托给国际主管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僭取的新权力，
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极度
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甚至比在一国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是，
应当由法治来严格限制国际主管机构的这些权力。当各个国家越来越成为经济管理单位，
越来越成为经济主体而不仅是监督人，任何摩擦也就都不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作为经
济管理单位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对这种超国家主管机构的需要当然也就变得更大
了。
在一种国际政府形式下，应把某些严格规定的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而在其它
各方面，应仍由各个国家继续负责其国内事务——这种形式当属联邦制形式。我们应该
不容许在有关“联邦”的宣传盛极一时的时候以一种全世界的联邦制组织的名义提出许
许多多考虑不周的、常常是极端愚蠢的主张来混淆这样一个事实：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
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
形式。诚然，联邦制只不过是民主政治运用到国际事务方面，是人类迄今发明的和平转
变的唯一方法。不过，它是一种赋予政府有着明确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治。撇开把各个
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集权国家这种更为不可实现的理想不谈（这种集权国家的吸引力是
远为显而易见的），它是实现国际法理想的唯一途径。我们一定不要自欺欺人地说，在过
去把国际行为规则称作国际法时，我们所做的已经超越了仅仅表示一气虔诚的希望的程
度。当我们希望防止人们互相杀戮时，我们不应满足于发表一个杀人是不合宜的宣言而
了事，而应给予主管机构一种禁止它的权力。同理，如果没有一个权力机构把国际法付
诸实施，就不可能有国际法。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权力机构的障碍主要在于一种认为该机
构必须掌握所有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的观念。但由于联邦制遵
循分权原则，这绝对不是必然如此的。
这种分权制不可避免地既限制整体的权力，也将限制各个国家的权力。不错，现时
流行的许多种计划也许会变成完全不可能。但分权绝不会成为对所有计划的障碍。实际
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
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它能阻止、或者我们能使它阻止多数种类的
限制主义。它使国际性计划限于那些能够取得真正的一致意见——不论在与之有着直接
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之间还是在一切影响所及的人们之间——的范围。那些能够由
地方实行而无须限制性措施的可取的计划形式是完全由地方自由决定的，而且决定权操
纵在那些最有资格对之负责的人的手中。我们甚至可以希望，在一个联邦内部，使得各
国尽量强大的那些同样的理由也将不再存在，过去的集权过程在某种程度内可能被扭转
不过来，而且把国家的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也是有可能的。
世人想通过把各个国家分头吸收进一些大的联邦制集团组织，最终也许把它们吸收
进一个单一的联邦，从而终于获得世界和平——值得回忆的是，这一想法并不是什么新
鲜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几乎所有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想。从常被引用的坦尼森的
“空战”幻想开始，接下来是人民在最后一场大战以后组成联邦的幻想。一直到18世纪
的末叶，这种联邦组织，的最后成功还仍然只是一种人们对于文明进展的下一个重大步
骤所抱的不断重复出现的希望。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可能还不充分意识到，一个由各
国组成的联邦组织对于他们的原则来说是一个何等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他们当中很少
有人不曾表示过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随着20世纪的来临，这些希望才赶
在“现实政治”嚣张之前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空想。
※ ※ ※
我们不应该大规模地重建文明。总的说来，既然避免了中央集权这种致命因素，那
么小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美好和更体面，而大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幸福和更美满，
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
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在任何地方，只要没有很大
程度的地方自治管理，没有对大众和他们的未来领导人提供一所国民教育学校，民主就
从未顺利运作过。只有能够学会对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事务负责并承担起责任时，只有是
近邻的觉悟而不是某些有关他人的需要的理论知识在指导行动时，普通人才能真正参与
公共事务，因为他们关心他所了解的世界。如果把政治行动范围搞得过大，以至于几乎
只有官僚机构才能掌握有关这一政治行动的必要知识，那么个人的首创性一定会减弱，
我相信那些诸如荷兰和瑞士之类的小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连像大不列颠这一类最幸运
的大国，都能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但是，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
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
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虽然为了确保完成其执行共同法的任务，这种起
国家机构必须很有权力，但是在设计这种国际机构的宪制时，必须防止国际当局以及国
家当局成为暴政机构。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有时也可能妨碍把权力用于合乎愿望的目的的
方法来限制权力，我们将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会得到的最
大的机会就是：战胜的大国自己也得首先服从一个他们所有权付诸实施的规则体系，也
许应该同时获得把同样的规则加之于他国的道义上的权利。
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对和平的一个最好保障。国际
范围内的法治必须保障国家不对个人、同时保障这种新的超级国家不对各个民族国家施
行暴政。我们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由国家”的散漫
联合体，而必须是自由人的国家的共同体。我们在很久以来辩解说，在国际事务中，要
想照我们认为是合宜的那样去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它国家不肯照着规矩来行事。那么，
战争行将结束，这将是一个机会来表明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并且表明我们自己也同样准
备接受那些我们认为为了共同利益有必要施之于他国的、对行动自由的限制。
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
办法。但是，这个原则的运用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并且，如果因我们在过于雄心勃
勃的尝试中滥用和苛求该原则，我们就不易取得成功。也许会存在一种把任何新的国际
组织搞成全方位的和世界规模的组织的强烈趋势，并且当然也会存在一种对于某种这样
的综合性组织——如某种新的国际联盟——的迫切需要。很大的危险在于，如果试图单
单依靠这一世界性组织，那就会把一切似乎值得置之于一个国际组织之手的任务都交付
它来负责办理，而它实际上不会足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任务。我始终确信，这种奢望
乃是国际联盟软弱的根源，在它（不成功地）试图成为世界规模的机构中，它不得不被搞
得软弱，而一个更小的、同时更为强有力的联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更好的工
具。我相信这些理由现在仍然站得住脚，并且在英帝国和西欧国家（也许还有美国）之间
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合作却是不可能的。一个联邦组织所
代表的比较密切的联合，也许其覆盖面起初甚至不能超越像西欧的某一局部地区那样狭
小的一个区域，虽则它可以逐步得到扩展。
诚然，形成这些区域性联邦后，各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为了尽量
减少这种危险，我们还得凭借一个更大的、但比较松散的联合体。我的看法是，对某种
这样的其它组织的需要，不应当成为那些在文化、看法和标准上很相似的国家之间紧密
联合的障碍，虽然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尽可能防止未来的战争，但我们务必不要相信我们
能够一举创立一个使得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一切战事都成为不可能的永久性组织。否则，
不仅是我们这种企图将不会成功，而且我们也许会因此而失去在更为有限的范围内取得
成功的机会。正如在其它大坏事发生时的那样，为了使战争在将来成为完全不可能而采
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坏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减少容易导致战争的冲突的
风险，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能合理地希望得到的一切。
结论
本书的意图不在于描述出一份有关合乎我们愿望的未来社会秩序的详细方案。如果
说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稍稍越出了它的基本的重要任务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
可能立即要面临一项任务，它要求我们建立一个也许要成为今后长久岁月的发展基础的
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行将到来的机会。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
它只能是一个新的、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
逐渐创造一个和过去25年中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现阶段上，一幅
合乎愿望的国内社会秩序的详细蓝图是否有很大用处，或者说，是否有人有资格提供这
幅蓝图，这至少是一个疑问。现在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来商定某些原则，以及使得我
们从不久以前曾支配着我们的某些错误中解脱出来。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次战争以前，我们确曾又一次到达过一个阶段，当时更重要的是
清除那些因人类的愚蠢而加诸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解放个人的创造力，而不是设
计更多的机构去“指引”和“指挥”他们——也就是说，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
不是去“计划进步”。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
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
是非做不可的。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
明智。
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欲
进先退。表现出这种勇气的，并不是那些信仰必然趋势的人，也不是那些宣扬一种只不
过是根据过去40年以来的走势而预测的“新秩序”的人，也不是那些除了效法希特勒之
外就没有其它什么想法的人。其实那些高声要求新秩序的人，也正是那些完全受那种造
成这次战争和造成我们所遭受的大多数祸害观念影响的人。如果年轻的一代人不怎么相
信那些曾支配过大多数老一辈人观念的话，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些观念
依旧他们实际上很少了解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的话，他们就犯了错或者误入歧途
了。虽然我们既不能希望、也无此力量回复到19世纪的现实中去，但我们却有机会去实
现它的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并非鄙不足取，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没有权利感到比我们
的祖辈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