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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个天堂》第一章出发小天鹅（1）
我叫顾婷娥，姓顾的顾，婷婷玉立的婷，女字旁的娥，是婷－娥，不是天鹅，也不是小天鹅。可是，从小到大，大家都叫我小天鹅。10岁那一年，妈妈请人教我唱秦腔，一唱就红，于是小天鹅就正式成了我的艺名。只有到了每月领工资的那一天，我的名字就还是顾婷娥。噢，对了，后来，死刑判决书上也是顾婷娥。
我是怎么成为杀人犯的？
还得从麻风病说起——我的麻风病，是我们团化妆师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们有重要演出，据说是给“真如铁”的专场演出。“真如铁”是当时我们那儿一个很出名的红卫兵组织。后来知道，那也是“文革”开始后的最后一场演出，第二天县革委会就下令解散了秦腔剧团。当然，后面的事情跟我就没关系了。
当时，化妆师正给我化妆，突然她怪叫一声：“妈呀，小天鹅你脸上这一大片总不是麻风斑吧？”她这一喊，我浑身就软了，舌根也软了，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上来，等于自动承认了。因为我担心自己得麻风病已经好几天了，我偷偷查过资料，我身上的很多症状太像麻风病了。你知道，我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区，这方面的资料不难找。轰隆一声，后台一下子空了，就剩我一个，不哭不笑，也不闹，甚至也不知道伤心，不知道难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死吧。
后来帘子一闪，接连飞进来三条旧麻袋，只听见声音没看见人：“小天鹅，听话，快把麻袋套上！”我出奇地听话，把三条麻袋从里到外套好，然后像虫子一样乖乖地爬进去，再侧身躺下，把两只脚尽可能地收拢，用力闭上眼睛，乖乖地开始等死，等他们拖出去，拖进荒郊野地，要么活埋，要么烧死。我们韬河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对付麻风病人的，没啥好说的。麻袋里盛过粮食，有几粒粮食从我脸上滑下去，有些钻进脖子里，还有不少灰尘，呛得我直咳嗽，那一瞬间我几乎要从麻袋里跳出来找人算账了。不过，很快我就想起来我是为什么钻进麻袋的！我现在不是随便能发脾气的红戏子小天鹅，而是一个能把人吓死的麻风女。我的心思始终又简单又明了：快死，快快死，怎么死都行，只要快，最好别让我有时间想起我爸、我妈、我丈夫。可他们的动作实在好慢好慢，慢得让我心焦。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喊：“小天鹅，现在你站起来，朝外走。”我先是想办法坐起来，然后再费事地站好。“走，走，向左——向右——向前——”我就像一块会听话会认路的树桩，稳稳当当地走下曲里拐弯的木头台阶。我听见我的脚步声，一声一声，离我很远很远，就像走在阎王殿里。
到了院子里，有凉风从院门口吹过来，带着浓浓的草腥味儿，还有热驴粪的臭味儿，就像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到处都是牛头马面。“现在你躺下吧，小天鹅。”我听出这是大牛叔叔的声音，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心里一咯噔，小心地跪下来，再慢慢向前爬，趴下后又换成侧卧的姿势。像刚才那样我刚把双脚收回去，就有人急不可待地用绳子绑住了麻袋口，我觉得呼吸一下子困难了。紧接着，有人从两头抓起麻袋，咣的一声，扔在了车厢里。麻袋外面又加了一层厚厚的东西，四面还掖得严严实实。我担心自己等不到活埋或烧死，可能先要憋死。紧接着，车子幽幽地动了起来，我隐约听见了驴蹄子踢打路面的声音，还有车轱辘把碎石子溅远的声音，有些石子好像落在旁边的菜地里了，啵啵啵的，打出的声浪有种事不关己的味道；有些就近打在车厢和车辕上了，乒乒乓乓的，就像打在了我心上。韬河县城东低西高，街道是倾斜的，车辕微微上扬，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没一点含糊，他们真的要在第一时间把我小天鹅活埋或烧死。县城西边，先是个大梨园，大梨园过去是个大荒滩，大荒滩过去是个大峡谷，大峡谷后面是大森林，后半夜县城的街上老有金钱豹和狼出没，就是从那里来的。县城西边又荒又野，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弄死。
这时候我也想起了大湾麻风院，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关心麻风病人，在深山老林里修建了麻风院，免费收养和治疗麻风病人。可是，还是有不少麻风病人被随便用老办法处理了。大湾麻风院在东边的森林里，只能向东走，而现在是向西走的。我相信自己死定了，我是红遍韬河的小天鹅，他们照样不会心慈手软。不过，我也不遗憾，得了麻风病，活着还不如死了。在我心里，麻风病当然比死可怕，可怕好几倍。我记得，我只是微微有些遗憾，我想我才25，结婚刚半年，还没孩子，就真要去做“天鹅”了。
《一人一个天堂》第一章出发小天鹅（2）
可是，我没被活埋也没让烧死。驴车没走多远就停住了，大概还没超过梨园吧。有人把我从车子上扯下来，跌在了软腾腾的草地上，然后像一头死猪一样不知要被拖到哪儿去。我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四面好像严严实实的，不透气，阴气很重，像洞，不像坑。后来才知道是窖洞。梨园后面的山坡上有三孔没人用的老窖洞，我就在当中的那一孔里。当时，我缩紧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闭紧双眼，一心等死，等那一锹一锹的湿土哗啦哗啦砸在我身上。真的，当时我一点都没怕死，我心想，我小天鹅从10岁红到了25岁，红得确实有点早了，老天爷都眼红了。况且，在我心里，麻风病确实超过了死。麻风病不光是病，还是脏，还是邪，还是天刑，还是上辈子或上上辈子欠下的债。和麻风病相比，死又简单又平常。
可是接下来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显然，我还活着，而且好像就剩下自己一个了。我试着在麻袋里转了转身子，停了一会儿又小心地伸了伸始终团着的双腿，麻袋口竟轻松地让我踩开了。这时，我听见了吱吱吱的尖叫声，而且有一堆小动物正争先恐后地钻进麻袋，有的已经到我身上了，呼吸热辣辣的，冲着我的脸乱咬起来。我想到了蛇，想到了老鼠，这是我最见不得的两种动物，我一边尖叫着一边跳起来，疯狂地抖动，毫不客气地撕去套在头顶的麻袋。老天爷，果然满地都是老鼠。有的像猪娃娃那么大！我看见旁边有炕，就急忙跳上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起来了，像蝙蝠一样睁大眼睛紧贴在窖洞的弧顶上，盯着满地老鼠。它自私地扔掉了我的身体，我不明白站在炕上的人，到底是我还是别人？好在老鼠们并没有追上来，我的灵魂缓缓降下来回到身体里了。
地上有一件半新的军大衣，我认出那是大牛叔叔的。我拣起军大衣，闭着眼睛一通乱扫，重新睁开看时，一只老鼠都没了。我这才看清，窖洞有门有窗，门窗上有很多缝隙，有几束白光歪歪斜斜地乱射了进来。我跪在窗边，看见圆圆的太阳剩下半个了，像一个大饼子被齐齐地切掉了一半，紧接着，我看见窖洞前的草地上躺着头麻驴，已经死了，脖子上还在突突突地冒血，血积聚在一个长满小草的斜坑里。我一看就明白，驴是让我连累死的。他们担心麻风虫附在驴身上，再传给人。突然，我觉得麻驴就像我的亲兄弟，比爸爸妈妈，比丈夫，比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亲，我真想跑过去，抱住麻驴大哭一场，可是，我发现门和窗都是锁着的。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不尽快把我处理掉。活埋或烧死一个麻风病人，是应该在第一时间进行的，是为民除害，是不会有任何问题和麻烦的。于是，我猜，他们要把这件事情留给我丈夫，或者我妈妈。我爸爸是个军人，常年在陕西咸阳，一下子回不来。我想起来了，活埋或烧死麻风病人的活一般是由最亲的亲人干的，如果有父母，一般是由父母合伙干的。因为，除了父母，没人愿意惹这个骚，好端端背个阴债。兄弟姐妹也不愿干，只好由父母来干。一般都要先灌醉，让麻风病人好好吃上一顿，再灌醉，有没有酒量都要灌醉，最好醉得不认识人了，接着，同样喝醉了的父母疯了一样地挥土活埋，或浇油烧死。想到这儿，我倒变得安静些了，坐在窗边开始等。这时天已经黑透了，东边的县城，西边的大峡谷，眼前的梨园，都看不见了。那头可怜的麻驴也看不见了，只有一股子含着青草味儿的血腥气。我披着大牛叔叔满是烟味的军大衣蹲在窗下。我以前最不爱闻的就是烟味，可那一阵，军大衣里面的烟味好闻极了，我使劲闻来闻去，恨不得钻进烟味里永远不出来。我听见地上的老鼠跑来跑去，吱吱喳喳像在开会，似乎在商量着怎么把我吃了。窖洞里面的黑暗和外面联成一片。我定定地坐着，奇怪自己为什么不怕黑也不怕老鼠，更不怕鬼。我脸上的妆化了一半，身上穿着演秦香莲的青绸褂子和白裙子。我想我这个样子才是鬼呢！我坐在窗边等着，我相信我妈和我丈夫很快会来，带着工具和酒肉，在夜深人静时把我处理掉。
可我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听见县城那边锣鼓喧天，有大群大群的人在喊口号，因为风是由西向东刮的，口号摇摇摆摆听不清。后来，还听见了机枪扫射的声音，风忽大忽小，机枪的声音一阵硬了一阵软了。这时，我这才明白我妈和我丈夫，都忙着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时间来处理我，可能到了后半夜才有时间。我就要求自己耐心一点、坚强一点。我并不是没想过自杀，可是为了家里人，为了全剧团的人，甚至为了全县人，我不能自杀。我当时的的确确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处置麻风病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埋，这样才能保证把麻风虫同时消灭掉，后来的烧死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自杀了，在我死之前，麻风虫先就逃了，麻风虫熟门熟路会最先飞到我家，然后再飞到剧团。就算不是这样，我自杀了，肯定会给我爸我妈还有我丈夫脸上抹黑。当时“文化大革命”是最要紧的时候，全县陆续成立了十几个武斗组织，5月7号晚上，一个叫“风雷电”的组织被那个叫“真如铁”的组织用三杆机枪扫了，死了100多号人，其中有我一个堂弟一个表弟。
《一人一个天堂》第一章出发小戏迷（1）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报名去麻风院了，这是我父亲的主意。我父亲是韬河县农业局的副局长，他让我务必要向卫生局提两个条件：一是任命我当麻风院院长，二是让我入党。这两个条件卫生局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就算是这样，卫生局都觉得欠着我什么，刘涛局长每次见了我都会脸红，总要说：“小杜呀，你想回卫生局随时都可以回来。”麻风院里当时的四个大夫没一个是正式职工，两个是胡宗南的军医，做了俘虏后被安排到了麻风院；两个是招募来的民间郎中，干满10年全家就能转为城市户口。卫生局的正式干部，你就是给他再多的条件，也没人去。我是麻风专科学校毕业的，这是我愿意去麻风院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别急呀，慢慢告诉你。
那天我骑着小公马从麻风院回到县卫生局，一是领些药品和食物，二是想问问我入党的事情。我去麻风院工作已经半年，院长一去就任命了，入党问题却迟迟没有消息。到了卫生局，发现院子里一点人气都没有，多半的门都关着，死气沉沉，找谁谁不在，不用说，大家不是去串联就是去武斗了。我回到家，本来想住一晚上再回麻风院的，但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住，甚至不让我在家里多待一分钟。为此，父亲和母亲打了一架。但我只能听父亲的，我不能不听他的。父母还在打架，我就出门去找刘涛局长。刘局长一见我还是脸红，好像欠我一块金砖，不用我问就忙着解释：“小杜，现在‘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实在顾不上开会，你别担心，我说话算数！”我一听也脸红了，掩饰着说：“我来，是向局里汇报麻风院的工作的。”刘局长显然没兴趣听，塞给我一张纸。
“你看看这个。”刘局长说。
我一看，是县革委会的一封函：
韬河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委 托 书
县卫生局并大湾麻风院：
兹有蓄意杀人犯顾婷娥（艺名小天鹅），女，25岁，汉族，贫农出身，高中文化程度，韬河县城关镇人。犯罪前为韬河县秦腔剧团演员，1967年5月10日该犯被发现患有麻风病，为了保护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强制隔离起来。隔离期间该犯的同事刘侦侦出于革命友谊，置被传染的危险于不顾，坚持每天给该犯送饭送水。该犯却恩将仇报，无端怀疑刘侦侦与其丈夫有染，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猛击转身离去的刘侦侦，致使刘侦侦脑浆迸溅，当场倒地死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加强治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之精神，依法判决罪犯顾婷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该立即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但是，根据有关规定，该犯必须在治愈麻风病之后才能正式执行死刑，现特将该犯转交你院接受治疗，治疗费和生活费另行追加。治病期间，该犯必须同时戴着脚镣和手铐，如该犯继续行凶滋事或有逃跑行为，可不经批准，就地处决。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韬河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章）
1967年5月19日
小天鹅是谁，我当然知道！我干爸就在剧团工作，他虽然不是角儿，却是个少不了的人物。干爸是复员军人，五大三粗，走起路来像一座山被人推来搡去的。干爸姓牛，大家就叫他大牛。大牛只要立在检票口，就没人敢混票。剧团下乡演出时更是少不了他，只要他在，就不会出现乱场子和丢东西的情况。所以，他在剧团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我是他的干儿子，我脖子上的长命锁就是他戴的，钥匙就在他手里。所以，我总有机会坐在二胡、板胡、梆子和司鼓后面，看一分钱不花的便宜戏。
剧团的老老少少没人不认识我，因为，我既是大牛的干儿子，又有一个滑稽的标志，脖子上早晚挂着一把生锈的长命锁，还有一个可笑的名字：锁柱。“锁柱”就是把命锁住！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爸我妈吭哧吭哧生了四个女儿，才有了我这么一个干头儿子。他们就用老家的习惯给我起了这么个要多土气有多土气的名字。我的大名叫杜仲，倒是够洋气的，但很少能用得着。
《一人一个天堂》第一章出发小戏迷（2）
其实，我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戏迷，大多数时候，我根本就没看进去，看着看着眼皮就要打架。我想，我大概只喜欢那种给了不起的大牛做干儿子的感觉吧。干爸走到哪儿都有人“大牛大牛”地打招呼，跟着他，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了不起。在戏台上我有时也帮着拉拉幕、搬搬椅子、抬抬箱子、提提戏词，或者给下了场的演员披件衣服、递杯水，过场的时候还可以敲敲锣打打鼓。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给小天鹅披衣服递水。或者说，我在戏台上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其中的这一件事情：给小天鹅披件衣服、递杯水。这是后来我才弄明白的。其实小天鹅从来不拿正眼看我，她的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小刷子，眼神从我脸上刷过时总是凉飕飕的。她比我大两岁，却比我高半头，看起来好像也要比我大10岁。我脖子上还戴着土里土气的长命锁，人家已经红了好多年，傲得像小公鸡。我敢保证，她心里是瞧不起我的，但我一点也不指望和她平起平坐。有干爸这个大靠山，我时不时来混着看看戏，有时帮着干干活，我的愿望表面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哪次如果没有小天鹅的戏，我就觉得白来了，就会垂头丧气，回到家还会摔东西。后来我渐渐知道，我是一个心怀鬼胎的小戏迷，我只喜欢看一个人的戏。因为，只有在小天鹅演戏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担心被她看见，大大方方没完没了地盯着看她，我看的是苏三、是窦娥、是慧娘、是白素贞、是胡凤莲，而不是她，我可以眼睛一眨不眨地把她看个够。我一直担心这个秘密被家里人和干爸他们知道，好在始终都没人发现。这说明我那时实在太不起眼了。
那些老戏子们，无论男女，都喜欢摸摸她的头拍拍她的脸，每次她总是半嗔半娇地叫一声：“你坏死了！”“你讨厌死了！”“你滚开不滚开！”被她骂的人，反倒高兴得不得了，就像是得到了多么难得的奖赏。不演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围着她，逗她玩，出一些怪问题为难她，她冷不丁冒出一句怪答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