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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钡耐ㄐ拧Ｔ谖遥馐潜硇置弥洹⒒蛟焕习逵牍驮敝淅窠谛缘牧担虼诵胖写永疵挥兴倒痪渲钊纭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如今谁也不怕当资产阶级，只怕自己不是资产阶级。既然连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老将老帅老总的子女们都不怕当资产阶级，我这个本来就是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外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父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可奇可怪的呢？
总之，上海之行，等于是舅舅联合了父母强制我执行他们的婚姻计划。而且办得十分干脆，不容我再反驳，父母亲立刻请准了假，到香港去为我主持婚礼。舅舅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结婚以后，我立刻被提升为副总经理，可以左右旅社内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绝不许我到缅甸去，连到泰国也不允许。他年过七十，依旧担任总经理，说是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实际上他旅社内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着我，绝不许我到缅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我忙我的旅馆，她忙她的音乐会。难得住在一起，总也是夫妻，也有说有笑，也有爱有欲，而且已经有了一子一女，但是从来没有激情，不但没有与柳芭那样激动情怀全身心投入的欢悦，连与小菁那样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的情愫都没有，一切都像是例行公事，像是为了完成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职责。
从去年开始，我舅舅无法继续监督我的行动了。论年纪，还不算太大，论健康，也不算太糟，却在突然之间中风，无法抢救，撒手归天了。他当然留有正式的遗嘱，由律师负责执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夫人说过千万不要让我到缅甸那样的话。直到今年，因为业务上的联系，必须有人来泰国，我跟夫人提起我要亲自来处理，问她是否有兴趣同来一游，恰逢她安排一场大型音乐会，无法分身，只能让我自己一个人来。由此可证我舅舅什么也没跟她说，或者是还来不及说。总之是，我自由了。
我到了曼谷，见到了贡叻先生，问起八年前是谁去缅北寻找柳芭的。他说那人已经到缅甸落户，如今不在曼谷了。我更其怀疑舅舅和贡叻瞒着我做了手脚，匆匆办理了该办的事情，就申请了去缅北的手续。我必须亲自到那个无名三家村，寻访柳芭的下落。
这就是我这次到泰北来的动机与目的。
第四个故事：神秘的“金三角”
“金三角”本来以出产金玉而出名，由于罂粟的大量种植，“金三角”三字前面，被蒙上了“黑色”二字。
“金三角”里面，不仅仅是毒枭的世界。除了历代毒枭之外，还有许多土匪、民族解放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这里频繁活动。令人惊讶的是：居民们对于毒枭的崇拜，竟超过了对共产党领袖的崇拜。
昭维听吴永刚说完了他1972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故事，很感慨地说：
“吴先生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可以写一部小说，编一部电影了。目前世界上最可怕事情、危害性最大的祸根，莫过于现代迷信。在我们佛教国家，尤其是从我这个佛教徒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儿来，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可笑。其实我这里说的迷信，是广义的，凡是一切违反科学而又偏执地追求的信念，都属于这一范畴。个人迷信当然也在此范畴之内。劝人为善的佛教，其因果报应的学说，当然是被你们视为迷信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个古代迷信绝不如现代迷信的危害性大。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作为邻国的朋友，有些问题也许比你们本国人看得更清楚些。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一切正确的改革与成就，都是在科学的规律下办成功的；而一切错误的决策，都是在反科学的、主要是现代迷信的干扰下造成的。中国不是一个缺人才的国家，而是一个不用人才的国家。不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而是‘只论阶级用人才’。这种从阶级偏见出发而造成的杀人不见血的现代迷信，使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懦弱，总是扮演任人宰割、任人摆布的角色。我佩服吴先生的地方，在于阁下不屈服于现代迷信，敢于拼死一搏。中国大陆当局现在走了回头路，证明吴先生当年的决策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吴先生这样的胆识，中国大陆也许就会少耽误几十年工夫，少浪费几十年宝贵的光阴，经济和文化，至少可以发展得比目前更好一些吧。”
吴永刚苦笑一声：
“我总认为：古往今来，打天下是军人的事情，治天下是文人的事情。当然，历代并不乏‘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兼军事家，但那总是少数，是人类中的精英，绝不是每一个相爷都可以当元帅指挥将军们去作战，更不是每一个将军都可以入阁当丞相日理万机的。打天下的人可以没有文化，可以凭手中的枪杆子去争夺城池和政权；但是治天下的人不能没有文化，不能凭手中的枪杆子去强迫人民拥护、以暴力获取民心，更不可能用枪杆子去取得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基层政权交给雇农出身的杨百了那些人手中，把中央政权交给妓女出身的江青那些人手中，而把千千万万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面，视为敌人，这个国家，是绝对搞不好的。幸亏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开始扭转这种错误的概念和决策，把出卖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划到工人阶级里面来，如今方才有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这些事儿，现在都不用提它了。您作为清迈府府尹的副手，又是专门从事反毒工作的，对泰缅边境的情况一定很熟悉。请问，神秘的‘金三角’地区，外面的传说纷纭，我虽然在那里面住过半年多，却因为走的地方太少，时间也太短，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更不知道近来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在现在这样的时候再次进入‘金三角’，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或阻碍吧？”
“关于神秘的‘金三角’，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书刊报纸上，介绍它的文章，至少也有一千多万字了吧？但是真正知道内情和详情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府官员的进剿报告、毒枭们事后写的回忆录，都带有片面性；记者的采访，更像蜻蜓点水，有的还带有主观臆测甚至编造的成分。我虽然也是政府官员，而且不是本地人，不过我是专管这一摊儿的，正面反面的文章我都要看，所以相比之下，到好像能够比别人更客观一些。吴先生既然需要了解这方面的‘行情’，在下敢不尽我所知，倾心相告？……”
泰北和缅东北的所谓“金三角地区”，不是从从五十年代以后才有的。早在几百年前，因为这一带出产金子和玉石，所以一直有“金三角”这样的美名。五十年代以后被毒枭们占据着，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在‘金三角’的前面加上了‘黑色’二字，美名可就不怎么美了。
外界都传说“黑色金三角”是李弥来到这里以后，才强迫居民种植罂粟，他们贩卖鸦片，以毒养军，才逐渐发展、逐渐形成的。其实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都有其主客观条件和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
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是英属印度，由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各国销售，主要市场是中国。当时中国的官商军民几乎人人吸鸦片。而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自己并不吸鸦片。在中国，曾经为此而爆发了赫赫有名的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并没有成功，只是从进口国变成自产国而已。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了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中国的鸦片生产鼎盛时期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割据，西南、西北和华南的军阀们都以产销鸦片作为敛财的手段。资料表明，1937年中国共种有罂粟八千万亩，鸦片年产量约六万吨，是当时金三角地区鸦片总产量的两千倍，是除中国以外世界各国鸦片产量总和的十几倍。所以当时的中国拥有三个“世界之最”：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数最多。
再说，金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也不是毒枭们一家的天下，还有土匪、民族军、共产党的武装等等在里面掺和，情况相当复杂。再比如，外界传言金三角地区如今有中国难民好几百万人。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扩大化了的，但若告诉他国民党的败兵当时从云南溃逃过来的残余部队不过两三千人，他会相信么？
事实的确如此。1950年1 月，国民党的第八兵团在云南蒙自打了大败仗，六万人马的兵力在元江东岸被解放军两个师一鼓歼灭，兵团副司令汤尧和军长曹天戈被俘。2 月间，第八军第七○九团的几千败兵向西南方向溃退。他们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之下，渡过了红河的上游元江，沿着公路线经江城、勐仓往中缅边境逃亡。
当时的形势是：沿途都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无法就地隐蔽，而背后又有解放军穷追不舍，能不能逃脱，完全决定于行军的速度。但是他的部队中还有不少拖儿带女的家属，要求这些妇女儿童与解放军的铁脚板、飞毛腿比速度，是不现实的。因此惟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暂时进入缅北地区。当时缅甸独立刚两年，政府军还没有到达缅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绝不会追出国界之外。因此缅北地区，就成了他们的绝对安全地区了。李国辉到达滇南的中缅边境，听遗留在路边的伤兵说：由副团长谭忠率领的二七八团，就是越过了国界往南走的。还说他们的计划是：只要到了缅北，就可以绕道泰国，到海南岛去与国军大部队汇合。
于是他们决定走谭忠的路，连夜行动，举着火把，越过了界河，进入了缅北的一个寨子小孟捧。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三点：
第一，他们只知道二七八团越过了中缅边境，却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越境的。
第二，谁也没有想到过了界河以后往南的路会这样难走。实际情况是，他们手上根本就没有缅北的军事地图，只是根据指南针往南瞎闯，结果进入了无人区，所走的根本就不是路，而是先锋部队用砍刀砍出来的路。因此一路上遭遇毒蛇猛兽和瘴气疾病的侵袭，人员伤亡比作战还大。特别是通过布满蚂蟥的沼泽地带，部队几乎就是踏着自己人的尸体通过的。加上许多官兵是云南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到他乡外国去流浪，只打算逃进深山里先藏起来，等部队走了以后再潜回国内去，减员更加迅速。因此这支原本也许有两千多人的溃军，到达小孟捧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
第三，大山中根本就没有村寨，偶尔经过一个土人的寨子，就受到强烈的抵抗，既不借路，更不借粮，不得不用最现代化的新式武器去对付原始的作战武器刀枪弓箭，而且土人十分顽强，往往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还在抵抗。因此实际上都是杀光了寨子里的人方才通过、方才得到粮食的。
李国辉的七○九团终于在一个叫做小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