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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凤阳总督臣马士英冒罪特举知兵之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
按照朝廷的制度，这种折子需内阁拟票，之后转去司礼监。
问题是，如今内阁的票拟权握在马士英手头，
转到司礼监之后，皇帝批红：“准！”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批复或者圣旨发出来以后，首先得发去内阁。内阁审核之后，觉得没任何问题才能让这道圣旨发出。如果觉得不妥，则会发还给皇帝，称之为封驳。这正是明朝政治中三权分力，相互制衡的原则。
当然，皇帝的圣旨如果被内阁硬顶，又实在想发出去，也可不经过内阁回复直接让太监带出宫去，这就是中旨。
问题是，这种中旨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接圣旨的人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这次，内阁回复：“赐冠带陛见。”
这次阮大铖居然这么轻易地就回归政坛，没有受到一点阻挠，那是因为内阁中能够制约马士英的高弘图不在，他刚出南京去检查漕运事务。
消息一传出，朝野哗然。
高弘图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大悔，急忙赶回南京，直接奔去内阁找马士英说理。
高宏图知道阮大铖的复出皇帝都同意了，内阁也过了关，已经具备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如果想反悔是没可能了，但这人是不能任用的。
阮大铖这人和马士英一样都是狡诈小人，而且，他比起马士英多少还讲究一些宰相的里面不同，做起事来没有下限，行动力惊人，是个可怕的对手。
要想将阮圆海赶出朝廷，得想些特殊的法子。于是，他就说：“大铖可用，必须九卿会议。”
弘光朝的九卿绝大多数都是东林的人，如果会议，阮大铖肯定输定了。
马士英如何肯上这个圈套，只淡淡地说：“开会议论可以，但阮大铖必须用/。”
高宏图见马大人竟然预设前提，也不肯，继续说道：“我并不是阻止起复阮大铖只是按规矩办事，经过会议，才显得起复程序更光明。”
马士英怒了：“我又没受过他的贿赂，有什么不光明的？”
高宏图说了本次谈话的最后一句：“何必受贿；一旦交付廷议，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然后再用才行。”说完，扬长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朝廷又开始热闹起来，先是高大人回家以后马上写了封辞职信要求回家养老，接着内阁的另一位大臣姜曰广也挥就大作“辞归疏”请求回家并暗讽马士英的无耻行径。这次，东林内阁二老又开始玩辞职这一套，以威胁皇帝。
然后就是马士英为阮大铖辩护顺带揭露高宏图、姜曰广等人结党营私。
两派的大人物们都亲自上阵了，这下，内阁表面上的敷衍彻底消失，两派的各色人物次第登场。
东林派给事中罗万象、御史詹兆恒、郭维经、兵部郎中尹民兴等先后上疏反对起用阮大铖，痛斥马士英。
前大名士左光斗的弟弟御史左光先甚至在朝堂上指着马士英大骂：“阮大铖依附逆党贼子子傅应星，杀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杨琏；士英冒罪特举，明知道不该起复有罪的人。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
他这次又将阮大铖依附魏忠贤旧帐翻出来了，反正你马士英竟然推荐阮圆海，那你就是阉党，天下君子的公敌。
这一席话将马士英打得懵了，毕竟，阮大铖涉及到崇祯年的阉党旧案，推荐他，底气不足啊，眼见着阮大铖复出已经没有可能。
可就在这个时候，弘光让御史詹兆恒把钦定逆案的原始记录拿来看。
左光先痛骂马士英不要紧，可没想到一下子就把话题扯偏了方向，讨论的重点也由该不该起用阮大铖变为了要不要部分推翻由崇祯同志钦定的逆案。
马士英意识道：机会来了！
阉党的名声实在太臭，尤其是现在的人一提到崇祯年之所以天下大乱，北京之所以陷落，崇祯皇帝之所以殉国，所有的在责任都应该又魏公公承担。
就是他，扰乱朝纲，陷害忠良，这才将国家弄得一塌糊涂。
可任何一个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句屁话，根本经不起推敲。
902。第902章 钱谦益阮大成复出
明朝……特制********之亡，说穿了是亡于中央财政破产。
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居庸关的时候，北京兵部连派一个信使到外地请求援兵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中央财政窘迫的这等程度，无论是对辽东用兵，还是对内镇压农民军，已是没有可能。且不说偌大一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小家庭，没有钱也是万事俱休。实际上，在崇祯朝的最后一年，中央机关和皇帝几乎虽然都做不了，只一味在北京城中等死。
明朝之所以穷成这种样子，除了北方几省连续多年的大旱、蝗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赋税收不上来，而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判和迎接辽东建奴的挑战，军队和官员数量年年膨胀，最后终于将大明帝国给拖垮了。
古人有一个句话非常出名：天下财富有一定之数。
其实，说的只不过是农业产出。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农业税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土地只有那么多一点，每年所收的赋税也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但到了明朝末年，因为土地大量被士大夫、达官贵人和皇室兼并，这些有功名的读书人和皇族可是有免税特权的。而普通老百姓为了逃税，也纷纷将土地挂在士大夫和皇族名下。于是，如此一来，国家所收取的款项年年缩水，国家财政逐渐入不敷出，处于危机边缘。
万历和天启帝敏锐地发现这其中的不对，于是，着两任皇帝开始在开源动起了脑筋。毕竟，农业税这事涉及的太多王爷和官员的利益，若要动，那就是捅了马蜂窝，政治上的风险实在太大。还不如在开源上花点心思。
于是，两任皇帝就将亲信太监派出去做矿监，收取矿产税，又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商业税。在这两任皇帝之前，古人根本就没有商业税这个观念。到万历、天启两朝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所产生的财富自不是农业所能比拟的。
就这一点看来，这两任皇帝的目光也算超前。靠着矿产税和商业税，万历、天启两朝总算平稳地度过了财政危机。
不但如此，还积累下了不小的财富。这才有万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这才有天启帝的辽东军事行动。
可在封建社会，商贾的地位低微，在官府的眼中就是待宰的肥猪。但凡一个商贾的生意做到一定规模，必然会与官府勾结。渐渐的，江南的商业和矿山就逐渐被士大夫阶层把持。
万历、天启两任皇帝在商业税上动脑筋，无疑是从官僚集团口中抢食。
所以，等到崇祯皇帝登基，文官们一通忽悠，忽悠崇祯皇帝裁撤厂卫，废除了了所有的商业税，将小冰河期明帝国唯一可靠的税源拱手让给士大夫们。等到小冰河期一到，北方农业一完蛋，明帝国收不上税来，而无论是打仗还是赈济灾民，安置受招安的农民，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崇祯皇帝只能将眼睛一闭…闭上眼睛，前面就没有悬崖。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大明朝之所以弄成今天这种局面，同九千岁魏公公真没有一文钱关系。
不但如此，魏忠贤还是一个能做事，想做事的人。
老魏这人好权，却更好名。否则，他也不会还活着，就让各地官员替他建生祠。
好名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愿意做些实在的政绩，也好千古流芳的。
在他执掌朝政的那几年，派到地方上收税的太监凶横霸道，非常得力。靠着他的竭力位置，辽东那边的仗虽然越打越大，可好歹也能维持下去。甚至，还提供大量的资金让关宁军在辽西走廊构筑了不亚于后世马其诺防线那样的堡垒群，终天启朝七年，东北建奴都无法深入关内一步。
而且，有他这个强力人物在，朝廷的君权、相权、宦权处于平稳状态，国家也在朝的好的方面发展。
问题是，崇祯皇帝一登基，就靠拿下整个阉党立威巩固帝权。
阉党案已经做成了铁案，表面上看起来根本就没有翻过来的可能。而但凡被朝廷定为阉党的官员，也谈不上任何政治前程。
弘光皇帝以前也只听人说明朝是被魏忠贤、宦官和厂卫祸害成现在这样的。等他登基，知道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才愕然发现，要说祸害大明朝的，好象除了阉党，文官集团甚至崇祯皇帝都脱不了干系。
倒不是谁有心要将朝政弄成一团糟，关键是文官集团一枝独大，缺少了制约。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即便是所谓的东林君子也不例外。在制订国策的时候，必然要向大官僚、士大夫倾斜。
如此一看，东林端的可恶，必须制约啊！否则，还要我这个皇帝做什么？
所以，弘光就叫人把钦定逆案的原始记录拿来看。
作为崇祯皇位的继承人，弘光皇帝也没胆子给阉党翻案。
可马士英却敏锐的觉察到，天子准备扶植壮大自己的力量用来对抗东林官僚集团。
这个时候，他立即抛出已经在手头捏了一个多两月的钱谦益的《愚臣报国心长等事》的奏疏，并以“钱谦益乃是实心用事”之人为由推荐给弘光皇帝，请求朝廷起复这个曾经的朝廷高官，前东林党首。
钱谦益这份奏疏厉害就厉害在，以目前大明朝的困难情形来看，朝中百官应顾全大局，不要再谈什么东林党和阉党，只要是人才都可以用。
若是在存有门户之见，那就是结党。
“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唐末朋党之祸殷鉴不远矣！
一顶大帽子扣下来，也为阮大铖复出奠定了舆论基础。他这本折子中的意思非常明确，谁不同意阮大铖做少司马，谁就是破坏弘光朝安定祥和局面的罪人，谁就是别有用心。
钱谦益乃是东林首领，在朝野中声望极盛。他突然反水，直震得东林诸人目瞪口呆，也束手无策。
老钱在政坛上混了一辈子，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如瞿起田者，都干过三省巡抚，后来还做了内阁次辅，至于其他门生做到知县、知州一级的，更是数不胜数。
于是，东林分裂了。
钱谦益坚定地站在皇帝和马士英一边，自然让弘光帝大为惊喜，立即让他再次出任翰林院学士成为宰相助理，恩科主考官。只等春闱一结束，时机成熟，就朝廷公议，推举入阁。
同时，阮大铖也借着东林大乱的机会出任兵部侍郎一职，正式回归。
政治经验丰富的老滑头钱谦益，加上行动力爆表的阮大成，再加上掌握内阁的马士英，东林迎来如同铁三角一样，最为凶猛的敌人。
彻底失败的结局已定。
903。第903章 东林覆灭
钱谦益所上奏疏的大意是各派屏弃门户之间，实心用事，紧密团结在以弘光天子为核心的重建的大明朝周围。
可东山再起的阮大铖可没有这个心思，他是个狠角色，知道自己和马士英与东林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想当年，阮大铖也不是没想过和东林和解，也欲重归东林。可惜，被东林拒绝。崇祯十五年的时候，他避祸南京，结果复社名士顾杲、杨廷枢、黄宗羲等憎恶其为人，作《留都防乱公揭》对其他大肆攻击，想赶他离开南京。
可以说，双方已经结下深仇了。
阮大铖是个有仇必报的主，他不但要消灭复社，也要彻底打垮东林。
上台之后，阮大铖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暗中指使南昌建安王府镇国中尉朱统类上书揭发内阁大学士姜曰广心怀异志，图谋不轨。
朱统类乃是皇室子弟，不用问自然是马士英一伙。
他揭发姜曰广的罪行有三：一，结党；二，扬州的史可法、回乡的张慎言、在朝的姜曰广，三个地方的人相互之间信息往来不断，且相当频繁，在这一点上面，朱统类用上了夸张的手法，说这三人一日之中甚至有十多封往来信件；三，三人监场密会，好象在图谋什么。
按照正常的程序，一个镇国中尉所上的奏疏从地方上递到朝廷，先得交到通政司审核，然后再交到内阁。内阁如果觉得这折子毫无意义，一派胡言，可草拟个意见，直接退回去，根本不可能送到司礼监，也不可能送到皇帝手头
而通政司和内阁都是东林的人，按照正常图径，朱中尉上这本折子基本等于是做无用功。
所以，朱统类的奏疏到内阁之后，先是传到了主持内阁常务工作的高宏图手里，高大人看完奏折后觉得事关重大，需要先压下来，就票拟了一个意见，要求再次严查该事件，务必要保证情况的真实，之后再送上来一个肯定结果，准备发还下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如今内阁的拟票权却是落到马士英手里的。于是，马次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检查工作，又恰好在一堆奏疏中看到朱统类的折子，也感觉事关重大，直接让人发去司礼监。
于是，这份折子就这么落到弘光皇帝手头。
弘光不看则已，一看大怒：“这么重要的事，你内阁都敢瞒我。于是马上下令把内阁的人叫了过来。”
作为一个皇帝，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权力。而皇权和相权本是天敌，双方之间的斗争几乎横亘了上下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对于任何一个能够打击势力膨胀的文官集团，能够让自己高度集权的机会，每一个皇帝都是不会防国的。
内阁的人刚一到，弘光就厉声斥责起：“统类和朕本是是一家人，定然不会欺瞒，高阁老你为什么还让他重新调查！”
又对高弘图一阵喝斥：“立即将史可法从扬州传回京城，朕要听他的解释。”
一通雷霆震怒之后，弘光帝马上下令成立一个专案组彻查此事，组长就是举报人朱统类。
按说这根本就不符合独立调查的规矩，问题是皇帝一意如，还说一番诸如“谁主张，谁举证”的大道理，拉偏架的态度已是**裸了。
三天之后，专案组首席调查员朱统类提交正式报告，表示上次的调查没有任何失误，绝对百分之百准确。
这下完了。消息传来，高弘图、姜曰广都吓得称病在家，连门都不敢出，生怕在被人抓住一丝把柄，送进狱里吃牢饭。在朝的大臣们也乱了阵脚，不知道到底哪儿刮来了妖风，怕把自己也带进去。
东林党人一向以铮铮铁骨不屈君子自诩，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要说节气，靖难事的方孝儒或许有，杨廷和、杨慎父子有，可万历、天启年以来士风败坏，这样的人实在是找不出几个。满世界都是沽名钓誉之辈，满世界都是到处打秋风混吃骗喝的文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兴起，读书人也不可避免地俗气起来。
当年魏忠贤是办了不少东林党人，可有的时候回头看去。除了东林的区区几个党魁倒霉之外，受到阉党迫害的东林人大多是出身寒门的官员。至于家资富贵之人，却是一个没糟。如此，就让人不觉深思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迫害，难道就是因为魏阉喜欢有钱人…答案不言自名，有钱的东林党人走了阉党的门路，贿赂了九千岁和阉党要员。
如此看来，东林的所谓君子之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钱谦益的反水，搞乱了东林的思想，阮大铖的凶狠手段镇住了众君子。
人心避害趋利，大难临头，自然要各自飞。
所谓节操、骨头，大约也就脾气暴躁的张慎言和史可法还有一些。可这两人一个被逼退休，一个远在扬州，就连高弘图和姜曰广这两个领袖人物也被吓坏了。
见这二人缩卵，皇帝和马士英一党心中大定，也极度蔑视。感觉东林，已经不成其为一个对手了。
朱统类上疏一事弄到最后，矛头直指姜曰广、高弘图。
姜曰光首先沉不住气，心灰意懒，上疏乞去，帝准。同时被退休的还有东林另外一个大姥刘宗周。
前吏部尚书张慎言退休之后，后来朝廷有任命东林干将徐石麒继任。
在马士英的指示下，御史黄耳鼎、陆朗联合弹劾徐石麒，徐石麒没顶住，申请退休回家了。马士英趁此机会把自己的亲信张捷扶上了吏部尚书的宝座。
对于马士英、阮大铖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已经被钱谦益弄得人心涣散的处于分裂状态的东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马士英搞掉姜曰广、刘宗周，徐石麟之后，事情还没完。
弘光皇帝亲自出手，给了东林最后一击。他亲自出面，给了内阁仅存的东林党人高弘图一笔只相当于象征意义的退休金，四世封诰还有孙子可受荫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