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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跑社会线的记者来说，总社社会组是可遇不可求的职差。即使无法像他保证的那样，两年之内调过去，但至少已经为我开通了去往那个职差的康庄大道，我欢天喜地。
我没有丝毫不安。完全没有。
直到婚礼前一个月，一切都变了调。原因很简单，在健康检查时，发现我没有办法生孩子——我没有这种能力。
“那又怎样？”生驹气得大吼。
“世界上没有小孩的夫妻有的是，但他们仍然相亲相爱。这个女人，别的都不管，只为这件事就毁婚，亏她说得出口。”
生驹的愤怒合情合理，但我觉得还是偏离了重点。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早已肩负起身为人父的责任。总之，他只能从自己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
对女人来说，生儿育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今，我冷静下来，才明白这个道理。
提出解除婚约，小枝子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有工作，当然不在意。但我一无所有，我该怎么办？”
我一无所有——当她这么说时，你不可能叫她去工作，或是要求她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只是转移话题，而且也等于是在侮辱那些出外工作、参与社会的女人。这些出外工作的女人并不是因为单身、婚后没有孩子、整天无所事事，才选择出外工作。
小枝子很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且在她的“家庭”中，小孩子不可或缺。
她有自己的蓝图，完美的幼年时代，完美的青春，完美的恋爱，完美的婚姻。所有一切都必须“完美”，我没有能力实现她完美的人生计划，仅此而已。
她永远都把“完美的蓝图”放在第一位，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无论条件多么优秀，感情多么难以割舍，她都不会考虑。
爱情也一样。
由于深信“没有生儿育女就不是真正的长大成人”这种传统观念——虽然是愚蠢得毫无道理的传统观念——小枝子的“完美人生”就不能没有“孩子”，如果缺了这一项，一切就不再完美。
所以，分手吧——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理由，让媒人也不知如何是好。要是我另结新欢，还比较容易收场，遇到这种情况，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
小枝子从来没提高嗓门、激动地数落我。她只是静静地啜泣，不断地重复着“我没有信心和你一起走下去”，最后甚至不愿当面谈一谈。
我曾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希望见她一面，和她冷静地沟通一下，但无功而返。
伤脑筋的是，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保护她，也以为自己很爱她，以为生活中不能没有她，我用了想到的所有词汇来说服她，如果把那些话录下来，现在让我听一遍，我肯定受不了。
结果，小枝子边哭边说：“你没有权利勉强我接受这种人生，你不能这么自私。如果你真爱我，就应该放手，让我去寻找我想要的幸福。”
我仿佛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大梦初醒。
勉强我接受这种人生——她是这么说的。
原来，一切都是我的错觉。我和她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也不存在所谓的信赖。我只是一厢情愿地想好好爱她，保护她，和她共度人生。对小枝子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自己、自己。她的完美人生蓝图毫无商量的余地。
她不需要任何人保护，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这个轮胎看起来不错，但若真用了会开上愚不可及的方向，所以请让我把这个轮胎换掉吧。
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只问你一件事，”我问她，“在你决定解除婚约之前，烦心过吗？”
小枝子一味地哭，没有回答。
虽然事情没有发展到请律师出面解决的地步，但还是费了不少工夫才落幕。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请帖已经发出去了，许多细节也已经安排好了。
荒谬的是，小枝子的父亲竟然要我付遮羞费，说什么我女儿的清白都毁在你手上了。这位严格的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自己之所以放松门禁，同意女儿晚上外出，是因为我是她的未婚夫，否则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有什么两样？
第一次上床时，小枝子还是处女。“只和未婚夫上床”，想必也是她蓝图的一部分，然而我却最终成为玷污这张蓝图的男人。
再怎么说也不用闹到这种地步吧——经过一番协调，遮羞费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她父亲还是撂下狠话：“我不希望这件事对我女儿的婚姻造成影响，这一点你给我记清楚！”
主编虽然觉得自己颜面尽失，但在那个时候，仍然保持了中立的态度。谁也没想到，在原本要举行婚礼的日子，小枝子竟然在自己房间割腕自杀了。
伤势并不重，她只是用刮胡刀在手腕上抹了一下而已。被抬上救护车时，意识清楚。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还以为她为这件事烦恼了很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才会毫无预警地寻短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天真太可笑了。
小枝子的确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但并不是因为和我的感情结束了，而是因为从此必须背负着“已经谈好的婚事就这么告吹了”的过去。
所以，重要的还是她的“蓝图”。朋友去探望她时，她对朋友说：“我怎么会遇到这种倒霉事？一想到可能从此和幸福的婚姻无缘了，就不想活了。”
原来她觉得自己很倒霉。
彼此的想法如此南辕北辙，我也只能一笑置之。
真所谓祸不单行，这件事渐渐发展成一桩丑闻。我只是个小记者，但小枝子的父亲却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学校的内部斗争本来就很激烈，女儿解除婚约和自杀未遂似乎给他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结果我无法如愿调到总社社会组。主编在怒不可遏的老朋友和没什么私交的部下之间左右为难，最后还是顾全了老朋友的面子。人事往往是这类因素决定的。我并没有像学生那样的正义感，去驳斥这种人事决定，即使有，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曾经约好要我去他手下工作的社会组负责人是唯一为我打抱不平的人。他对主编很气愤，也很生气自己在主编手下工作，更对已经变得毫无斗志的我感到失望。当我在八王子分社快待不下去、周围的同事也不知道如何和我相处时，多亏他拉了我一把。
“和我同时进来的宫本在《亚罗》当主编，虽然大家都说那里像姥舍山（①传说中专门丢弃老人的地方。），社长也的确是个和死了没两样的窝囊废，但宫本可不一样。他去那里是为了掀起一场革命。怎么样？想不想过去和他一起干？”
这位宫本就是有着一张“车轮饼”般的圆脸、老是担心我欠债不还的主编。
这些年来《亚罗》逐渐有了改变，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外界看来，我被调到《亚罗》等于是降调。
如此一来，小枝子的父亲可快活了，否则收到空白恐吓信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调到《亚罗》后，大家都在议论我调职的原因。由于总社社会组组长没有透露过，传言愈演愈烈，和事实相去甚远。
有人说，是因为我拒绝了高层给我安排好的婚事，这还算客气的：有人说，其实在婚前我被发现是个同性恋；要不就是勾搭上了上司的情妇。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这其中哪种说法让生驹不胜其扰，哪种说法又让年轻摄影师感到好奇。
最后大家得出结论，高坂这个男人因为女人栽了跟头。传言这才慢慢降温。虽然大部分人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估计要等到我结婚之后，大家才会彻底忘了这件事吧。
结婚，说起来简单，现在却更难了。
首先，必须承认，我无法让对方生儿育女。大部分女人虽不会像小枝子那么坚持，但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我曾和文化组的女记者聊起这个话题。她是一名资深记者，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斩钉截铁地说：“女人不生孩子就不算完整的女人——这种传统观念大有问题。”
“现在，之所以会出现人工授精和代理孕母这种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人们即使用这种方法生孩子也在所不惜，否则就无法被认为是完整的女人。不仅周遭的传统势力这么觉得，大部分女人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领养的还不行，非得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靠怀胎十月生下的，才算是自己的孩子。现在还有许多人死守着这种观念。”
“我能够理解女人的这种想法，”我说，“其实，当男人的无法留下后代也会感到很悲哀。”
结果，她用力拍了拍我的背，激动地说：“你难道感受不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吗？你来到这世上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如果不留下子孙，你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吗？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就会倒退到在洞窟墙壁上画画的年代了。”
当时，我还心胸狭窄地想：虽然这番说辞很适合安慰人，但如果自己身处其中，怎么可能这么想呢！
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变胆怯了。
我无法忍受重蹈覆辙。心里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心思就像被封住了一样。无论恋爱结婚，都需要一股冲动，如果一开始就畏缩，怎么可能成功？
你没有权利勉强我接受这种人生。
没有孩子的人生，难道就是失败的人生？应该有许多夫妻会回答“不是”，可我身边就有两对恩爱夫妻表达过“这怎么可以”的否定态度。
我很怀疑，我能否找到一个和我一起回答“不是”的女人，即使内心有种种纠葛也无妨——能否找到这样一个可以理解我内心深处的失落感，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起坚定信赖的女人？
这是两个人的问题，不是单靠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只好这样一直拖着、拖着、拖着——这就是我目前的真实状态。
可是，事到如今，弄不好我得和小枝子见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她的名字？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答案。等我回过神来，已经过了可以给别人打电话的时间了。
我将伸直的双腿换了个姿势，看到袜子上沾满了棉絮，这才想到最近都没打扫过，虽然这里只是我每天睡觉的地方。
我懒得换睡衣，头靠着墙，准备睡觉了。在安静的房间里，似乎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咻——”的声音，我立刻睁开眼睛。
真够烦的，又来了。
不知道哪里的水管漏水了。房东虽然管理严格，对房子的老化却无可奈何。最近常常漏水。
通常，不是我就是我楼下那个立志当编剧的年轻人，会听到这种独特的漏水声，当其他邻居都进入梦乡时，只有我们还像夜猫子一样东摸西摸的。
这时就得爬上楼顶，关上供水槽总开关，然后在房东的门上留一张字条。黎明时分，当房东起床时，就会把开关打开，大家早晨用完水后，再关上总开关，然后请水电工来修理。虽然很麻烦，但如果不这么做，晚上水就会漏进某个房间的墙壁里，反而更麻烦。
“咻”的声音仍然持续着，听起来很清晰，很可能是我房间的哪里漏水了。真搞不懂，难道这是个“大家都来找高坂昭吾麻烦”的月份吗？
没办法。熟能生巧，即使不开灯，也可以轻松搞定。我一跃而起，走出房间，刚走上通往屋顶的外楼梯，就看到楼上有手电筒的亮光一闪一闪的。
是楼下房间的年轻人，他正站在屋顶。
“你也听到了？”我笑了。
“我们都是劳碌命。”
“我们就是专门负责看水管的。你回去吧，我会搞定的。”
“我去贴纸条。”
“噢，那就用这张吧。”
外楼梯上，贴着房东用楷书写的“保持楼梯肃静维持走廊清洁”的纸条。我严格遵守，轻轻走下楼梯。
我看到了。
在水泥楼梯的楼梯口，不知是用油漆还是颜料，总之是十分鲜艳的红色，写了一个字。
我回来时，还没有看到这个字。我摸了摸，字还没干。
我跨过那个字，追到小路口。只写下这么一个字，花不了太多时间，可路口连一只猫也没有，只有星星在眨眼。
我回到公寓，楼下的年轻人站在楼梯旁，看着自己的脚边。看到我走过去，他说：“我看到有人逃走了。这是什么？”
“你觉得呢？”
“一般来说，这是……”他战战兢兢地笑了笑，“据我所知，这个字应该是‘死’。”
上次是“恨”，这次是“死”。
“夜空实在太美了，会不会是飙车族搞的鬼？没有写‘罪大恶极’就算走运了。”
神在天堂司宇宙，人世间平安依旧。
怎么可能。
6
“警察才不会理你。”这是生驹的第一反应。
“除非你被人砍、被车撞、被暴打，或者被泼硫酸——”
“别说了，乌鸦嘴。”正端着咖啡走过来的佳菜子皱着眉头说，“你们没听说过话是有能量的吗？一旦说出口就会成真。”
“哦，是吗？”生驹夸张地点着头称是，“这么说，你每天晚上都在祈祷赶快找到男朋友哕？”
“真无聊。难怪老头而讨人厌。”
等她走了以后，我说：“我可没指望警察。”
“那个令人震惊的涂鸦现在怎么样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房东暴着脑门上的青筋和我一起擦掉了，他以为是恶作剧呢。”
“你没有告诉他？”
“嗯。但我提醒他关好房门。他可是那种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会去申请合法持有霰弹枪的老人咧。”
“日本就要靠这些老人家了。对了，找到小枝子了吗？”
我拿出便条纸给他看。我今天早晨打电话给介绍我和小枝子认识的那位学长，他目前在贸易公司工作。我打过去的时候，他正准备出门，所以免去了一大堆问候。
“不过，对方很不相信我，一直问我真的有急事吗？看来，我做人还真失败，他以为我要报三年前的一箭之仇呢。”
“那好，这不就代表对方问心有愧吗？”生驹看了看纸条说，“她结婚了。”
川崎小枝子，这是她现在的名字，住在中央区新富町，和新桥近在咫尺。我简直不敢相信。
“她先生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学校的老师，可能是她爸的学生。”
“去见一见吧。”肚驹一口嘱千了咖啡。“我当然会陪你一起去．如果你一个人去，她一定会报警。”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明天怎么样？我来约时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亚罗》的事。”
“你不是要去小田原吗？”
他站起来，穿上上衣，“电话联络就行了。对了，你还要给织田直也打电话，一定要找到他。他既然接过一次，只要你一直打，他肯定会感受到你的意念力的。”
传达意念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整个上午，我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都只听到电话铃声。
我实在打得不耐烦了，便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打去NTT。
“无可奉告。”
“那请你至少告诉我，这个号码是不是江户川区的号码？”
“是。”
“是哪一个电信局的管辖范围？”
“无可奉告。”
真是家好公司。
我从资料架上拿出江户川区的住宅电话簿，从五十音的第一个音开始，一字不漏地查，还忙着拨电话，把听筒夹在颚下，听着电话铃声，眼睛追着像蚂蚁般的数字跑，差一点变成斗鸡眼。
“要不要放大镜？”佳菜子走过来，伸长脖子看着。“需要帮忙吗？要是有两本，就可以帮你分担一半。”
我接受了她的好意，但她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请说。”
“也可能根本没登在电话簿上。”
“你这么悲观，小心老得快。”
“你自己可比我老得快多了，最近白头发都冒出来了。”
翻完整本电话簿，也没找到相符的电话号码。
“有没有比这更旧的电话簿？”
“有啊，你还要找吗？没想到你这个人很有耐心嘛。如果新的上面没有，旧的应该也不会有。”
“但也可能有吧？不做就来不及了。”
佳菜子一边说“好吧，好吧”，一边拿来一本旧电话簿。只有一本．我对她说：“谢了，我自己来就好。”
要是以前，我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对她说，我请你吃午饭，但现在却不能不多加思索了。正当我犹豫的时候，佳菜子先开了口。
“高坂先生，要不要请我吃午饭？”
“好啊……”
“太好了。我已经决定好地点了。”
她带我到银座四丁目。她说那是一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
我们避开了午餐时间，但店里仍然挤满了客人。坐下来之前，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坐定之后，佳菜子突然安静了下来。她碰了碰桌上的玫瑰花，移开了视线。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你怎么知道的？”
“上次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