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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与水害城市防洪功夫在“汛”外
尽管应对暴雨积水已有多种措施，但是城市防洪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水利部汪恕诚部长早已指出，解决我国洪涝灾害问题，关键是要树立“给洪水以出路”的理念。洪水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二者都是灾害的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给洪水以出路，不仅要体现在抗洪期间，而且要把它作为整个防洪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就要予以高度重视。北京7·10暴雨，群众反映最多的是排水不畅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排水设施不堪重负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反思。环保人士李皓博士说，在当今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认识到城市地面要透水的价值，给城市铺设了大量不透水的硬化地面，结果引发了连锁的城市环境负效应，雨水淤塞仅是其中之一。如今，一些国家对城市积水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办法。比如在德国，人们正在将以前一些区域铺设的硬化地面改为透水地面；在法国里昂，城市的地下建有大型的蓄水池。汛期可以用来积蓄城市涝水，到非汛期又可以用来灌溉绿地。
北京7·10暴雨，莲花桥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事后有人提出，现在国内很多城市的立交桥是地下的多、高架的少，这一现实对排水系统有着较高要求。但遗憾的是，很多城市并没有把排水系统的建设提升到足够的高度来对待。除此之外，新建小区的排水也存在问题。北京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而很多新建居民小区未按标准新建排水设施，而是接入原有的市政管线，加大了排水负荷。一旦瞬时雨量超过道路排水系统设计能力，就会导致道路排水不畅。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年，城市规划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决策问题。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城市主要领导都把很大的力气用来抓城市规划工作，但是决策机制存在问题，主要是决策缺乏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好的决策应该是科学的决策，应该集思广益，特别是多听听专家的意见。透过现象看本质，北京暴雨暴露出的是全国城市防洪的隐忧。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贯彻“给洪水以出路”的思想，才能在突发性灾害天气面前从容应对。
火灾与爆炸燃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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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大火、克拉玛依大火、网吧大火……我们竟然居住在燃烧的城市里。
地铁爆炸、公交爆炸、小区爆炸、工厂爆炸……我们生活在爆炸的威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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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5日，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特大火灾事故造成309人死亡。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州大厦发生特大火灾坍塌事故，夺去了20名消防官兵的年轻生命。仅隔半年，2004年4月13日凌晨，湖南衡阳市衡州大市场突发大火，火灾现场距离衡州大厦只有100多米。2004年1月30日凌晨4时许，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市场旁边的深森宾馆发生特大火灾，造成7人死亡，17人严重受伤。2004年2月15日一天内，吉林、浙江两省接连发生特大火灾，一南一北两场大火吞噬了90多人的宝贵生命。2004年7月28日，浙江平阳县水头镇温州辉煌皮革有限公司厂区特大火灾，死亡16人。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2004年7月23日通报上半年全国社会治安情况显示：全国2004年上半年共发生火灾15。6万起，造成1607人死亡，165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3亿元。与2003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有较大增长，增幅分别为9。7％、15。4％和4。5％。
为什么火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我们的防护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火灾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燃烧的美国”，随后有了“燃烧的俄罗斯”。现在，中国也开始进入火灾事故高发期，并呈现出事故“点多面广、类型增加、救援难度大”的新特点，我国相应的公共安全防护机制远远滞后。
社会生活变化大防范机制跟不上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变化，但是相应的公共安全防范机制却很不健全。
随着工业化的提速，化工、皮革等大量污染性、危险性产业急剧扩张，但与此相对立的是企业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老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市的公共安全规划水平低，存在大量安全隐患。我国城市规划意识淡薄，公共安全规划水平普遍很低，导致一些地方建设缺乏前瞻性，出现了大量诸如安全、污染等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问题。湖南省衡阳市在半年内发生的两场大火烧出了城市消防安全建设中的欠账：市城市规划局对建筑消防通道安全隐患进行了地毯式的清查，共查出301处隐患，需要开通消防通道而拆除的建筑71085。7平方米，围墙3029米。重庆市消防部门的统计表明，三峡库区移民新城建设过程中，有的场所未经消防审核擅自动工修建，有的场所未通过消防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又擅自投入使用。目前，库区达不到消防安全标准的建筑超过上百万平方米。按国家标准，一个消防站负责4至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计算，重庆至少要配套108个消防站，但实际的消防站建设率只有50％。
此外，随着社会生活、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大型商场、歌舞厅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发生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型商厦发生的大火灾高达300余起，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些地方的建设、装修、功能、安全设施的配套往往不能满足安全需求。
消防装备远远滞后无法满足救灾需求
当前的灾害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比如毒气泄露、化学火灾等等，但相应的消防装备却比较落后。消防部门的装备依然不足，无法满足频发的救灾、救援等社会需要，尤其已经不适应化学事故、高层建筑等抢救的需要。
消防部门统计表明，我国装备的化学侦验车能检测出的化学品十分有限。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化学侦验车的水平已达到我国省级化学实验室水平，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检测出灾害现场的化学物成分。2003年9月，重庆长寿区消防中队在处置二甲苯槽车翻车事故时，因无侦检设备，无法确定是什么化学物质，导致现场4名消防战士中毒。城市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但云梯车、在恶劣高危环境下远距离灭火的遥控灭火设施以及倒塌、爆炸事故现场用的防爆消防车却明显不足。
重庆市只有主城区配备了7台云梯车，仅为实际需求量的40％，到了县区则是一台没有。万州区高楼很多，一旦高层建筑起火，从重庆市主城区调云梯车，路上就要走5个多小时。对火灾来说，5个小时意味着什么？
安全意识淡漠安全教育不足
当前，灾害安全教育方面存在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政府层面的安全意识淡漠和社会层面的安全教育体系不健全。不少地方存在着“领导坐着高档车，县里没有消防车”的现象。全国没有消防队的县达到上百个，而建立一个消防队不过300万元的投入。
《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安全经济学家认为，1元的事前预防等于5元的事后投资，超前预防性应该成为现代安全生产的主要特征，但是许多地方往往在经济建设中省略了这个本不该省略的安全成本。
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救灾、防灾、保护自身安全，以致酿成大祸。2004年吉林市“2·15”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中，起火后半个小时左右，围观的群众居然没有一人报警。2000年洛阳“12·２5”东阳商厦特大火灾，吞噬了309人的生命。最初4名电焊工引发火灾，在自己救火不及后没报警就逃跑了。有关专家认为，从许多大火的情况分析，我们的国民安全文化教育远远不能适应灾难频发的现实需要。
管理缺位：8个部门管不住一个火灾
火灾是社会公共安全事故的集中表现。在我国，火灾预防工作涉及的管理单位不止一家，一旦发生火灾，参与灭火的更是涉及铁路、港航、民航、军队、矿山、核设施主管单位、林业、公安消防等8个部门。然而，这种按部门分割的救火防护体系看似“各司其职”，实际却因为“管理缺位、责任失位”，直接造成我国火灾防护体系投资建设重复、救火效率低下、火灾损失惨重。
由于管理缺位，即使发现了火灾隐患，也难以清除，留下安全死角。按相关法律规定，消防工作由政府领导、企事业单位自行负责，公安消防机构实施监督。但目前社会自我检查、自我整改的意识不强。近年来频频引发火灾的往往是那些以街为市、堵塞消防通道、在整改时各职能部门相互推诿的地区。社会单位整改缺乏资金，导致消防部门的督促工作往往有心无力。
有效预防火灾等突发公共安全事故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但这也是当前不少地方政府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吉林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54人丧生，70多人受伤。后经调查，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百商厦许多方面违反消防管理规定，设计结构根本不符合防火要求，二楼四周的玻璃窗都被铁栏杆护着，发生火灾后谁也无法跳出去。对这些问题，商业部门长期失察，消防、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也没有严格督促其落实整改。
责任失位：预防机制存在漏洞
火灾预防管理缺位的背后，是各部门责任的失位。由于责任划分不清，导致一些地方消防管理规定形同虚设。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种火灾隐患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加快健全火灾救防的应急机制，才能为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欧洲就设置了颜色不同的警报，能够有效地反映灾害严重程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芬兰的紧急响应机制，可以在半个小时内让全国的人进入地下。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火灾预警机制相当落后。
正因如此，我国的一些灾害事故最终造成了本不应该的损失。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有些群众不是紧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感觉不舒服时，想跑已经跑不动了。而且这个建在村庄周边的高危天然气气井，竟没有制订出现事故时如何应对、如何组织群众撤离的紧急预案。
首先应该加强各部门负责人的火灾责任意识，由于责任事故造成火灾伤亡的，应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应通过法律规定建立一个灾害事故的统管部门，明确其职能和权力，保证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能够“管理有序、责任到位”。第三，应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消防保险，由保险公司分担检查火灾隐患的工作，并且让保险公司参与社区消防站的建设，消防部门腾出精力专门从事灭火救援工作。
山东省在全国首创征召合同制消防员，建立起以公安现役部队为主体、以合同制消防员为补充、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并存的灭火救援体系。山东省征召的1766名合同制消防员已经全部投入一线执勤。
救火机制尚待理顺
火灾发生后，能不能迅速动员组织力量进行有效处置，是各级政府处理突发灾难事故能力的试金石。然而，当前这种沿袭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消防分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火灾事故救援的需求。
如今救火机构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效率却越来越低。山上和山下着火由不同部门救援，水上与岸上救火也由不同部门负责。这种救火分工模式效率很低，造成救火单位忙闲不均。有的单位一天要出动火警几十次，有的单位一年也没有几次行动。而且各个救火单位使用的器材基本相同，分区域、分行业设置导致救火建设投资重复，浪费人力、物力。
我国现行的体别是，矿山、水上、化学工业部门等救援机构，由企业自己建立管理，主要负责处置本企业的灾害事故，一旦事故蔓延到社区，企业救援队伍就很难处置。此外，一些企业的救援机构受企业效益影响，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战斗力大打折扣。根据发达国家处置火灾事故的经验，现代城市应以消防为主体，组建综合性的火灾救援队伍，形成通用性的常备救援力量，比如欧洲的消防要承担救火、救灾、救护、救助等职能，便于统一管理、统一装备，提高救火救灾效率。
火灾与爆炸惨痛的群死群伤
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发生群死群伤火灾的悲剧，成为当前我国火灾危害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1991年至2000年，全国发生在公共聚集的公共场所的特大火灾共264起，占同期全国特大火灾总数的27。2％，共造成1750人死亡，占同期全国特大火灾死亡人员总数的50。9％。如：1993年2月14日，河北省唐山市林西百货大楼火灾，死亡81人，受伤54人；1994年11月27日，辽宁省阜新市艺苑歌舞厅火灾，死亡233人，受伤20人；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火灾，死亡323人，受伤130人；2000年3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天堂音像俱乐部火灾，死亡74人；2000年12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厦火灾，死亡309人。2002年，全国公共场所发生火灾9499起，死333人。2003年2月2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天潭酒店发生特大火灾，死亡33人。2004年2月13日至15日仅三天时间，全国就发生了28起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共造成140余人死亡。由于单体建筑规模“城市化”，使火灾隐患增加。如某城市步行街，全长430米，棚顶长350米，宽20米，高10米，内部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相当于一个全封闭长廊式“小城市”，可以设想，一旦发生火灾，非造成群死群伤灾害不可！遏制群死群伤火灾成为我国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公众聚集场所的火灾控制是现代化城市消防的一大关键。
为何群死群伤火灾如此频发？火灾背后是否存在某些带共性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良方？
安全门上锁是造成火灾中群死群伤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群死群伤特大火灾事故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火灾发生后，往往只有惟一的安全出口供人们逃生。在营业时锁安全门是一种严重侵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场所负责人应该知道一旦失火，里面的人员将无法及时逃生，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而他轻信可以避免，结果导致悲剧发生，从情理上讲这种行为叫过失杀人。现行法律法规对这种尚未造成事故后果的行为只是认定为违反消防法规，这种行为被消防监督部门发现后，只能责令其当场改正，而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处罚。因此，建议修改有关规定，对不具备基本安全疏散条件的公共聚集场所不得使用，对违者处以治安拘留处罚，并责令其停产停业，对于营业时锁安全门的行为要从重处罚。
由于缺乏强制力，火灾隐患久拖不改，最终养患成灾。在已经发生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事故中，有超过80％的火灾在发生前消防部门已经发现了隐患，并且已经对有关单位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有的甚至已经被责令停产停业，但灾难还是没能够避免。消防部门身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责，然而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查封或强制执行停产停业的权力，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使整改工作程序复杂、效率低下，一些火灾事故往往就是在漫长的整改过程中发生的。基层消防部门对于隐患久拖不改的问题苦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年年整年年改，隐患依然存在”，因此建议法律赋予公安消防机构采取查封、停产停业等强制措施的权力，隐患整改了的结案销案，不能整改的，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科学评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