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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猜测，贵妃的封号是杨氏死后追封的，因为按照唐制，贵、淑、德、贤四妃各一人，而贵妃韦珪似乎从未改封、降封或被废；我们还可以猜测……但总归只是猜测而已。《赵国杨太妃碑》还深埋在泥土里，只有它可能证实或证伪我们的猜测。关于这个女人的更多情节，则埋在永不见天日的更深处——它们就应该埋在那里——杨氏在玄武门失去了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韦珪是在洛阳；而阴氏失去的，是生她的男人和她所生的男人——男性世界能给她们的，除了冰冷的死亡，就是肝肠寸断的苦痛和此后长久的麻木。黑暗的地层，正是死亡的栖息之处。
让我唏嘘的，不是无处不在的死亡。那是男性也必须面对的，甚至还更残酷。我为这些女性面对命运时的无事可做，无话可说而心有戚戚焉。她们都是生活在男性故事里的女性。即使在别人的故事里，她们也不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节。作为一个背景式的物件被推出事件过程，却被卷入事件结局，就象一树梨花，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地开在贞观朝的春天里，苍白、柔美而脆弱，还是要把自己交给不可预见的风。
我们知道，还有一位杨妃藏在了紧闭的宫门后面。她是隋炀帝的女儿，是吴王李恪的母亲。了解了她的不凡出身，我们也就了解了一段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伤感；了解了她的儿子，我们才了解她最深的痛。由于一度成为太子的候选人，吴王李恪遭到了很深的猜忌。为了捍卫亲外甥唐高宗李治的帝位，长孙无忌罗织罪名，将他送上了刑场。面对死亡，悲愤的李恪手指苍天，发出了最怨毒的诅咒。可这并不能挽救他自己。我不知道这位与两个朝代都有不解之缘的女性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所以，我希望她死在永徽三年以前。那她就可以不用直面儿子的鲜血和这无可留恋的红尘万丈了。
还有燕氏，她的母亲相信她如果不是女儿身，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还有韦尼子，她的人生归宿是太宗别庙崇圣宫的青灯黄卷；还有蒋王李恽的生母王氏、代王李简的连姓氏都没留下的生母……
风停后，庭前落满血色褪尽的花瓣。
不曾开启的门里，贞观朝的妃嫔们把她们的悲喜都藏进了寂寞的宫闱，只在纱窗后面木然地注视着人生的黄昏落日。人生残缺；比她们的人生更残缺的，是她们的故事。因为，女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经典论述轻视为一种非论题。无论女性角色成功与否，经历又是如何地跌宕起伏，她也只会被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处理。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的她们无法填补长孙氏身后的空白。相反，她们证明了空白的存在：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女性，她不仅仅是故事，甚至标志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桃花，更是桃花外一片完整的历史天空。她走后，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女性世界。我无法用一个人物来标志这瓦砾般的时期，就只能很含糊地将它称为“后长孙时代”。
能在后长孙时代拥有自己故事的，只有徐惠了。
徐惠是一个早慧的女性，出生才五个月就会已经能牙牙学语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似乎昭示了人物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唐书》“徐惠传”约一千四百字，而她的语言就占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形象地说明她是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
徐惠四岁就能背诵《论语》、《毛诗》，手不释卷，遍涉经史，成为一个在书籍中淬炼智慧的女性。当她进入李世民的后宫时，天子正沉湎于大兴土木、远征高丽。看起来，他是想用更频繁的大动作来填满一生的最后时光。喧嚣与浮躁后面的血汗却被他大意地忽略了。于是，这个藏在他后宫的才女想到要用手中的笔将他点醒。这件事情本来一直是长孙氏来做的。所以，在掖庭宫的无数佳丽中，只有徐惠最接近长孙氏。但也只是接近而已。
阅读那篇使徐惠留名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我们不能不欣赏她的立论、辞藻，还有效果。在天子的晚年，能真正起到规劝作用的话语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长孙氏的娓娓道来在徐惠那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氏的言简意赅被衍变为徐惠的长篇大论。她象长孙氏那样身在后宫，却必须象魏征那样去谈论。不再是夫妇家人间的促膝谈心，也少了点人生伴侣的心有灵犀，却多了点君臣进言与纳谏的拘束。更进一步说，她可以象长孙氏和魏征那样去言说，却无法象长孙氏庇护魏征那样去维护超越于言语外的准则。长孙氏之于时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扮演了逆批龙鳞的角色，而在于她母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徐惠囿于自身的经历，也囿于身份和所处时期的局限，无法达到这个境界。长孙氏至善至美的大气，在这里退化为徐惠智慧的游魂。就象孔子思想上的浑然天成，到孟子那里一变而为睿智明快的思辩。也许更加地复杂和切中肯綮，气象上却是大不如前了。徐惠少了长孙氏的格局，也就无法取代后者与李世民形成新的互补性的平衡。
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总归无法与长孙氏比肩。
但是，她们对待死亡的态度都是像似的。在太宗驾崩后，徐惠追思不已，最终因为哀伤过度而在隔年，也就是永徽元年香消玉陨。这个才华横溢的女性陪伴天子度过他的，也是她的最后岁月。她仿佛就是为此而生似的。我们记得，长孙氏也曾衣系毒药在丈夫的病榻前昼夜相守。九成宫一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的政变里，李世民深夜擐甲出阁，长孙氏不顾左右劝阻，坚持要扶病跟从。结果，她的病情因为意外的折腾大大地加重，最后撒手人寰。
两个女性的死亡都带着自我献祭的意味。在这种相似的背后，是她们对男性世界的同样姿态：补充性的，也是奉献式的。这种性别分工既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历史空间，同时又被政治体系不断强化。遵循这种性别逻辑的女性可以获得男权社会的首肯。操控着话语权的男性为她们留下了历史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故事的女性和没有故事的女性，不过是从两个侧面来证明，女性作为第二性归属于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形态。
站在“后长孙时代”的飞舞白花中细数那些藏在金屋里的红颜，不能不有别样的感慨：
巢王妃杨氏有过取得长孙氏名位的机会，但终于还是失去了；贵妃韦珪取得了长孙氏的职权，但始终没能名至实归；吴王生母有高贵背景，而徐惠有高人一筹的智慧。但最终，谁也没有取代长孙氏的历史地位。长孙氏偶然地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方，那生死与共的过去是任何人所无法重现的；而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完美诠释又必然地赢得了整个男权社会的肯定。正是这偶然与必然，共同造就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孙氏。
反过来看，在兼有美貌与智慧、背景的诸多女性中，竟然没有长孙氏的候补，这本身就说明长孙氏和她所代表的完美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传统男权社会中，两性的和谐，即便这种和谐以女性的屈从为代价，也只是刹那间的事。男权政治在给这样或那样的女性伤害以后，也没有带给男性以真正的、长久的完满。
……
细数红颜，也就是在细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人生。我很想将贞观朝后宫妃嫔的故事讲得更精致，更跌宕些。但是，史书在这一段有太多的留白，以致于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靠凭空虚构来丰满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于是，我想象，我是一个过路的人，在长孙氏死了，连“后长孙时代”也行将结束的时候，来到这里，只看见梨花满地，和两扇紧紧锁闭的宫门。
单身女公爵——玉真公主
〔文／中国的金枝玉叶〕
唐玄宗有两个同母妹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两个公主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自愿做了女道士。
说起唐朝女道士，读过杂史野史的都知道，在民间，其另一个名称就是高级娼妓，比较有名的如鱼玄机。当然，“娼妓”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了。唐朝女权思想走强，一部分女孩不愿意嫁人，宁愿单身，过更为自由更多选择的爱情生活。“女道士”就是比较体面的身份掩饰。“女道士”可以自由地接待男客，宛如沙龙的女主人。还有一些女孩是借“女道士”的身份躲婚，躲一年半载的，再重新配人。
皇家的女孩，有些不同，她们是有特殊身世的人。
玉真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她的童年，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玉真公主出生不久，就没了母亲。那时候，武则天对自己立的太子，从来都不信任，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儿子踢下台。武则天的婢女团儿，接受收买，诬陷太子的刘皇后和德妃，说她们经常半夜三更在屋子里做咒蛊，诅咒武则天，武则天就派人将太子的后妃杀死在后宫，然后抛尸。那时候，玉真公主只有二三岁左右。唐玄宗当皇帝后，多次探寻他们兄妹三人的亲生母亲——德妃的葬身之处，都没有结果。
金仙和玉真两姐妹成长的时候，恰好是宫廷斗争最错综最血腥的时候，最积极参政最飞扬跋扈的公主，恰好下场最惨。可以想见，这些她们都耳闻目睹。姐妹俩又没了母亲的庇护，在宫里更是处处留心，尽量远离这些复杂的人事。她们姐妹俩，在年幼时——可能十一二岁，就开始慕仙学道，向往静修的生活。玉真公主，很像《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她说：“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就是说宁肯放弃一部分公主的待遇，只求延命。浮华生活是短暂难保的，还不如多活几年——甚至长生不死——那时很多学道的人，相信这一点。
金仙公主二十三岁左右，玉真公主二十岁左右，姐妹俩一起向父亲唐睿宗提出要出宫做女道士。古代女子是很难挺到这个岁数还不出嫁的，所以有人推测，她们都曾嫁过人，但并不愿意过婚姻生活，等到父亲唐睿宗一当政，她们就立刻提出离婚，过她们幼时就愿意过的生活。
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主要是怕委屈了两位公主。但公主很坚决，她们提出为“母亲祈福”的理由。这大概使皇帝想起了她们横遭不测的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孤魂野鬼，需要超度。另外，他对两位公主从小学道的习性，应该是很了解的。
那年春天，正是播种的新绿时节，在长安城附近，有两项大工程动工了。每天都有上万的农民，被迫放下农事，前去造观。这两座公主道观的模样史无记载，但肯定非常壮丽。《旧唐书》上，一些大臣难免跑到皇帝那里表达不满，说：“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大臣认为学道应该淡泊，就像老庄那样，不应该动用这么多财务和人工。皇帝表面上接受意见，但并没有停止造观的进度和削减费用。
经过一年多的修建，两位公主住进了“璇台玉榭，宝象珍龛”的华丽道观。同时入住的另有不少皇家乐团的退休歌舞女郎，还有一些退休宫女。道观俨然是一座女子宫殿。还模拟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修建了人工山水景致。公主的服侍用度，依然按照皇家待遇——甚至更高，是按照仙女的标准。唐诗上有“知有持盈玉叶冠，剪云裁月照人寒”的句子，持盈就是玉真公主的名字，她有一顶玉叶冠，是无价珍宝，“时人莫计其价”。每到清风朗月之夜，道观里都传出笙磬的清音，歌舞女郎在人工山水里，上演着仙游的人间戏剧。两位公主的生活，比出嫁的其他公主要自在逍遥很多，俨然是单身女公爵。
姐姐金仙公主推荐的方士，在朝廷惹了一些麻烦。她自己死得早，感情生活不祥。唐玄宗执政的时候，对妹妹玉真公主更加宠爱。玉真公主经常云游，她在王屋等山，拥有多处道观，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还有别馆、山庄、旧居等等。在公主周围，方士和文人时常出没。很难让人相信，这么一位年轻入道，行动自由的公主，是没有感情生活的。
《太平广记》上记录唐玄宗曾经向张果提亲，要把公主嫁给他。这个张果，身份甚是奇怪：他是仙人，就是八仙中的张果老。但是他不老，还相当年轻，自称出生在尧帝时代。当然，如果真有张果老，他得道成仙，从远古活到唐朝是理所当然的。唐玄宗说：“张果啊，我们家公主，从小就特别仰慕你。你终于显形了，我们真是有眼福啊。现在我郑重宣布：把公主嫁给你！”
张果说：“我考虑一下。”然后他就消失了——不是神话中的隐身，是逃得不见影了。
这事如果是真的。恐怕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张果，是个年轻方士。说得难听一点，很可能是个骗子。他经常在皇帝和公主身边出入，搞怪做法：比如自己打落牙齿，敷上自带的粉红色药膏，过一会儿牙又长出来了，很像卖假药者的魔术。他和公主的关系非常亲密，不然做为女方家长的唐玄宗，也不会那么积极地去提亲。这个蹊跷的年轻张果老逃掉之后，也没有人追究，对于跟“仙人”做亲家，皇家这边本来就信心不足。
不久，在玉真公主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人——李白。李白结婚不久，就到长安谋求仕途，期间曾经住在玉真公主的小别墅里。如果唐朝的小报发达的话，这事可以上头条了：“浪漫大诗人和金枝玉叶爆婚外情”“皇家女道士和大诗人在京城同居”，或者还有后续报道：“李白怒斥狗仔队，称与公主只是普通‘道’友”“公主称自己正在外地仙游，李白入住别墅之事，只是收容普通香客”……当然，李白当时的名气和后世不能比，即使唐朝有小报，也不会渲染这桩事情。而且，玉真公主比李白大十岁左右。
不过，假如探询一下李白的行迹，而且按八卦杂志的作风别有用心地罗列，再捕风捉影地叙述，李白和玉真公主的交往，很有些绯闻可以挖掘，而且都非常劲爆哦：
这位据说是古西凉国国王的后裔，来自中亚细亚的富商的公子，显然相貌和中原人有很大不同，很有可能带有混血男子的特质。他不只有惊人的酒量，而且谈吐豪爽迷人，听他说话，仿佛看见春花在他的齿牙间绽放，叫做“粲花”。凡见过他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他迷倒。他自称“太白金星”投胎转世，有点迷信的古代人，总有七八分相信。
李白娶了退休宰相的女儿之后，就进入了名媛的社交圈子。第一任妻子死后，他又娶了另一位退休宰相的女儿。李白通过妻子，结识了很多贵族妇女，也认识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顺便说一句，李林甫的家风开放得不得了，六个女儿，都活泼风流。他家客厅，专门为女儿们开了窥视窗，只要有单身男客来，女孩们就躲在后面评头论足，给自己挑情人。李腾空后来也做了女道士。
李白在仕途上，完全走的是外戚路线。非世袭贵族出身的青年，只能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在名媛和贵妇那里找门路。李白为这些名媛，写了一些赞美诗。没有什么意思，李白在赞美女性方面，辞藻单调。无非是“红颜”“素手”，然后云呀花呀形容一番。看不出有什么诚意。
李白三十岁以后的人生，跟玉真公主都有若隐若现的联系。第一次“入住玉真公主小别墅”，李白遇到一位张驸马，本指望这位驸马到皇帝那里说好话，谁知，驸马跑去皇宫，不知说了些什么，皇帝反而不理李白了。李白悻悻地回了老家。但他和玉真公主一直有交往。玉真公主喜欢往名山访道求仙，炼丹磕药。李白恰好在少年时也喜欢这个。玉真公主去过的名山，从李白诗里看出，他大都去过的。十二年后，李白终于通过玉真公主的力荐，被唐玄宗召进宫中。这位大诗人喜得“仰天大笑出门去”，自信“我辈岂是蓬蒿人。”
起初，唐玄宗对玉真公主的这位密友，非常客气，甚至亲自拿调羹给他夹菜。后来宰相李林甫进谗言，李白不久就被“赐金放还”——看样子皇上永远也不想用他了。李白在朝廷并不是高官，仅仅奉命写点赞美诗而已。李林甫为什么要狠狠地中伤李白，很费猜测，据说是看不惯李白的“狂狷”，“狂狷”是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问题，仅仅是因为他爱喝酒，还是有更多原因，不得而知。三流电视剧的编剧，肯定要把李白和大奶子杨贵妃扯在一起。若是如此，李白的结局就是当庭杖杀，而不是赐金放还了。其实公主推荐的人，名声都不太好，一般人觉得他们是“吃软饭”的，重用不得，给点钱打发掉算了。
总之李白彻底丧失了做官的热情和希望，专心地把自己培养成神仙了。
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晚年的李白，没有了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