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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我早就这么觉得了。不过你自己应该最清楚。”
“我之前看起来那么恋恋不舍吗？”
“也不是。但因为小枝子大大伤害了你的自尊心，有些人为了找回受伤的自尊心，就恋恋不舍——一直放不下，希望有机会咸鱼翻身。”
“我城府没那么深吧？”
我们在四丁目的十字路口停下，混在等红灯的人群中。
“刚才，我和川崎互瞪的时候，你想笑，结果忍住了，对吧？”
“对啊。”
“有什么可笑的？”
“我心想，男人真无聊，会为这么无聊的事争面子。”
我笑了。
“这倒是真的。”
“但是，我有一点想不通。”
我也有同感。我一直在想——如果立场互换……
“老婆的前男友说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可能会给自己的老婆带来一些麻烦。如果是我，理智上可以理解，但感情上一定会觉得‘这家伙怎么这么厚脸皮’，对不对？”
“嗯。”
“我老婆和你已经没瓜葛了。”
“你说得没错。”
“表面上可以保持镇定，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不愉快。”
“我也这么觉得，但川崎不是。”
“他像桧木板一样坐得笔挺，从头到尾没用那种你看他的无耻眼神看你。”
信号灯变成绿色，人群向前移动。
“看来，川崎明男这个人……”
我和生驹走在斑马线上，异口同声说道：“很有风度。”
说完，总觉得在刚刚走完的斑马线那一端，留下了某些无法用这句话囊括的东西。当我发现生驹回头看着新富町的方向时，我很确定，他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
不久之后，我势将再度面对当时留下的这个模糊不清的疑问。
5
回到杂志社，我发现桌上有留言。其中一个是之前采访的“反对选美”的妇女会代表打来的。替我接电话的记者刚好在旁边，我便直接问他。
“对方好像很满意。”他说。“她说，你没有曲解她的话，如实地写了出来。她还说：‘这很难得，更何况是男记者。’她要我分别向采访的人和写报道的人致谢，当我告诉她‘那是专栏，报道就是由采访的家伙写的’时，她很惊讶。”
他嬉皮笑脸地说，主编经过时，狠狠地打了他的头。
“对外面的人说话，怎么可以说‘家伙’呢？什么‘家伙’？”
那个妇女会代表如果知道我在写这篇报道时，正被一两个“特异功能少年”耍得团团转，根本无暇考虑其他的事，才把她的话原封不动抄上去时，应该就不会这么高兴了。抄写这种工作，初中生就能做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专访。”
我喃喃说着，正在杂乱无章的桌上找烟灰缸的生驹抬起头来。
“怎么了？你想到什么了？”
“如果是专访，就会有我的名字。”
生驹想了一下，用力地点点头：“嗯，对，会写‘文高坂昭吾’。”
我一直在署名报道和结怨上兜圈子，所以才没想到这一点。
“在八王子分社时，你写过专访吗？”
我点点头。分社的记者就像打杂的，选举、运动、犯罪、当地教育问题，什么报道都要一肩挑起。
“但数量有限。我这个人不喜欢专访，不是一言不发地听对方滔滔不绝，就是问太多问题把对方惹恼了。而且，想要作一篇四平八稳的专访，通常都要吹捧受访者一下，这种事我干不来。”
“很难想象三年前被你抬举过的受访者，事到如今才为‘你怎么可以写这种违心的报道’而愤愤不平，写恐吓信给你……”生驹侧着头，“怎么想也不可能。”
他似乎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
另外是织田直也先前待过的加油站负责人打来电话，叫我回电。
我打过去，他很快接起来。他说他可以查到直也的去向。我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拉了把椅子，端坐着听他说。
“你看到他了？”
“不，没有。”
原来是今天中午，有人去加油站找织田直也。
“他是织田半年前打工的便利商店的店长，以前开车经过我们加油站时曾看到过织田。他以为织田还在这里工作，刚好路过，就顺便来看他。他很惊讶地说：‘之前他突然就辞职不干了，我看到他时还吓了一跳，没想到他也辞掉了这里的工作。”’
“你有没有问那位店长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这我倒没问。但我问了更有用的事。”
他得意地笑了。
“织田辞去那家便利商店的工作半个月后，有侦探社的人去那里找他。那个店长对我说，当时，侦探社那些人鬼鬼祟祟的，他也不想说太多，随便敷衍了几句就把他们打发了。现在，连记者都在找他，他就不能不提防着点了。”
这么说来，直也对加油站的麻子说的‘侦探社的人一直在找我”，并不是胡说八道。
“我打听到了那家侦探社的名字和电话。”加油站负责人心情愉快的继续说道，“侦探社的人拜托店长，一有直也的消息马上和他们联络，还留了一张名片给便利商店的店长。因为很少见到侦探社的名片，那个店长就一直留着，这才知道了侦探社的确切名称。要不要我告诉你？便利商店的店长不愿意和这种事扯上关系，仓皇失措地逃走了，我才不在乎呢。”
我拨了他告诉我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很爽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没错，这里是‘东京调查有限公司’，但我们不是侦探社，是专门寻找失踪人口的正派调查公司，我就是社长。”
她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但她说目前已经停止寻找织田直也了。社长能够立刻对具体案件作出回答，想必只是一家小型事务所。
“为什么停止了？”
“那还用说，当然是委托人要求的。”
女社长用不亚于生驹的沙哑声音肯定地说。
“这么说，是找到他了？”
“找不到。”
那为什么委托人停止寻找？
“我想你应该知道，织田直也初中毕业之后就离家出走了。”
女社长没回答，这表示她知道。
“你的委托人是他的家人，对不对？”
这点绝对错不了。如果是他家人，无论如何我都想见一见。
“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和他家人联络？”
女社长不悦地说：“我不能告诉你委托人的身份。”
“我明白。所以，才请你通融一下。我不会拿来报道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对他也不是一无所知。他父母在他小时候就离婚了，当时好像还为财产的事闹得很不愉快。”
女社长静默了很久。当她终于开口时，一副怕旁人听到的样子压低嗓门。
“好吧，我就告诉你吧，免得你再来烦我。但我不能把委托人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你。况且，即使你去找她，她也不会理你。”
“她？”
“对。委托人是织田直也的母亲。”
女社长说得简明扼要。直也的父母在他八岁时离了婚，离婚的原因有两个。
原因之一是，直也的母亲和自己的婆婆——也就是直也的奶奶——处不来。
“织田家世代都在板桥的泷野川经营酒类零售商店。直也的父亲是独生子，是第四代。他母亲以前是酒家女，年纪比他父亲小一轮。一开始她就和婆婆处不来，听说还动了刀子。”
另一个原因是，那家零售商店后来不得不关门了。
“织田的爸爸为朋友的贷款作担保，结果对方逃走了，所有的债务都落到他头上，做太太的就和他翻脸了。分手时，的确为了钱争吵得很厉害，但为了孩子的监护权吵得更凶。做母亲的虽然很想把那个叫直也的孩子带在身边，但最后没能如愿。”
现在这位母亲想要寻找直也。
“她说她一直牵挂儿子，现在手头稍有了点钱，一定要找到儿子。”
“那为什么又撤销委托呢？”
女社长很不甘心地说：“被她现在的丈夫阻止了。她已经再婚了，和现任丈夫也生了孩子。她丈夫问她，事到如今，即使找到这个孩子，又能怎样？”
虽然话这么说……但直也的母亲说，等她丈夫冷静之后，会再委托他们。女社长也保证，下次一定找到。
“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早就死了。是死在路上的，酒精中毒而死。”
挂了电话，我舌头上留下了苦涩的味道。
直也成长的家庭到底是怎样的？
又是离婚，又是争财产——有特异功能的人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更想见一见直也的母亲。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虽然我苦思冥想，但那个女社长口风很紧，看来还得多打几次交道。
我顺手拿起不知谁丢在一旁的晚报，想要转换一下心情。正当我漫不经心地浏览标题时，立刻倒抽了一口气。
那是一篇文字报道。在报纸的角落里，只登了很小一块，不仔细看就错过了。我为什么要看这么一则小小的报道？要是没注意到就好了。
今日中午 一男子从圣桥上跳河自杀
只见小小的标题下写道：
“下午一点左右，有目击者看到一名年轻男子从神田川千代田区御茶之水的圣桥上跳河自杀，神田消防局的急救队员随即赶到，积极展开搜救工作——虽然立刻被打捞上岸，但年轻男子已经气绝身亡——从他身上的驾照发现，他是……”
宫永聪，二十一岁，私立东京国际教育大学教养系（①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综合学习各种知识的科系）二年级学生。
那对像兄弟般的未来画家其中之一。
打开井盖的两人其中之一。
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他画的信号灯。永远的红灯。永远的停止信号。
第五章 暗场
1
葬礼当天是个阴天。云层低垂，天空仿佛就要掉到头顶上。
宫永聪家离京叶线海滨幕张车站约五分钟车程。那天是周末，到处都是前往幕张展览中心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没有阳光，但气温还是很高，年轻人都身穿鲜艳的衬衫或外套。点缀其中着丧服的，都是前往宫永家吊唁的。
由于得等警方完成尸体解剖和侦讯，碰巧又遇上友引日，从聪自杀到今天葬礼举行，已经过了四天。这四天，对某些人来说，虽然冲击渐渐平复下来，但伤痛却无法平复，反而更加严重了，就像跌打损伤慢慢变成淤青一样。
稻村慎司跟着父亲一起走出车站，他的脸上也浮现出这种淤青。稻村父子俩夹在欢声笑语的情侣和年轻人之间，只有他们脸上没有光彩。我们约好在车站前见面，但我一看到他们父子俩的脸，就后悔当初答应他们要一起来。’
慎司穿着制服，立领最上面的扣子扣得紧紧的，上面一张憔悴得像月亮般苍白的脸，脸颊很粗糙，感觉刺刺的。应该没睡好吧。
“我看，你们还是别去了吧。”
我对向我点头示意的稻村德雄说道。慎司低着头，我看着他的眼睛。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和你没关系。都怪我不好，我应该向警方检举他们。是我判断错误。”
慎司默默摇摇头。
慎司的父亲说：“高坂先生，不能这样光从结果看问题。”
“除了结果，还有什么好说的？”
“慎司必须负责。”稻村德雄依然不改平静的语气，“不管你怎么看，我的看法都不会改变。无论你来不来，我都会带着慎司参加这个葬礼。我们走吧。”
慎司踉跄地走向出租车站。我抓住走在他身后的父亲的手，说：“你儿子只有十六岁，还只是个孩子。”
“但他不是普通的孩子。”稻村德雄义正辞严地说，接着看着我，“我们走吧。”
无论哪户人家，举行葬礼时总显得很拥挤。可能是一下子涌进了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人，如果用富有诗意的话来形容，可以说成——连房子都为了哀悼死者而缩着身体。
宫永聪的葬礼完全没有诗意，只有满眼的白花，络绎不绝的吊客以及年轻往生者的遗照，还有就是悲愤。
坐在灵堂前的死者家属中，有一名中年妇女始终低着头趴在地上，仿如在用某种不为人知的特殊仪式祈祷着。从旁人的窃窃私语中，我得知那个人是聪的母亲。
我看到另一个承受悲痛打击的母亲。望月大辅的母亲和宫永聪的母亲，这两个死去的孩子，不知道为何而死。
没有人知道他们踏上黄泉路的原因。除了我和慎司，除了极少数人，没有人知道。
望月大辅掉入不知被谁打开的井盖而死。
宫永聪则突然自杀身亡。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从圣桥上一跃而下。我听参加葬礼的人轻声嘀咕着，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错。他既没留下遗书，也没告诉家人自杀的理由。
这四天，我查了他死前及死后的情况。他死前什么也没说。同时，我还试着和垣田俊平联络，却徒劳无功。
我张大眼睛四处寻找，也不见垣田俊平的身影。他站在这些吊客之间，应该会高出一个头，但我找不到他。
诵经声震撼着我的内心。无论是那个七岁孩子的死，还是这个二十一岁的未来画家的死，仿佛都是我的责任。
稻村慎司和他父亲并肩站着，与我有段距离。他们身旁，一个年轻女子大声哭泣。另一个看起来像是她朋友的女孩子流着泪搂着她的肩膀，轻轻抚着她的背。我想慎司一定是刻意站在她们身旁，听着她们哭泣，让自己陷入深深的自责。
宫永家不是新房子，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扩建，房子旁边有一间看起来很新的、附铁卷门的车库。铁卷门一直关着，但在烧香时，稍微打开了一下，两个戴着臂章、看起来像是葬仪社的男人勉强弯腰钻了进去，我在那时候看到了汽车轮胎。
我弯下身，探头望了一眼，黑暗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红色保时捷的车体。
我想起在井盖事件发生后，一个对汽车很熟的同事对我说，保时捷既任性又神经质，引擎发动和行驶的状况，每次都不一样。他还说保时捷是有生命的。
车子依然在，驾驶的人却死了。
在那两个戴着臂章的男人走出来、铁卷门重新拉下之前，我一直想象着在台风中疾驶的红色车体；想象着在草丛中翻滚的黄色雨伞。
有人从后面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垣田俊平消瘦的下巴出现在教面前。
“如果当时我在旁边，就能阻止他了。”
他一开口就这么说，似乎不是对我，而是对挂在远处的好友的遗照说。
他拉着我准备离开参加葬礼的人群，慎司发现了我们，脸色大变走了过来。我还没开口，垣田便缓缓摇着头，意思是说你别过来。慎司呆在那里，一直盯着我们，这时他父亲将手搭在他的肩上。
“离出殡还有点时间，我们走一走吧。”我对垣田说。我就是想远离这里，并没有特殊的理由。我知道，只要慎司想，即使看不到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的交谈。
“那个孩子，”垣田低沉的声音轻轻说道，“是不是看到我们做了什么？他一定是看到了，所以才会追到‘回力球’来。”
我们来到距离宫永家两个街口的地方，渐渐放慢了脚步。路旁的电线杆上，贴着往宫永家去的路标。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错。”我决定让他认为就是这么回事。
“但事后决定怎么做的是我，并不是他。”
垣田像醉汉一样踉跄地走着。
“是你们干的吧？就像他说的那样，你们不想让车子的引擎泡水，才打开井盖，让水流下去……”
他默默点点头，然后木然地看着天空，小声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我没有回答。不管我怎么回答，都像是在辩解。既然这样，不如就让他觉得是他想的那样好了。
垣田说：“你是不是同情我们？”
“同情……”
“对。我们干了蠢事，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一定觉得我们蠢到了极点，要是你们去报警，我们就太可怜了。你一定以为，即使不报警，我们也会去自首，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的。他说：“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一直在想，既然你给了我们自首的机会，我们应该有所行动。”
“宫永这么说的吗？”
垣田没有回答。
“我们看了《亚罗》的报道，”他说，“我对聪说：‘我们去自首吧！’我说：‘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不知道是不是风向的问题，即使离这么远，仍然闻得到线香的味道。宫永聪会不会也跟着我们来了——我突然想到。
“你真平静，”我说，“你真的很平静。即使你揍我，骂我为什么要这么凌迟你们，我也无话可说。”
垣田冷笑一下，从他的嘴角似乎可以感受到他的咬牙切齿。
“即使这么做，聪也不能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