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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一个概念：此人似乎没有恶意，也不像是女民兵。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回了原处。
她见我果然醒过来了，而且瞪着眼睛在看她，脸色微微一红，倏地站了起来喊：
“阿爸，阿妈，这个人真的醒过来了！”
随着话音儿，一下子走过来好几个人，都过来俯视我。
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中年男子、一个中年妇女、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姑娘，全都是傣家装束，当然都是赤脚的。而那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则全身赤条条地没穿任何衣服，除了脖子上也有一个陶质的佛像之外，只有一片用银丝织的两寸来宽的薄片，系在腰间的一根带子上，遮住阴部。这东西，直到今天在西双版纳的边远山区还看得见，当地人叫做“膜”。
我挣扎着想坐起身来表示感谢，但是刚一动，左面胸口就疼得我龇牙咧嘴，脑袋上立刻渗出汗来。中年男人急忙摇手制止：
“别动，年轻人，你伤得不轻。躺着别动！”
中年妇女蹲下身来，和蔼地问：
“你饿了么？想吃点儿什么？”
“我……我……渴……”
我尽最大力气，从牙缝中间挤出这几个字来。中年男人白了他妻子一眼：
“你就知道吃！受伤的人，失血过多，渴比饿还难受呢！他伤后落水，肚子里灌满了水，刚刚吐完，这时候哪儿吃得下东西去？快去看看，还有白糖没有，给他沏一碗白糖水来！”
中年女人连连应声：
“有，有，还有点儿，我这就去沏。”
傣家的竹楼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塘，一年四季生着火，烧着茶，随时都有茶水可喝。不用火的时候，用灰盖着，要用火的时候，拨开灰烬，用竹筒一吹，火就旺了。听见父亲发话，十六七岁的那个“大姐”就去火塘边把火吹着了，把茶水煨热，等母亲找出白糖来，放进碗里，这才用一个小竹筒做的水舀子从茶罐儿里舀出茶水来，沏成了白糖茶水。
中年女人把白糖茶水端到我面前，我仰面朝天地躺着，怎么让我喝呢？“大姐”急忙又去找出一个白底蓝花儿的瓷汤匙来，递给她母亲。她母亲试着用汤匙喂我喝了两口，结果仍是一半儿进一半儿出的。中年男人看了，皱着眉头对我说：
“小伙子，你忍着点儿，我扶你坐起来，喝完了再躺下。”
说着，他自己先坐到了我背后，轻轻地托住了我的后腰，再抽起我的肩膀来，让我靠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才看清了，我全身上下的内外衣裤都已经被脱光，只在腰腹部分遮一层线毯，胸口和大腿上都缠着白布。看样子，我大概中了两枪。
大婶儿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我喝糖水，一面喂，一面急不可耐地问：
“小伙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挨的枪子儿？又是怎么掉进河里的？”
我哪里顾得上回答她的问题？喝完了一口，又张开了嘴，不说话，只是贪婪地等着下一匙子水。大叔见她问个没完，数落她说：
“让孩子把水喝完了再问嘛，来不及了么？他既动不了，又没地方可去，什么时候问不行呀，非得这时候问？”
我急不可待地喝完了这碗比甘露还要鲜甜的糖茶，才感觉到不那么渴了，舌头能转动了，脑袋也不那么沉重了。
我一边喝水，一边就在琢磨：怎么告诉人家我的情况呢？看这一家人对我的态度，当然是拿我当落难者救护；但若知道了我的身份呢？是不是还这样好心、这样热情地照顾我？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绝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以免拖累人家。对于我这样身份的人，留我是人情，不留我是本份，何况我还负了重伤，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好。
我略为喘息了一下，先虔诚地感谢他们一家如此好意地救护我，然后说明我是西双版纳的插队知识青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活不下去了，这才冒死偷渡，不幸在渡河中被军民联防队发觉，打了几枪。估计大概是负伤以后，顺流漂了下来，被他们一家救起来的。关于姓名，我却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报真名实姓，而在一个“逃”字上做文章，说自己姓“陶”名“涛”，今年二十岁。说完了自己，又反过来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离西双版纳多远？大叔一家，怎么称呼？最后又表态：如果我的偷渡客身份对他们有所不便，请他们不要为难，只要稍歇一会儿，等喘过这口气儿来，我就走。
听我说完，大叔自负地笑了起来：
“我说怎么样？我一猜就是中国的偷渡客嘛！要不，怎么会挨枪子儿？小伙子，我先告诉你，我叫岜里。我们这里，已经是缅甸的地盘，属王塔克头人管辖，中国的军民联防队，管不着咱们了。这个小村寨，一共只住三户人家，还没名字，住的都是掸民，也就是云南的傣民。在这里住着，你就放心好了，没人会来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至于说离西双版纳已经多远，西双版纳地方太大，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我先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偷渡过河的？”
“勐津。”
“哟，那么说，你在河里漂了足有二十多里路了呢！这里的河，已经不是中缅两国的边界，河的两岸，都属于缅甸管辖。不过河北面没有人家，你要是在河的北面搁浅，可就不会有人来救你了。你在急流中汆了二十多里路，又偏偏在我们这一边靠了岸，才能够活下来，这可真是菩萨保佑哇！跟你说吧，你能够活下来，还真亏了我这三个丫头呢？”
“噢？那么说，是她们姐妹救了我？”
“是啊，”大婶儿插进嘴来说。“你是知道的，我们泰家人，吃过晚饭之后，都要到河里去洗澡，要不，身上汗水涟涟的，晚上怎么睡觉哇！今天她们姐儿俩下地干了一天活儿，汗出得多了点儿，没吃晚饭，就下河洗澡去了。小丫头也牵着牛，轰着羊，跟姐姐一起到河边去放。刚到河边，就看见你躺在沙滩上。她们还以为是死人呢，──我们这里，正好在河湾边儿上，常常有打死的死尸从上流漂下来，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这全亏我！”二姑娘抢着表功。“我姐一看见死人，拽了我就要走。我要走过去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我姐还说‘死人有什么好看的’，一定不让我过去看。我没理她，自己跑过去一看，见你伤口上还在流血。我就嚷着说：不是死人，是活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我姐这才过来看，见你伤口上真在流血，摸摸心口，还在微微跳动，这才跑回家来告诉阿爸、阿妈。阿爸随我们到河边看了，说是也许还有救，我们三个人一起把你抱到牛背上趴着往家里驮，一路上你倒空出许多水来，这才有了呼吸，渐渐活过来的。”
“活是活过来了，可你只有微弱的呼吸，没有知觉，能不能真的活过来，还不一定呢！”大叔接着说。“我们解开你的衣裳一看，一颗子弹从左肩下面打过去，都打透了，一面一个小窟窿。幸亏高了几寸，没打中心脏，也幸亏用的不是炸子儿，没伤着骨头。你说这不是菩萨保佑是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伙子，也许你往后还能成一番气候呢！”
“我见你脖子上挂的佛像，金光闪闪的，跟我们的不一样。也许就是那佛爷在保佑着你吧？”大婶儿自以为是地说。“柳芭，快去把你大哥那个佛爷请来，给你大哥挂上。”
“柳芭”是大姑娘的名字。她听母亲这样说，赶紧到佛爷龛那里恭恭敬敬地把毛主席像章捧了过来，要给我挂在脖子上。
我摇摇头。我这个“护身符”，只是用它来护送我过关的。因为那时候在大陆任何地方行走，没有毛主席像章，简直寸步难行。如今到了缅甸，用不着这东西了。何况这还是小菁的旧物，睹物思情，徒增伤感。所以柳芭要给我挂上的时候，我摇摇头说：
“我在那边，这是我的护身符；现在过了国界，用不着了。你要是觉得好玩儿，就送给你吧？”
柳芭眼睛一亮，不知所措地呆住了。
大婶儿也一愣，随后赶紧接口：
“大哥给你，这是大哥的情意嘛，你赶紧谢谢呀！还不把你的佛爷给大哥挂上？”
柳芭的眼睛又一亮，羞涩地接过毛主席像章，又把她自己脖子上的一个银质的佛爷摘了下来，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不好意思拒绝，没想到阴差阳错，因此导致了一场误会。
“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我能够活下来，一方面是神的保佑，最主要的还是你们一家的救援。只要我往后有一丝儿长进，都是您一家人的恩情啊！刚才您说我肩胛中了一颗子弹，那么大腿上的伤？……”
“大腿上的伤，是漂流中在尖石头上擦伤的，破了一块皮，不要紧的。”大叔安慰我说。“南览河河床浅，河水急，你半个下午漂下来二十多里，没让枪子儿打死，也没在水中淹死，简直是奇迹！简直是天大的奇迹呀！你在沙滩上搁浅了，鬼使神差的，又让我的三个丫头碰上了，你说这不是缘份是什么？小伙子，你别害怕，到了我这里，就像到了你自己家一样。你就好好儿歇着，放心养伤吧。你刚醒过来，不能多说话，等你的伤好些了，这里的事情，我再慢慢儿跟你说。”
长话短说吧，从此我就在这家泰民家里住了下来。
几天以后，通过与岜里大叔断断续续的交谈，我才知道他也是1958年才从西双版纳“非法移民”过来的。那时候，中国“大跃进”，创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等都集中起来使用，集体出工，集体分配。西双版纳地区虽然是“傣族自治”，也不能例外。这一划时代的举措，对当时刚刚脱离刀耕火种还没有几年的傣民来说，这一“跃进”，步子实在迈得太大了。因此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力壮的人思想不通，生怕公社化以后自己吃亏，纷纷逃往缅甸、泰国。大叔两口子，就是在那个时候牵着一条大水牛偷渡到缅甸来的。不幸的是：在偷渡的时候，大叔的妻子负了重伤，不久就死了。至于是怎么负的伤，大叔没细说，我也不便于问。
岜里大叔偷渡虽然成功，却两口子变成了单身汉，心里好悲伤。尽管与“祖国”不过一河之隔，河两岸的人，语言、风俗基本一样，却是两个世界。河那面是热火朝天地“大跃进”，集体劳动，政社合一，要在三五年之内超英赶美，从刚脱离封建社会正在搞民主改革的社会基础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河这边还是土司头人统领着乡民，一家一户地小面积经营，过的完全是原始封建社会的生活。好在河这面有大片的荒地，只要给头人交租纳税，安家落户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地广人稀，乡民们都愿意有人来落户，也好多个邻居走动，互相之间有个帮助。所以凡是全家逃出来的傣族乡民，很快就都安定下来，继续过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初民生活。但是对岜里大叔来说，最伤心、最困难的，莫过于失去了爱妻，即便在当地乡民的帮助之下搭起了竹楼、租来了土地，一个人忙了地里顾不上家里，忙了家里又顾不上地里，生活乱了套了。
因此，他到这个地区不久，就有人劝他说：与其一个人自立门户，还不如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所谓“上门女婿”，就是男嫁女家。当地本来就有“招赘”的风俗，又分两种：一种是家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如果把女儿嫁出去，两老不但晚景凄凉，老了无人照顾，甚至生活无着，因此招一个小伙子进来，俗称“养老女婿”；一种是女人死了丈夫，留有孩子和家业，不便带着孩子嫁人，可以招一个单身男人进来顶门立户，俗称“顶门女婿”。大叔干活儿是一把好手，相貌也不错，还带着一头牛，这样多的有利条件，当然有许多寡妇人家愿意招他。
正好当地有一家人家，年轻轻的两口子，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不幸男人被毒蛇咬伤，中毒而死，留下娇妻幼女和十几亩地，家里地里都需要人照顾，正急于要找个男人。经人拉纤说合，双方直接见了面，女的见大叔身强力壮，相貌堂堂，是个好劳力，大叔见女的品貌端正，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是个好帮手，特别是那个两岁的小姑娘，长得天真活泼，人见人爱。于是，大叔就入赘到了这一家。
这个两岁的小姑娘，就是柳芭。
柳芭的亲爸爸，原来就是给头人种罂粟的，岜里大叔当了上门女婿，接收了老婆孩子和全部家当，同时也接收了这十几亩罂粟地。
对于西双版纳人来说，种罂粟并不是一件生疏的事情。仅仅在十几年前，著名的“云土”，就出产在云南。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基本上禁绝。因此，岜里大叔不仅在技术上能够勉强应付，在思想上并不以自己种“毒品”而有什么负疚感、犯罪感。何况这是头人规定的“地租”形式，如果交不出，就要花钱去买；而不种罂粟，只种玉米，则所收获的粮食，是连交地租也不够的。
我被他们救活并在他们家住下来养伤以后，一家人都拿我当自己人看待。我原来以为这也许与他们家缺少男青年有关，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与我把毛主席像章送给了柳芭有关。正因为如此，一家人中对我最好的，也是柳芭。当时她刚满16岁，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大姑娘了。当地人结婚早，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有的都已经做了母亲了呢。她不像我们中国姑娘那样扭扭捏捏。她大方而文静，性格内向，话语不多，默默地干这干那，尽心地伺候着我，拿我当亲哥哥一样对待。
我获救以后的第二天，发起了高烧，是柳芭和她母亲两个人日夜守着我。我伤口发炎，疼得直咬牙根儿，她爸爸要我抽一口鸦片止止疼，我怕抽上了瘾，没敢沾。岜里大叔抽鸦片的方法与我在电影中看到的不一样，他不用鸦片烟枪，而是把生鸦片烟膏掺进烟丝里，然后像抽水烟一样抽。不过他用的水烟筒也和电影中看到的不一样，不是铜制的，而是一种在云南很流行的竹水烟筒：一截二尺多长很粗的竹筒，里面装上水，半腰插一根指头粗细的小竹管，小竹管的尖端，就是放烟丝的“烟锅”了。如果他不明说，看上去就和抽水烟一样，不过那烟味儿比水烟明显要香得多，内行人一闻就闻出来了。大婶儿见我不肯抽鸦片，就拿一小块烟膏用开水冲开，要我喝两口稀释的鸦片烟汤，说是能够止疼的，还说他们这里的人不管有什么病，喝鸦片烟汤是主要的医治方法。柳芭就用罂粟壳熬汤给我洗伤口，也说是有消炎止疼的作用。看起来，罂粟全身都是宝，在他们这里，连炒菜的油也是用罂粟籽榨的，炸出来的豆腐比什么油炸的都香。大叔懂点儿医药，就上山去采草药来给我疗病治伤，叫柳芭熬了汤端来给我喝，也是她轻手轻脚地替我洗伤口，换药。好不容易烧退炎消，改上生肌敛口的药，需要猪板油捣药做药饼子贴，附近村寨没有猪肉卖，还是她走了二十多里路到王塔克县城去给我买回来的。我失血过多，加上发烧以后身体虚弱，需要滋补，她把家里几只下蛋的老母鸡一只一只都宰了，给我熬汤喝。我知道，我在她们家养伤期间，她为我操了多少心，又耽误了她多少下地干活儿的时间啊！
二女儿宝萝，当时才12岁，可南国姑娘发育得早，也已经是个接近成熟的女性了。也许因为不是一个父亲所生，她的性格，和她姐姐完全不一样，跳跳蹦蹦，爱说爱笑，似乎根本不知道我是个外姓的陌生男人。她是个姑娘，但在我面前，却一点儿避讳的意思也没有。泰家的竹楼，实际上只有一间房，到了晚上，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围着火塘在一起睡。晚睡晨起，脱衣穿衣，柳芭多少还忌讳点儿，背着我点儿，她是什么都不在乎，还总以我的命是她所救为理由，逼着我问应该如何报答她。她是唱歌跳舞的能手，一天到晚歌声不断，进进出出的，总是伴随着清脆嘹亮婉转的歌声，很有点儿“疯姑娘”的味道。
在她那个年纪，本应该上学读书的，可是一者这里是荒凉的边境线，她那个无名村寨拢共只有三家人家，离有学校的大村寨远得很；二者当地人的重男轻女，不是女人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而是认为女孩子家读书没有用处。三者缅甸通用的是缅文，而她们掸人实际上就是泰族，要学也只能学泰文。她们家姐妹三个，没有儿子，所以一个上学的也没有。好在泰文是拼音文字，学起来不难。她们的父亲在西双版纳上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