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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来的人家,带点儿细软,很快就完了,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住的竹楼更其破得不成样子,一下雨就漏。就是这样,三个男人依旧是得过且过,连摘几张芭蕉叶子苫一苫盖一盖的力气都不肯出。村里人见是这样一家人家,谁还愿意帮他们?
“去年雨季之前,来了几个自称是串乡村收药材的客人,估计真正的行当是买卖鸦片烟的。他们跟村里哪家也没做成一笔买卖,跟波比的阿爸和哥哥却越说越投机。去年,小波比刚十三岁,他们就说可以介绍她到曼谷去做工,一个月可以挣一两千铢,不信,他们可以先付两万。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她爸爸怎么不干?当即写了一张‘预支工薪两万铢’的借据,让他们把小姑娘给领走了。这事儿他们都是悄悄儿进行的,等到村里人知道消息,小姑娘走了都已经好几天了。
“他们家用这两万铢新盖了一座竹楼,用剩下的钱全买了走私的鸦片烟,还不到一年,钱就用光了。做爸爸和哥哥的正想找女儿继续要钱呢,女儿从曼谷寄信回来了:所谓收药材的客人,其实是人贩子。他们在泰北骗来了好几个小姑娘,带到曼谷,就转手卖给了妓院,要她们接客。不肯接客的就用皮鞭子抽,还关起来不给饭吃。她们这一帮童妓,一共二十几个人,都只有十三四岁,最小的还有十一二岁的。不接客的时候就被关在地下室的一间大房间里。老鸨子怕她们逃跑,把她们的衣服裤子都扒光了,只有接客的时候才给衣服穿。她的这封信,是一个好心的嫖客听了她的诉苦以后,让她写了寄到努丹的学校里的。她不让努丹把这些话告诉她的父母和哥哥,也不让努丹给她写回信。因为一回信,老鸨就知道她偷偷儿给家里写过信,不但打起来更狠,很可能还会把她转手卖掉。所以来信也没留下地址。
“努丹接到这封信以后,没听她的话,回家来就把信拿去给她父亲和哥哥看。她父亲和哥哥看了信,不但不可怜孩子,还说他们家里的事情不用外人管,骂努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有一个哥哥还说这封信是努丹伪造的,气得努丹要拽他去见陈社主,他才不敢开口了。
“这件事情,努丹一直放在心上。可他没有办法帮助他这个受罪的小朋友。这样的事情,在泰国也许多得很。我在清莱常听老板和旅客说起曼谷的妓女现在越来越小,可就奇怪警察局怎么竟不管。咱们这次到曼谷去,要是能够帮努丹把他这个小朋友找到,也算是一件功德吧。”
吴永刚听了宝萝的一席话,十分感慨地说:
“在现代社会中,卖淫现象是仅次于战争和政治迫害的三大人为毒瘤之一。洪水、地震,危害面虽然更广,但那是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灾。战争是人类形成部落之后就出现的,几万年来没有中止过,被害人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政治迫害是人类出现阶级、形成政党之后就出现的,几千年来也没中止过,被害人数在一个国家中就可能上千万。卖淫现象是人类有了商业活动以后就出现的,商业的特点是把一切有利可图的东西都变成商品,先把女人的贞操变成商品,后来把女人也变成商品,于是就形成了贩卖妇女,逼良为娼。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的国家还有公娼,有的国家虽然法律上宣布卖淫为非法,但是私娼盛行,甚至有半公开的妓院存在。就东南亚地区来说,中国、朝鲜、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上是不允许卖淫的,但是越南的私娼数量不少;中国的私娼现在在沿海开放城市活动得很猖獗;台湾本来实行公娼制,1981年以后,政府明令取缔了公娼,私娼的数字却急剧上升;香港市内虽然不许公开卖淫,但是变相的色情业到处都是,何况九龙、澳门还有公开的红灯区。日本和泰国的情况近似,法律上并不允许卖淫,可是妓院和各种色情业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招揽生意。我既然在九龙从事旅馆业,自然免不了要与妓女打交道。可以说,旅馆中的一部分房间,不是为旅客服务而是为嫖客服务的。不过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港澳地区色情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是自动的,很少有被动的,逼良为娼的案例不是没有,但数量极少。未成年的妓女也不是没有,但一般大都只在十六七岁左右,像泰国这样十二三岁的童妓至少我还没有看见过。泰国这个国家,以前是很闭塞很落后的,自从发展了旅游业,带动了工商业,伴随着也发展了色情业和赌博。有人说泰国的妓女总数超过了四十万,泰国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无烟工业’上的。总之泰国的社会现在是畸形发展,南北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差极大,几乎是两个世界。南方的大城市中高楼大厦林立,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一掷万金;北方山区人民住的还是接近于原始社会的竹楼,房顶上盖的依旧是芭蕉叶。由于向往南方的现代化生活,这就注定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北方姑娘要被拐卖到南方去充当妓女,有的人甚至主动愿意去当妓女。这是商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像中国大陆那样强化治安的国家尚且无法杜绝,更不要说泰国这样的国家了。
“贩卖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充当妓女卖淫,恐怕是泰国色情业的一大特色。这个问题如果政府不下大力气治理整顿,是很难完全消灭的。从纯粹的生理学角度观察,嫖妓女还是属于正常的性活动,属于人性范围之内的行为。所以连法国那样文明的国家,居然允许公娼存在,而且认为因为有公娼的存在,才减少了许多性暴力犯罪例如强奸案的发生。而嫖童妓,则完全是变态的性活动,属于兽性范围之内的行为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凡是与十四岁以下女孩发生性行为的,要判处重刑。而泰国的妓院却专门提供十四岁以下的童妓供有这种癖好的嫖客发泄,所以以旅游为名到这里来寻求这种刺激的外国人就越来越多了。
“曼谷这个城市,有三百多万人口,各种色情业包括舞厅、夜总会、咖啡厅在内,不下几千家,加上与色情业有关的大小旅馆,要想找到一个妓女,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咱们到了曼谷,不可能一家家妓院都光顾,怎么找哇?再说,即便碰巧找到了,咱们又不是警方人员,能把孩子带走?还是用钱赎回?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个难题。咱们到了那里以后,只能相机而行。找到的可能是极小的。”
努丹听爸爸这样说,心情沉重,黯然失色。这时候,天色已暗,老两口要大家回家去吃饭。吴永刚决心在墓地陪柳芭一夜,希望能够重温旧梦。努丹见爸爸不走,也要陪同守墓。宝萝不放心他们两个在野外过夜,也要留下来照顾他们。结果三个人都不回家吃饭了。宝萝让阿爸回去把马喂上,把晚饭送来,再带来三条竹席和三把扇子。只要不下雨,他们三个,就计划在柳芭的墓前通宵长谈了。
第二个故事:泰国妓女的现状
吴永刚带了宝萝和努丹,返回清莱,得知公路已通,恰巧昭维和马哈要到南邦去,就把他们仨也带上。
路上,吴永刚谈起如何拯救波比的事情,昭维介绍他的好朋友苏塔隆警官帮忙办理。两人又由此谈论了泰国妓女的成因及现状。
宝萝骑在马上,吴永刚和努丹在马后跟着,辞别了家人,往昌盛进发。到了县城,雇一辆只坐两人的轻便马车,很快就到了清莱。宝萝先到老板那里打过招呼辞了职,又介绍吴永刚跟她的老板认识,这才和吴永刚一起到府衙还马。
昭维见吴永刚带着宝萝和努丹回来,以为他找到了妻子、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果然就是一路同车而来的努丹,非常高兴,连连祝贺他们。等到听说晚到了三天,柳芭已经香消玉殒,紫玉成烟,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又连连叹息。
无巧不成书:正好昭维为了多洛的案子要亲自到南邦一走,天气一连晴了几天,尽管班车还没通,公路却大体上已经清理完毕,至少吉普车是可以开的了。马哈正在给吉普加油,他是当仁者不让的兼职司机,看样子立刻就要出发的。昭维听说吴永刚等三人要到南方去寻找小妹,就热情地邀请他们同路而行。这样,只要路上没有耽搁,当天就可以到达南邦。
有这样的好事,简直是“天从人愿”,谁还会反对呢?
当时昭维忙于整理文件,没工夫跟吴永刚多说话,上了车以后,才很高兴地说:
“吴先生这次来泰国,可谓收获良多。不但找到了连您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个孩子,还帮我们破获了一个走私贩毒的黑窝点。我们清莱,说起来也是个古城了,但是不如清迈发展得快。清迈第一是个古都,有许多历史古迹;第二是传说中的泼水节的产生地,年年有盛大的化装游行,招徕国外的观光客;第三是我国南北铁路的北端终点,所以各方面的发展,都比清莱快,现在是我国的第二个大都市,连飞机场都有了,电报、电话之类的现代化通信网络,当然早都有了。城市建设得好,相应地政府部门办事的效率也高。像我们清莱,到今天连一个发电厂还没建立起来,电报、电话更不要提起。有个什么情况需要与上级紧急联系,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公路损坏严重,还没有班车,交通靠马车,运输靠马帮,一有急事,只好派‘飞骑’专送,就像你们中国过去的驿站似的,每到一站就换人换马,从清莱到南邦,限一天要跑到。公路修通以后,总算给了我们几辆吉普车,可都是二战期间美军剩下的,老掉了牙了,一遇上雨季,道路翻浆,山坡塌方,依旧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我就申请建立无线电台,拨给我们的,总算不是手摇发电的20瓦老古董,而是一台汽油机发电的200 瓦真空管式发报机,当然也是二战期间的美军剩余物资。靠这位‘小古董’,我们与清迈无线电台建立了联系,所有枢密院下发和我们上报的紧急文件,都通过清迈中转。那天我陪您去看斗鸡,其实关于南邦多乐饭店老板多洛有贩毒杀人嫌疑的报告已经发出去了。也不知道是清迈电台中转耽误了时间呢,还是潘县旅店老板的快马走在我们前面了,总之是南邦警察局得到情报去逮他的时候,他早已经把秘密文件毁掉,把所有现金、股票和值钱的东西装了满满一旅行袋,自己开一辆车子溜之乎也了。我们的信息传递还达不到海陆空立体交叉的程度,即便知道他在某一次火车上,也没有办法通知沿途或终点火车站将他扣留,何况他既然是开车走的,还不至于愚蠢到换趁火车逃跑的程度。所以只好眼睁睁地让他溜了。
“凡是毒贩子,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旦事机败露,他们是只保自己不保同伙儿的,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跑起来目标小,一群人跑起来目标大。警察包围了多乐旅馆,里面所有的人,包括旅客在内,一个也没跑掉。经过突击搜查、审讯、甄别,至少发现了一些线索,可以逐渐收网。从目前的成果看,多乐饭店不仅仅是一个贩毒的中心,而且牵涉到卖淫、窝赃、贩卖人口等等许多不法勾当。现在饭店已经查封,关联不大的职工暂时取保释放,饭店估计只能拍卖了。”
“多乐饭店,在南邦还算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旅馆呢。”吴永刚说。“建筑是西方的,有空调和闭路电视,饮食是民族的,有泰国各民族的小吃,地点也不错,离火车站挺近的,上下火车,可以不用打的士。有这样好的条件,多洛其实没有必要搞非法经营,业务也可以搞上去的。”
“吴先生是旅馆业的行家了。在九龙竞争那样激烈的地方,都要生存下来并图谋发展,在南邦这样的小地方,经营一个小旅馆,还不是手到擒来吗?多乐旅馆,早晚总要拍卖的,吴先生如果对在南邦经营旅馆有兴趣,不妨也来兢拍,把多乐旅馆接过去嘛。照我估计,拍卖的底价大约只有产值的一半儿左右,比新建一座旅馆可花得来多了。从南邦到清莱的公路,正在计划铺沥青。也就是说,南邦这个小城,还将有大的发展。在这里投资,是很值得的。”
“那么说,昭维先生的意思是想动员我在这里一试身手啰?”
“吴先生是正派人,在这里领导旅馆业,能起到示范作用。这一点,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至少我个人很欢迎像吴先生这样的人来泰北投资。这里需要有眼光、有魄力的人。说实话,像曼谷那样的地方,潜力几乎都已经挖尽了,不如南邦这样的地方有更大可塑性。”
“所以昭维先生才选中了清莱这样一个可塑性更强的地方小试锋芒吧?”
“我是才疏学浅,只配在深山老林里懵懵乡巴佬。”昭维说。“不像阁下是喝过洋墨水的,到哪里都能够大展宏图。像您这样的人来开发泰北旅馆业,对我们来说,至少不用担心您会走私鸦片、贩卖妇女吧?”
两人相视大笑。吴永刚认真地想了想,说:
“如果价格不太高,我也许真会考虑接受多乐旅馆的。我在九龙经营玉龙饭店,业务繁忙,其实无法分身,不过我想买下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旅馆来,可以给我这个孩子作为实验的基地,让他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让我可以考察一下他是不是有经营旅馆业的天赋。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在这里有了一家旅馆,作为总经理,我就有理由经常可以到这里来走走了。”
努丹听说爸爸要给他买下一家旅馆来,高兴地说:
“阿爸,我在南邦读了两年书,那里的情况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您送我一个实验室,我一定不负您的所望,发挥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有所创新,有所改善。您相信么?”
“我不相信。”吴永刚笑着摇摇头。“青年人的独立思考,想错了是必然的,想对了是偶然的。我当然希望你的偶然因素比别人至少比我要高一些。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二十岁到舅舅的饭店做事,可是从练习生当起的。如果我真买下一家旅馆来,第一产权是我的,不是你的,第二你别想一上来就当高级职员,至少经理的职务不会给你,而是要你的阿妈来当。你高中毕业以后,先当三年练习生,然后去考大学。曼谷的,新加坡的,美国的,只要你考得上,随便你自己挑。怎么样?”
“哟,让我当经理呀,这不是撵着鸭子上架,轰着鸡下河吗?我可不是那块料。”宝萝叫了起来。
“你不是在清莱当过旅馆管事的吗?其实多乐饭店不过比你原来的旅馆业务大点儿罢了,有什么新鲜的?如果真买下一个旅馆来,你就放心大胆地当你的经理,不用害怕。”
“阿妈,您别当真,阿爸这是逗着咱们玩儿呢,他哪舍得拿大把大把的钞票让咱们打水飘玩儿啊!”
一句话,逗得车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吴永刚又换了一个主题跟昭维说:
“努丹有个小学时候的女同学波比,是个七十年代末从老挝逃过来的‘自由移民’,一家五口人三个是大烟鬼,懒得都快长蛆了。去年,日子混不下去,把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卖给了外地来的人贩子,说的是到曼谷做工,实际上是转手卖到妓院里当童妓了。前不久她自己写了一封信,求嫖客带出来,寄给了努丹,诉说她在妓院过的是地狱一般的苦日子。努丹拿了信去给她父亲和哥哥看,她父亲骂他是多管闲事,她哥哥还说他是假造的书信。努丹这次跟我到曼谷去,很想把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找回来。不过我看这件事情不好办。第一是小姑娘没留下地址,曼谷那么大的地方,妓院至少有好几百家,我们又不能在那儿呆很久,怎么找哇?第二,即便找到了,我们又不是警察,能拿她怎么办?你们国家,什么都好,就是发展旅游业以后妓女太多,更无法容忍的是竟允许童妓存在。让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去卖淫,这未免太残忍点儿了吧?”
“有一个事实,也许您还不太清楚。”昭维显得无可奈何地说。“许多人都以为我们国家是允许卖淫的,其实大谬不然。从1928年起,我国的法律就明文规定卖淫为非法。只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对卖淫行为打击不力,长期以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妓女数量恶性膨胀,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童妓。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发展旅游业以后,除了以大量佛寺招徕游客之外,还以众多的妓女招徕游客,让他们白天饱眼福,晚上饱艳福。特别是童妓,在国外一般是严厉禁止的,现在似乎只在泰国还有。据说有一部分国外游客,就是冲泰国能够提供童妓这一‘特色’才不远万里迢迢专门跑来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够为所欲为。他们说:在别的国家玩弄童妓,提心吊胆,随时准备被警察抓走;在泰国玩弄童妓,可以放心大胆,没有犯罪感,不但警察不干涉,连童妓本人也觉得这是一行职业,自己是在给家里挣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外国记者和电视台不知道报道过多少次了。所有舆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