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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惊吓、蒙惑，朋友则受吸引而迷恋。
情报是十万火急的，但传达到目标时，就我们所知，却是暖昧难解的一点气味。“家中。今天下午四时”。雌蛾说。它释放出一点点蚕蛾醇。这种东西，只要一个分子就能使方圆数英里之内的任何雄蛾身上的茸毛颤动，使它以莫名其妙的热情顶风而来，但值得怀疑的是，它是不是知道自己被一阵化学引诱剂的烟雾所俘虏。它并不知道。相反，它很可能忽然觉得天气变得这么晴好，气候是这么令人精神振奋，时间是这么适合它那几只老翅来一番舒展，于是就轻快地转身迎风而来。在路上，顺着一缕蚕蛾醇飞行时，它注意到有其他雄蛾也都朝同一个方向飞行，都那么兴冲冲的，你追我赶，好象只是来参加飞行比赛一样。然后，当它飞达目的地时，它可能认为那是最偶然不过的事，是极大的运气：“老天保佑，看这里是什么呀！”
有人冷静地估算过，假如一只雌蛾一下子喷放出液囊中的全部蚕蛾醇，理论上它能够立即吸引来一万亿只雄峨。当然，这种事不曾发生。
鱼类用化学信号来识别同一种内的个体成员，也用来宣告某些个体地位的变化。作为地方首领的鲶鱼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而一旦它失去了这一地位，它就会有不同的气味，所有的鲶鱼都会识别它地位的丧失。美洲鮰鱼可以一下子识别出它新近的敌手刚刚游过的一片水域，它可以从鱼群中把那个敌手和其他所有的鱼区别开来。
有初步的、目前还是零星的证据证明，灵长目动物有着重要的外激素。雌猴在雌二醇的作用下，会造出一些短链的脂肪族化合物，雄猴闻到它就兴奋得不要命。灵长目之间是否还借助外激素进行其他类型的社交，目前还不知道。
关于人类是否有这种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较多的注意。预言其结果还为时过早。可能，我们只是保留了一些早先用来产生外激素的器官的遗迹，而关于那些器官的记忆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在对我们技术的新的挑战中，我们也许能安保无恙，在20世纪即将流逝时，我们也许只能作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直接从太阳取得能源的事上。
但关于后事如何，尚有些极微小的暗示和提示。去年，有人观察到，在宿舍里贴近居住的年轻女子，她们的月经很容易自动同期进行。《自然》杂志上有篇文章，报告了一位不具姓名、特具定量头脑的英国科学家的亲身经验。这个人在一个近海的岛子上与世隔绝地生活，一过就是很长时间。他把每天刮胡子时落入电动剃须刀里的胡髭称重。这位科学家发现，每一次回大陆并邂逅女孩子时，他的胡子都长得快得多。另据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泌的汗有特殊气味，经追查，发出那种特殊气味的东西，是反…3…甲基己酸。
在现代通讯的影响下，我们高度发达、不可能再含糊其事的大脑，现在还在进化着。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个新的企业拔地而起，制造出新的香味（“基剂与发味剂的科学结合”），泽西洼地上兴起其他一些更大的联合企业，耸起顶端冒出明火的塔楼，制造出苯酚、麻醉剂和其他可能的鲜绿莹莹的喷雾剂。它们遮盖、伪装、压抑所有的外激素（“万物无臭牌”）。对大气标本进行气相层析，可以显现出各种人类活动所释放物质的波谱差别。它能区别哪是格拉斯哥的足球赛，哪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会议，哪是星期六下午的夏季海滩。人们甚至可以用气体分析方法，想象到五角大楼激烈的会议和日内瓦的新协议。
据称，受过良好训练的猎犬可以准确无误地跟踪一个穿鞋的人的足迹，即使那个人穿过留下了无数其他人的脚印的开阔地，只要事先让狗闻一下这人的衣物就行。假如非要为全国人类气味研究会（可以用食品药品管理局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预算合资建立）想出一项研究与发展计划，这将是一个开创性的极好的问题。这项计划也许还会产生一些我们愿意看到由联邦资助进行研究的次级的、分项科研项目。如果真象小说里说的那样，聪明的狗能通过嗅觉辨出一个人跟其他任何人的差别，那么，这也许就得从10碳原子分子几何形状的不同，或从数种混杂的外激素相对浓度的不同得到解释。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研究免疫学的人们应该感兴趣。他们早就象立界桩宣布所有权一样宣称，他们弄清楚了区别此与非此的各种机制。也许，敏感和精确得出奇的、能发觉半抗原那样小的分子的免疫机制，代表着发觉同一标记者的另一种方法。人的最好朋友可被用来嗅辨出组织相容的供给者，等等。只要我们能成功地将研究活动维持在这一水平，并或许能成功地通过释放大量的金钱，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从其他方面转移开来，我们可能就不会陷于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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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的音乐
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随着我们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通讯系统越来越复杂，我们彼此发出的声音变得更象嘈杂声，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我们很难从这噪声里选择出有意义的信号来。当然，原因之一，是我们似乎不能把通讯仅限于携带信息的、切题的信号。假如有任何新的技术来传播信息，我们好象一定会用它来进行大量的闲聊。我们之所以没有灭顶于废话之中，只是因为我们还有音乐。
使人聊以慰藉的是，听说较新的学科生物声学须得研究别的动物相互发出的声音中存在的类似问题。不管它们有什么样的发声装置，大多数动物都要发出大量含糊不清的嘟哝声。需要长期的耐性和观察，才能把那些缺乏句法和意义的部分加以剔除。为保持聚会进行而设计的那些无关紧要的社交谈话占了主导地位，大自然不喜欢长时间的沉寂。
然而总有一种持续不断的音乐潜在于所有其它信号之下。白蚁在蚁穴中黑暗的、发着回响的走廊里用头部敲击地面，彼此发出一种打击乐式的声音。据描述，这声音在人的耳朵听起来，象是沙粒落在纸上，但最近对这种声音的录音进行的摄谱学分析显示，在这敲打声中，有着高度的组织规律。这敲击声以有规律的、有节奏的、长度不同的短句出现，就象定音鼓部的谱号。
某些白蚁有时用上颚的颤动来发出一种很响的、高音的咔嗒声，10米之外都能听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制造这样一个音符，其中一定有紧急的意义，至少对发音者是这样。发出这样的大声，它必须猛力扭动身体，以至于让反冲力把它弹到两三厘米的空中。
企图赋予这种特别的声音以某种具体的意义，那显然是有风险的，整个生物声学领域都存在这类问题。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头脑糊涂的外层空间来客，对人类发生兴趣，在月球表面上通过摄谱仪听到了那个高尔夫球的咔嗒声，而试图把它解释为发出警告的叫唤（不大可能）、求偶的信号（没那回事），或者解释为领土占有的宣言（这倒可能）。
蝙蝠必须几乎连续不停地发出声音，以便借助声纳来察知周围所有的物体。它们可以在飞行时准确地发现小昆虫，并象有导向装置一样准确无误地向喜欢的目标快速前进。有这种高超的系统来代替眼睛的扫视，它们必定是生活在一个常伴有工业声、机器声的蝙蝠的超声世界里。然而，它们也彼此交流，也发出咔嗒声和高调的问候。另外，有人还听见，它们在树林深处倒挂身体休息时，还发出一种奇异的、孤凄的、清脆如铃的可爱声音。
几乎所有可被动物用来发声的东西都被用上了。草原松鸡、兔子和老鼠用脚爪发出敲击声；啄木鸟和其他几种鸟类用头部梆梆地敲打；雄性的蛀木甲虫用腹部的突起敲击地面，发出一种急促的咔嗒声；有一种小甲虫叫做Lepinotus inquilinus，身长不到两毫米，却也发出隐约可闻的咔嗒声；鱼类发声靠叩动牙齿、吹气或用特殊的肌肉来敲击定音用的、膨大的气囊；甲壳纲动物和昆虫用生有牙齿的头部位固体振动而发声；骷髅天蛾用吻作洞萧，吹奏出高调的管乐声。
猩猩拍打胸脯作某种交谈。骨骼松散的动物把骨节摇得咯咯作响。响尾蛇那样的动物则用外装结构发声。乌龟、短吻鳄和鳄鱼，甚至还有蛇，也能发出各种各样某种程度的喉音。有人听到水蛭有节奏地敲击叶子，以引起别的水蛭的注意，后者则同时敲击作答。连蚯蚓也能发出一组组微弱的、规则组合的断音符。蟾蜍互相对歌，朋友们则报以应答轮唱。
鸟类歌声中事务性通讯的内容已有人作了那么多分析，以至于看起来它们没有多少时间从事音乐。但音乐还是有的。在警告、惊叫、求偶、宣布领地、征募新友、要求解散等词汇的背后，还有大量的、重复出现的美妙音乐，说这些是八小时以内的事务性语言是难以讲通的。我后院里的画眉低首唱着如思如慕、流水般婉转的歌曲，一遍又一遍，我强烈的感觉是，它这样作只是自得其乐。有些时候，它似乎象一个住在公寓里的专业歌手一样练唱。它开始唱一段急奏，唱到第二小节的中间部分哑然而止，似乎那儿应该有一组复杂的和声。它重新从头再来，但还是不满意。有时它明显地改用另一套乐谱，似乎在即兴来几组变奏。这是一种沉思的、若询若诉的音乐。我不能相信它只是在说，“画眉在这儿。”
歌鸲能唱婉转的歌子，其中含有它可以随自己的喜爱重新安排的多样主题；每一个主题的音符构成句法，种种可能的变奏曲形成相当可观的节目单。北美的野云雀能熟练运用三百个音符，它把这些音符排成三到六个一组的乐句，谱出五十种类型的歌曲。夜莺会唱二十支基本的曲子，但通过改变乐句的内部结构和停顿，可以产生数不清的变化。苍头燕雀听其他的同类唱歌，能把听来的片断输入自己的记忆里。
人类普遍地表现出创作音乐和欣赏音乐的需要。我不能想象，甚至在我们最古老原始的时代，当一些天才画家在洞穴里作画之时，附近就没有一些同样具有创造才能的人在创作歌曲。唱歌象说话一样，乃是人类生物性活动的主导方面。
其他器乐演奏家，比如蟋蟀或蚯蚓，它们单独演奏时听起来或许不象音乐，但那是因为我们听的时候脱离了上下文。如果我们能一下子听到它们合奏，配上全套管弦乐器，那巨大的合唱队集合在一起，我们也许就会听出其中的对位音，音调和音色的平衡，还有和弦和各种亮度。录制的座头鲸歌曲，充满力度和肯定，模糊和暗示，不完整，可以将它当作一个声部，好象是管弦乐队的一个孤立的音部。假如我们有更好的听力，听得见海鸟的高音，听得见成群软体动物有节奏的定音鼓，甚至听得见萦绕于阳光中草地上空的蚊蚋之群飘渺的和声，那合成的音响大约会使我们飘然欲飞的。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来解释鲸鱼之歌。那些歌也许是有关航行，或有关浮游节肢动物的来源，或有关领地界限的简单而实打实的叙述和声明。但迄今证据还没有得到。除非有一天有人证明，这些长长的、缭绕如卷的、执着的曲调，被不同的歌唱者重复着，又加上了它们各自的修饰，这不过是为了向海面下数百英里之外传递象“鲸鱼在这儿”之类寻常的信息。否则，我就只能相信，这些曲调是真正的音乐。不止一次，有人看到鲸鱼在歌唱的间歇，完全跃出水面，然后以背着水，全身沉浸于阔鳍击出的波涛之中。也许它们是为刚才的一支歌如此成功而喜悦，也许是为环球巡游归来之后，又听到了自己的歌而庆贺。不管怎样，那样子就是在欢腾。
我想，造访我的外星客人听到我的唱片放第一遍时，会同样的迷惑不解。在他听来，第十四号四重奏也许是发布某种讯息，意思是宣布“贝多芬在此”，而经过时间的流逝，湮没于人类思想的洋流中之后，过了一百年，又有一个长长的信号回应它，“巴尔托克在此”。
假如象我所相信的那样，制造某种音乐的驱力如同我们其他的基本生物功能一样，也是我们作为生物的特点，那么其中必有某种道理。既然手边没有现成的解释，那我自可冒昧作出一个。那有节奏的声音，也许是另外什么事的重现——是一种最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支舞曲总谱，记载了混沌中杂乱无章的无生命的物质转化成违反几率的、有条有理的生命形式的过程。莫罗维茨（Morowitz， H。J。）以热力学的语言提出见解，他的假说是，从无穷尽的太阳那里，不断地流向外层空间这个填不满的窟窿的能量途经地球时，从数学上来看，不可避免地要使物质组织成越来越有序的状态。由此产生的平衡行为是带化学键的原子不停地组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子，同时出现了贮存和释放能量的循环。太阳能处在一种非平衡的稳定状态（假定如此），不会仅仅流到地球，然后由地球辐射开去。从热力学上讲，它势必要把物质重新安排成对称形式，使之违反几率，反抗熵的增加，使之提高——姑且这样说吧——成为在不断重排和进行分子修饰的变化状态。在这样一种系统中，结果就会出现一种偶然的有序状态，永远处在陷入混沌的边缘，只是因为来自太阳的那不懈的、不断的能量潮流，才使这种有序状态没有解体，而继续违反着几率。
如果需有声音来代表这一过程，对我的耳朵来说，它会象《勃兰登堡协奏曲》（巴赫）的排列。但我不免纳闷，那昆虫的节奏，鸟鸣中那长段的、上下起伏的急奏，鲸鱼之歌，迁飞的百万头的蝗群那变调的振动，还有猩猩的胸脯、白蚁的头、石首鱼的鳔发出的定音鼓的节奏， 是否会让人回想起同样的过程。 奇怪得很，“grand canonical ensemble”（宏正则系综）这个音乐术语，通过数学被热力学借来，会成为热力学中计量模型系统的专门术语。再借回来，加上音符，它就可以说明我所想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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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诚恳的建议
伦敦《观察家》报上曾有一个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是关于一种计算机服务的，说那设备会把你的名字编入一个贮存着五万个其他人名的电子网络，找出你的趣味、倾向、习惯和最深层的欲望。把这些跟一些异性相匹配，只需几秒钟和很小的费用，就可以为你找到一些朋友。广告说，“它（计算机）已经给数千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长久的友谊，它也可以为你作同样的事！”
用不着花费，也用不着填写问卷，我们所有的人都由于其他原因，被信用调查局、户口普查、税收员、派出所或军队等联结在类似的线路中。长此下去，或迟或早，各种各样的网络会彼此接触、融合，待它们联结起来以后，就会开始互相选拣、寻找，那时，我们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网栅上的一点点信息了。
对这种用电路联在一起、帮我在五万人中寻找朋友的计算机，我并不十分忧虑。即使出了错，我总能推说头痛而离开那个朋友。但那些更庞大的机器，那些可以对城市、对国家发出指令的机器又怎样呢？如果它们用今天的自然观来按程序调整人类行为，那么，启示录里说的世界末日真的就要到了。
今天管理着各国事务的人们，通常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接受的教导是，世界划分成敌对的系统，拳头大的是哥哥，侵略是驱动我们的核心力量，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强大才能更强大。于是，我们原是遵循了自然规律才在俄国和中国的土地上，在我们中西部的农田里，象栽种多年生块茎植物一样安置了无数的无名的导弹，还有更多的将要造出来，十亿分之一秒内一触即发，一个个都是精确计算，要在我们所有城市的中心燃起人造的太阳。如果我们一下子发射足够的数量，甚至可以把海洋中的单细胞绿色生物烧个干净，从而断绝了氧气供应。
在这种事干出来以前，人们希望计算机能囊括有关世界存在方式的每一点信息。我想我们可以假定大家都希望这样。甚至那些核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们的头脑肯定是在忙着算计大规模死亡的可以接受的级别，他们也不愿忽视任何东西。他们应该愿意等待，至少等一段时间。
我提一个诚恳的建议。我提议，大家先别采取进一步行动，等我们获得关于至少一种生物的真正完全的信息再作道理。那时，我们将至少能够宣称我们知道自己在于些什么。这一推迟也许要十年，姑且说十年吧。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确定一个国际合作科研项目，这就是达到对于一单个生命形式的完全理解。作到了这个，把取得的信息编入我们所有的计算机程序，那时，至少我自己就会愿意碰碰运气。
我提出一种简单的， 十年内容易搞出来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