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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寸的距离，我就“啊”的发出一声低沉痛苦的喊叫。我下意识地捂住嘴，不敢喊出声。我在漆黑中摸着自己的腿，肿得像根柱子。但我没办法，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承受着无奈和疼痛。
第二天早上我是活活被疼醒的，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第一时间就是掀开毯子看着自己的腿。一大块淤青，右腿比左腿几乎粗一倍。我看看表，9点多。家里没人，我实在太渴了，试着用手搬起自己的腿，把它们放在地上。我想站起来，但是一使劲，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忍着疼痛尝试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只换来了我撕心裂肺的喊叫。最后我只能双手试着触摸地面，爬！没错，的确是用爬，我爬到墙角的暖壶旁，可我发现杯子在桌子上，我够不着。所以就把暖壶里的水倒进暖壶盖中，一点一点地喝着。这一系列动作让我筋疲力尽，我坐在地上揉着自己的腿。这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最后我又匍匐着爬回到沙发上。
下午的时候我爸回来了，进屋后他直奔自己的卧室。我听到他在里面问：“林林，腿还疼不疼？”
“疼。”
“等会儿我给你敷一下。”
我听到一阵翻弄抽屉的声音后，我爸走了出来。他站到我面前，看着我的腿。
“怎么不看着点儿啊？忒不小心了。”我爸关心地问我，然后走进卫生间拿了一块蘸着冷水的毛巾走到沙发前。他轻轻地把毛巾敷在我腿上，我看着他，心里的委屈溢于言表。
“林林，我和你妈还有阿赞一会儿坐火车去河北。”
“啊？干吗去？”
“他们俩好久没回老家了，回去看看。”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当时很愤怒但又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我现在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了，居然还要离我而去！但我同时也知道，但凡有一个把我当回事的，他们也不会决定这样做。我咬咬牙，低着头。
“没事儿没事儿，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我爸安慰我说。
“嗯。”我无奈地点点头。
“行了，你妈他们都已经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得过去了。给你留点儿钱，自己吃饭。”
“哐当”一声门响，我唯一的、最亲的亲人就这么走了，我爸他们一走就走了半个月。可想而知，这半个月我是怎么过的。开始我只能在地上爬，俩胳膊肘都被磨烂了。每天靠吃家里储存的方便面度日，一直硬扛到他们回来。
就这样，两个月左右的暑假过去了。为了不耽误初三紧张的学业，我只能每天让我爸送我上学，在学校里拄着拐棍行走。冷敷热敷都试过，云南白药和消炎药也一直在用，将近七个月过后，我的右腿渐渐好了起来。但是当我不需要拐杖和搀扶，自己独立行走的时候，我彻底崩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跛子！！！
直到我变成了跛子的时候，我们家才想起来把我送进医院。医生说骨折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变成畸形是非常有可能的，可当时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常识，没有人知道我骨折了。或者换句话说，根本没人真正关心过我！而当医生提出可以通过矫正手术治愈的时候，梁晓欢居然以拿不出那么多手术费为由拒绝治疗！一个四肢健全的初中生，就这么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瘸子！而原因仅仅是为了偷几个鸟蛋！
时间回到2012年11月22日，我看着躺在床上昏迷的梁赞和困在椅子上的梁晓欢，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但同时更多的是深深的恨。我把那个装着各种工具的旅行箱拉到另一间卧室里，锁好四道锁之后，走出了地下室准备去执行下一个任务。当我走到楼道门口的时候，就好像约好了似的，那个穿紫色羽绒服的女孩儿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这事儿巧合得离谱，这次我很主动，走过去跟她打招呼：“怎么总能碰见你？”
她看见我，仿佛知道我要说这个，微笑着说：“因为你在等我啊！”
“我？等你？”我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找个地儿坐坐吧。”她热情地说。
我看了看表，中午12点。“吃个饭？”
我们俩坐在通州的一个饭店里，非常巧合的是她点了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和孜然羊肉，恰好这三样菜都是我最爱吃的！一边吃着合口的饭菜一边和她聊天，我心情立刻大好。
“你叫什么？”我问她。
“李淑芬。”
“李淑芬……李淑芬……”我嘴里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而脑袋里一直使劲回忆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
当我在脑海中搜索不出任何信息的时候，李淑芬仿佛看出了我的异样，她问：“怎么了？”
我笑了笑，吃了一口菜说：“这名字挺古典。”
“哈哈，都这么说。”李淑芬爽朗地笑着。
“你干吗的？”我又问。
“什么都不干。”
“你是在那儿买的房子吗？”我指了指小区的方向。
“不是。”
李淑芬说话很干脆，不拖泥带水。几个回合下来，她每次回答我的问题都是轻描淡写。而且我发现她对我的事儿毫无兴趣，甚至我叫什么，我是干什么的她都不问，一直都是我在问她一些问题。这样也好，反正我最近干的是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也怕言多必失。随着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很强且莫名其妙的信任感。
我放下筷子，定睛看着她，一本正经地说：“帮我个忙。”
“说。”
“如果有人问起你我昨天在哪儿，你就说我在大兴。”
“啊？”李淑芬也放下筷子，看着我。
“行吗？”
“什么行吗？你怎么了？”
我长出一口气，说：“昨天我来这儿租的房子，但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这儿租房子。我是个私人医生，你就说我在大兴出诊给你治病。”
李淑芬想了想，问：“谁会问我？”
“嗯……有可能是我父母，有可能是我老婆，反正你答应我就行了。”我露出一点儿恳求的表情。
“行！”依然是干脆的回答。
“那咱干一杯，一言为定。”
我往我们俩的杯子里各倒了一些饮料，然后双方高高举杯，像煞有介事地碰了杯。
“他们会问到我吗？”李淑芬问。
“不知道，反正不管谁问你就这么说。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又干了杯，那就说话算话。哪怕是警察问你，你也得这么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儿肝儿颤，因为我怕她怀疑为什么我无缘无故地提起警察。而我却深知，估计只有警察会这么问。但可喜的是她并没有怀疑，依然满口答应。酒足饭饱后，我们互相留了电话，便各自散去。后来我把一个真正住在大兴的患者地址和简单病历通过短信发给她，让她记住，并叮嘱她，如果有人问她在大兴的地址就报这个。
从11月22日囚禁了梁赞之后，我就回到朝阳区自己的出租房去住了。我把梁赞的手机摔得粉碎，SIM卡折断，把他的证件夹随意地扔进了抽屉里。
11月24日，梁晓欢失踪3天，梁赞失踪2天。我爸报警了，公安局传唤我和我爸下午去那儿做例行审问。这期间我爸问我为什么梁赞跟我出去之后就没回来，我告诉他梁赞跟我出去后是分头去找的，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没想到，我那个单纯的父亲相信了。
我开着车带着忧心忡忡的父亲来到派出所，进去之后我爸就被单独叫进一个房间里问话。说实话，当我爸进了房间关上门之后，我紧张得要死，我真希望他永远不要再出来。因为我不想进去，我不想面对警察的审问，我不想编瞎话，更不想坐牢！我在派出所的大厅里，盯着繁忙的警察、盯着来来去去的过客、盯着墙上的挂钟和标语，几次有冲出警局逃之夭夭的冲动。但我不敢，因为这是我的计划中必须经历的一环，也是必须经历的考验，我不能就此失败！我强按住自己的身体，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
突然，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从门缝里我爸的半个身子侧了出来，我看到他的表情更加凝重了！我知道我要进去了，我微微抬起屁股盯着他。他的身子完全从门里走了出来，后面还跟了一个警察。我爸转过身，握住警察的手，跟他寒暄着。我站了起来，同时，警察向我挥手，招呼我过去。我真的迈不开腿，感觉像灌了铅一样。可我知道我不能犹豫，越是这样越像心里有鬼。想到这儿，我僵硬地迈开我畸形的右腿，朝他们走过去。从我所坐的椅子到那个办公室大概有15米的距离，一声心跳一个脚印，我像个战败的士兵，又像个凯旋的斗士。纠结与恐惧，是此时的心境。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怒吼！
“都他妈闪开！！！”
所有人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我们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我还听到不知道从哪儿传出几声妇女的尖叫。那个男人把匕首架在胸前，要挟站在他面前跃跃欲试的三个警察。
“你们他妈谁过来我就捅死谁！”
“你别胡来！”一个警察大喊。
“你先把刀放下，咱有话好好说！行吗？”一个年长一点儿的警察说。
“去你妈的！反正要他妈世界末日了！我找点儿吃的怎么了？啊？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
我看着那个丧心病狂的男人，然后又猛地转回头看着我爸和他身后的那个警察。我爸完全被吓傻了，而那个警察好像本能似的一步一步往前凑。我偷偷四下看了看，在场所有穿黑色衣服的警察基本上都一步一步往前凑，而这一举动被那个男人看出来了。
“都别过来！我他妈再说一遍！！！”男人挥舞着手里的刀子，声嘶力竭地咆哮。
这个男人应该没干过什么绑架的事儿，因为他除了随身带着一把应急的匕首之外毫无准备。既没有人质，也没有第二套方案，甚至连此时此刻应该靠在墙角以防背后有人偷袭都不知道！果然，一个从他身后过来的警察将其恶狠狠地扑倒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像电视里常看到的那样，所有人“轰”地一下一拥而上把他制伏。其中，还包括那个即将要审问我的警察。看到这儿，我赶紧疾步跑到我爸身边，抓住他的袖子就往警察局外面走。这一路我生怕后面有人大喊一声：“站住！”但没有，只听到嘈杂的一片乱喊：“按住手！按住手！”“放开我！”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我开着车回家的时候能感觉到我爸依然忧心忡忡，但我自己却差点儿高兴得笑出来。千钧一发之刻居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横在面前，解救我于危难之中，好像老天都在帮我。这是我计划中没有的突发事件，但可喜的是这种突发事件对我来说却是良性的！
后来我才知道警察除了让我爸在报纸上多打些寻人启事之外，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并且他们隐晦地告诉我爸，因为最近末日言论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恶性事件，实在是忙不过来。这种类似丢自行车一样的人口失踪事件基本上没有时间调查。这个利好的消息对我来说简直如沐春风一般，甚至让我顿时对世界末日都丧失了全部的恐惧感，同时也让我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下面的计划。
Chapter 3 初恋之殇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我拿出一部新买的手机，插上在街边报亭买的SIM卡，拨通了一个电话。说实话，当通话等待声音响起的时候我又开始紧张了，手心又开始不自然地冒汗。这个电话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我好久没有打过。所以我很矛盾，既希望对方快点儿接电话，又希望对方永远不要接听。
嘟……嘟……嘟……
“喂？”一个悦耳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喂，咳，喂。”我干咳了一声。
“是你啊？”对方居然听出了我的声音。
“呵呵，是我。”
“怎么了？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啊？”
“没什么，想看看你换号了没有。”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怎么可能？自从我高中毕业买了手机就没换过号，这你知道的。”
对方的声音依然那么甜美悦耳，只是比我四年前那会儿听到的声音成熟稳重了些，更加让人心动。
“你还好吧？”我平静地问。
“挺好的，你呢？结婚了没有？”
“还没呢。我听说你结婚了是吧？”
“我早就结婚了，孩子都两岁了。”
听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对方结婚的事儿我是知道的，因为有人告诉过我，但她有了孩子这事儿我确实毫不知情。虽然我们已经那么长时间没见，但说到底毕竟之前的感情是很深的。她有了孩子，这让我心里的确有那么一点儿不舒服，但我依然故作镇定。
“是吗？男孩儿女孩儿啊？”我问。
“女孩儿，跟她爸在加拿大呢。”
“那挺好。”
也许是太长时间没联系了吧，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了，我们俩在电话里尴尬了几秒钟。可仅仅几秒钟之后，我那根绷紧的弦又开始发出提醒的信号。似乎每当我对我的计划有懈怠的时候，它总能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并且及时提醒我：“完成你的任务！完成你的任务！”
“咳。”我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又说，“过两天有时间吗？出来见一面吧。”
“嗯……”她犹豫着。
“怎么？还怕你老公骂你啊？”我打趣着说。
“那倒不是，我得看看我有没有时间。最近忒忙了，一大堆事儿。”她为难地说。
“呵呵，我们有四年没见了吧？”
“嗯……差不多。”
“四年没见，我们见面聊四十分钟总可以吧？”我有点儿埋怨地说。
“嗯……”她还是犹豫着。
“哎呀，你还想什么啊？真服了你了。”我埋怨的口气越来越重。
“哈哈，好吧好吧！我才服了你了！”她爽朗地笑了两声，满口答应。
“那行，你看……什么时候？”我问。
“明天中午？你现在住哪儿呢？”她反问我。
“我还住朝阳，你呢？”
“我也在朝阳，最近住我妈那儿呢。”她说。
我想了一下，说：“那，我们还约老地方吧。”
她叫璟雯，我们的关系是：大学同学、初恋、未婚妻、朋友、陌生人，最后是仇杀对象。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斗争，才把她列为在末日前月我要杀的四个人之一，我也能预料到杀她这件事儿会让我遇到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有外在的原因，比如那么长时间没联系，她会不会理我？会不会见我？会不会乖乖听我话，“配合”我完成这个计划？当然也有内在的原因，毕竟我们认识太多年了，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虽然你现在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杀手，但我没杀掉任何人之前你不能认为我冷血。所以在杀与不杀之间，我因为她纠结了很久。但当末日前月迫在眉睫的时候，我最终下定决心，在那个杀戮名单上重重地写下了她的名字。原因？听我慢慢道来。
我和璟雯认识的时候是大一军训，因为我右腿残疾，所以并没有被列在军训的名单里，但我同样得和全体大一新生一起被拉到郊区的部队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穿着极不合身的军装，远远地站在我们系方阵旁边的某个地方观看他们军训，并且必要的时候给身体不适的同学拿毛巾或者送水。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大把的时间观察这些陌生而朝气蓬勃的面孔。
最先映入我眼帘的并不是璟雯，而是一个外号叫老包的男孩儿。之所以叫他老包，因为他长得皮肤黝黑，而且脑门上有一个如月牙般的疤！很像包青天包拯，所以大家给他起外号叫老包。为什么我会对他感兴趣呢？因为他总是以各种名义逃避军训，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开始教官和老师还让他坚持坚持，后来发现他每次都演得惟妙惟肖，好像多走一步就要骨折，再走一步就会全身消融而死似的，所以干脆就放弃了这个“逃兵”。他经常坐在我身边跟我侃大山，一侃就是一天。当然侃得最多的就是关于这届大一的女生，如果不是他，估计我不会那么快认识璟雯。
老包喜欢一个护理专业的女生，而那个护理专业的方阵离我们外科专业的还有一段距离，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那个女孩儿的。老包把那个女孩儿形容得如貂蝉一样美丽，后来他强行拽着我去看那个女孩儿，让我帮他参谋参谋，其实我知道他是想在我面前显摆显摆罢了。而当我看到那女孩儿的时候确实被她的美貌惊住了，不过唯一的出入就是这个女孩儿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