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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书上没有痕迹的闲人，似乎名气没有上隐逸传的大，却仍然受到当时高级知识份子的推崇。比如现在叫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就在《梦溪笔谈》里称赞一个叫杜五郎的农民，“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那杜五郎的事迹惊动了当地县官亲自去拜访，那人很谦虚地对县官说：“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县官问他为啥不出门？他却说出了门的，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县官问他靠什么维生？他说靠卖药，但时有不济，“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问平时呆在屋里干些啥？答：“端坐耳，无可为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传教士达摩先生面壁十年的记录。问看书吗？答二十年前攻读过一本书，当时也颇喜欢书中议论，现在也忘了。县官观察到杜五郎“气韵闲旷，言词精简”，于是结论到：“有道之士也！”
这样的闲人已经不是简单的“闲”了，换句话说，他的闲不是一般的闲人闲得出来的，业已闲出了“道”。难怪沈大学问家听说这件事以后，“不觉肃然”。确实该肃然，就凭杜氏三十年足不出户，又不是植物人，或者瘫痪重病在床的，好端端一个正常人，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及？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抗非典，搞自我隔离，呆在图书满室的屋里，外加电话、电视、还可整日上网聊天，才两个星期就坐不住了。
然而，无论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也好，富贵闲人也好，都不是传统社会主流意义下的闲人。主流意义下的闲人是被迫当的闲人，是为生计所迫只好权作的闲人。历代文献小说里这样的人很多，成为一类非常典型的传统社会里的人物。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如，早期的有齐威王的优人淳于髡、汉武帝的优人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帮闲，以滑稽诙谐讨武帝喜欢，虽然地位不低，但也不算很富足，武帝赐他吃肉还得捎带些回家，弄得衣服上浸满了油迹，可见依然是靠当闲人在讨生活。类似的还有《水浒传》里的高俅，靠踢得一手好毽讨还是太子时徽宗皇帝的欣赏，后来徽宗即位，他也平步飞升，由闲人而当上了太尉。《红楼梦》里的贾政，身边就跟着一大堆宾客，陪着贾政聊天，尽拣最好听的奉承话，说得贾政满心舒服，被称为清客相公，眼睛盯着贾家有钱有势，除了蹭上几顿油大，更宏伟的目标是，倘若贾政有一天能官拜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官，他便可以成为贾政的幕府宾客，随之而入仕。可惜贾政运气不佳，官终于没能做大。《儒林外史》里的权勿用，景兰江也属于这类，吟诗作赋的水平比贾雨村差点，所以只能陪娄三公子一类混球装假斯文，官是别指望当了，因为娄三公子自己都没官可做，但饭还是可蹭来吃的，被称为“打秋风”，虽然一次酒后失态，被巡夜差役铐了去，到底人不算坏。坏的是《金瓶梅》里的应伯爵，依附于西门庆，给西门庆打烂条，想方设法霸占良家妇女。逮至近代，李吉人小说《大波》里的吴凤梧，从川边（今四川省甘孜依藏族自治州）巡防军一个管带（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下来，时时往满清四川总督衙门里的处级干部黄澜生公馆里钻，也是最会凑趣，陪着黄澜生摆龙门阵，无非想在省县衙门里谋个吏员干干。
不管怎么说，这些闲人的经济条件还不算太差，牙祭可以靠帮闲去蹭，家里总还有粗茶淡饭吃的，只是寡油少盐罢了。吴凤梧虽然埋怨天天吃“豆腐干炒韭菜”（一道有名的四川家常小菜），但豆腐干炒韭菜毕竟还下饭。等而下之者，是鲁迅笔下的阿Q、小D、王胡，穷得来不但常常揭不开锅，而且连个象样的窝都没有，却仍然属于闲人群落。他们闲的功夫在晒太阳，在太阳下面比赛捉虱子，这自然是为了节约能量，俗话说得好：“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这类穷苦的闲人在闲人队伍里占了最大多数，农村里尤其多。如果改革开放前你下过乡，准会有这样的印象，村头总有几条汉子在那里懒懒地晒太阳，一见着异乡人进村，他们会呆呆地望着你半天，这些人正是新社会农村里的闲人。
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一个新开辟的“湖”，其实是一个大型堰塘里划船玩。那天下午两点钟时，发现湖边土坡上有个戴草帽的农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上船，整个划船过程里，他都望着我们的小船。到了六点过钟，当我们下船时，他还坐在那个土坡上望着我们，等到坐上长途汽车后回首土坡，暮色中土坡上一动不动的黑色背影，还是那黑色的椭圆形草帽阴影，衬托着天边的红霞，成了一幅绝妙好图。这位新时代农村里闲人的闲功当然赶不上杜五郎，但也不错了。
《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里，把南宋首都临安的闲人队伍分成六类。一、食客，其中最本分，也最不象闲人的是所谓“馆客”，专门给富贵人家的子弟当启蒙教师。其他的则能陪主人谈古论今、吟诗作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在今天看来，他们不是中小学教员，便是艺术、体育界的专业人士，那时却只能依附在富贵人家作食客。二、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门门懂，样样不精，所以一事无成，只好陪富豪子弟“游宴执役，甘为下流”。三、四、五等谓之“闲汉“，干的多是为人写请柬一类营生，或者为生意撮合交易，比较差的，则为妓女拉皮条。至于第六类，就是街头的泼皮和地痞。
《梦梁录》没有列出女闲人于其中，是不是女的就没有闲人了？有！不但有，还大大地多。《水浒传》里为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就是。王婆比较典型，她代表了一大类诸如三姑六婆这样的女闲人，这些女闲人中水平比较高的是跳神巫婆一类，专为人怯病除灾，收取钱财，许多尼姑本质上也属于这类人，高级者奔走在达官贵人的深闺绣户之间，为吃斋信佛的太太小姐培训理论知识，或者担任心理医生。职业女闲人则是媒婆，就是现在的婚介所的工作人员，那个嘴巴可以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一般的女闲人则在左邻右舍、三亲四戚间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明清话本小说里描写的这类女闲人很多。
由此观之，闲人是吾国传统社会里一大特色，是中国文化里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用正统的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我国古代社会，往往忽视了闲人的存在，最多把《梦梁录》里的第六类列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把一、二类归入地主阶级的附庸知识分子阶层里，道理不是没有，但却忽略了一、二、三、四、五、六类闲人，还有女闲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一个“闲”字。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做文章，好象同样也可以按照《梦梁录》那样去定义西方的闲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闲人的中国特色？
问题出在产生闲人的渊源不同。如《梦梁录》所论，闲人的概念肇始于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三千人，皆客矣。”孟尝君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养食客者，有个叫冯欢的，家贫，听说孟尝君好客，便去依附他，他从要房住，要鱼吃，到要车坐，孟尝君都一一满足了他，可当他进一步提出要孟尝君给他一个家时，孟尝君不高兴了。孟尝君靠自己的食邑养三千食客有困难，就叫他去催收以前在薛地放的债，可他一到薛，便把债契一把火烧了，孟尝君大怒，把他召回责问，他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孟尝君建立爱民的形象，孟尝君听了后懂得了冯欢为他营造形象的苦心，便请他原谅。后来他说动了齐王恢复对孟尝君的信任，而就在孟尝君在齐王面前失宠之时，那三千宾客都不辞而别，只有冯欢一个人在危难时候帮助了孟尝君，孟尝君这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冯欢烧债契的先见之明，可见食客里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战国时候，养食客的不止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都养有上千人的食客。这些食客都是他们在政治斗争时的爪牙、谋士，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以后，养食客的风气扩大到大商人，如吕不韦，到一般的大官僚，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不象战国时期，王侯都有大的食邑，其经济条件足以支持庞大的食客群，后来的大官僚养食客的经济来源，少数来自自己的俸禄，多数来自朝廷的拨款，最多也不过象曾国藩那样养几十人而已，这样的食客组被称为“宾幕”。宾幕的形式推而广之，便是有钱人家里的三、五个清客相公，功能上则退化为富贵人家子弟找乐子、凑趣、出主意，当然，待遇也相应减少到蹭饭吃了。
由于原始食客大部分闲着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象孟尝君的食客冯欢那样，平时养尊处优，关键时刻看贡献，这样的习性被后来的闲人继承了过来，这才有了一个“闲”字。“闲”字到了两汉以后，靠老庄学说，又有了理论深度，于是闲人便闲得心安理得，闲得越发有水平了。
穷苦的闲人往往是历朝造反时的积极分子，即使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依然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农会就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后来解放初期土改时组织农会斗争地主，这些人也踊跃参加，他们闲得家徒四壁，甚至上无片瓦，却有的是空闲，如何不踊跃参加农会？所以后来进入农会领导班子的也就比较多。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里清理多吃多占，所谓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基层干部中，就有许多是解放前的闲人，其实把他们的搞腐化说成是阶级敌人拉下水实在是冤枉，那时地主富农在农村形同罪犯，有何资本来拉拢他们？他们之所以丧失革命意志，主要还是一个“闲”字在作怪。
解放后食客风气表面上消灭了，因为没有哪个人敢养食客，而且也养不起食客，但闲人的作风并没有绝迹，如果环顾周围的朋友中，或许你能够找到几个古代闲人的影子。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里的马大姐便是其中之一，马大姐退休在家以后在街道闲着无事，无事便找闲事，闹了许多笑话。比马大姐还要闲的是胖子潘大庆，一个在社会上鬼混的京师青年，似乎是闲人马大姐养的一个闲人，有事没事往马大姐家里跑，嘴里爱唠叨什么：“咱有钱人！”但“有钱人”常来马大姐家，目的还是一个蹭饭吃。
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也特爱串门谈天，虽说不是专门蹭饭，但闲谈的时间却特别充裕，有时可以谈上三天三夜。长夜清谈，却略无倦色。那时侯大家钱都不多，谈饿了就去小面店各付各的帐吃碗小面，然后继续开谈。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艺术，从科学到玄学，从历史到女人，总之，无所不谈。我曾经加入过这样的清谈小组，不能不承认在这些闲人活动里得到过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内中几个同学，天生的会凑趣，你任何专业，任何业余爱好的话题，他都能接上，还能够不失时机地启发你的表现欲，使你从谈话里感到自己的价值而快乐，他们真正有古闲人遗风也！后来太忙，加之在外地工作，也就自动脱离了准闲人的组织，但我仍然怀念那时虽然穷，却也快乐的闲人时光。最近十多年来，闲人同学们又创造了新的活动方式，那便是“同学会”。前年的同学会是庆祝高中毕业几十周年纪念，曾经向在美国的我发过邀请函，我自然无法赴会。后来听说大家租了一所渡假村在里面聚谈了两天两夜，而渡假村的钱是一两个大款同学付的，再也不是过去那样各付各的帐的窘境了，似乎其他人都成了大款同学的食客一般，复古也真复到了家。
古典的闲人生活于我虽然绝了缘，然而，……和这个论坛上大多数人一样，有了网，却又以虚拟的面目变成了信息化时代的闲人，谁说不是呢？
春日怀想录
〔文／梁惠王〕
一提起古文，很多人就要说唐宋八大家，我也曾拿了他们的文章苦读，却死活读不出感觉。简直是青菜豆腐，寡淡无味。明朝的后七子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我真想跟他们握手，泪眼婆娑地从咸咸的嘴里迸出三个字：“知音啊！”
古文里除了一些先秦经典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汉代的诏令了。读《汉书》的时候，每每遇到诏令，就有抄写和背诵的冲动，借用五四散文家们的口吻来感叹，就是“那是怎样朴茂渊雅的文章啊”，除此之外，我会觉得没有什么词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朴茂”这个词也是跟吕思勉这个老头子学来的，他虽然“博学”，却不够“鸿词”，胸中的单词量真的不大，读他的《经子解题》，谈到他自己喜欢的文章，他除了“朴茂”，还是“朴茂”。唉，也许真的只有这个词是最恰当的罢。虽然我想说，学者们读书固然很多，但是一碰到表达的时候，反比不上不学无术的“文学家”们，后者把无说成有的本领那真是天生的。
今天温经累了，又翻翻笔记，有一本笔记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七歪八倒的，我自己都有些脸红。你们知道，我的钢笔字是很牛比的，迄今为止我还没碰见一个熟人比得过我。有的人敝帚自珍，说我的不如他（她）的，其实他们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我的字要是不认真写，也是很烂的。比如这些字就比较烂，但那文章却极好，都是汉代的诏书，是我以前为了背诵的方便而特意抄录的。我抄书，一度因为有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实践了这么久，我才要学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句“我看不见得”。当然，好文章抄撮在一起，的确读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怀疑那句俗语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些诏书我曾经读得很熟，差不多都能背诵，现在竟也生疏了。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年轻的时候，宋词能背数千首，同一个词牌多的就能背几十首，甚至别人念一首词的前几句，我就知道它的词牌名。真是看不见的“财富”啊，那时我认为这些“财富”可以保存到死，“金城汤池，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也”。可是没想到现在也忘了十之七八，记性真不可恃！“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不服老不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怀疑这句话他老人家也是在老之将至的时候说的。
慨叹了一声，开始温习。读下去，停住了，文帝元年春天的一篇诏书很有意思：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古代人看见草木生长的样子，觉得它们应该很快乐，如果抛开阴阳五行哲学不管的话，这些看法还是很有想象力的，简直有点像童话。既然草木都这么快乐，有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过得这么糟糕，实在有点不应该。所以诏书里说要给这些过得糟糕的人发点救济品，让他们和草木起舞，也快乐起来。《诗经》里说：“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这是人艳羡草木无知无识，不像他们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但我要说一句，这虽然是诗，看法却稀松平常，溢不出我们大多数人的联想之外。反不如本应庄敬严肃的诏书更有性灵之趣了。
读到这里，于是我不读了，决定放下书本去踏青，看看草木畅茂，其乐只且。
好名的汉文帝
〔文／梁惠王〕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一代明君，后世士大夫们提起他，脸上无不露出一副温情脉脉的神色，显得非常陶醉。他们认为这样的君主才是封建社会罕有的亮色，足为楷模。说老实话，这点的确应该承认，文帝是比较贤明的君主，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可笑弱点，就是过于爱好声名，有时甚至达到了虚假的地步。
一个人爱好声名，看似是件好事，实则也很难说。较早的时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只要能留名竹帛，无不想实现而甘心焉。所以有钱的就铸个把大鼎，把大名往上刻；没钱而又自负其才的，或者去当门客，或者去当刺客。如果有老母要赡养，不得已躲在闾巷里屠狗杀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自己也以为是污点，说出来都惭愧得不行。王侯们铸鼎留名的动机既然不纯，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民众喜欢的是青天大老爷包拯这种类型，因为他能帮我们伸冤报仇，解决吃饭穿衣这类实际问题。所以相对包青天而言，那些铸鼎自娱的王侯将相，我们顶多艳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