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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确是这样。你可以先从它近处的海滩看起。那海滩的作用是某种神经节。它叫作石滩，因为过去曾覆盖着让人踩着发疼的碎石。不过，很早以前，某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因为受到妻子们的催促，找到了足够的钱为它铺上了一层砂子。这个最小的海滩，因离实验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跟孩子在此搞个三明治午餐。不时有纯粹物理学家在此出现，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夏季驻地开着会，只有几分钟的闲暇。由于他们对隐密类的事情作预报而疲倦了，带着一幅大难临头的神情“译注2” 。这些物理学家是另一个物种，皮肤更白，搭一块遮阳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脚板过于敏感，走在沙子上也要蹒跚而行。
一个小男孩，五岁光景，带着近视眼镜，从水中现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头发滴着水，眼镜却是焦干的，看来已经很有技术了，在许多人的谈话中他走向他妈妈。那位妈妈正在解释叶绿体DNA和细菌DNA之间的同源性。他惊奇地摇着头，看着手中的一种黄褐色凝胶状的东西说，“那片水真有趣。”在石滩，那片水首先被视为是有趣的，连小孩子也这样看。
在炎热的仲夏的周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海滩上很挤，人们得掂着脚找来找去，才能找见一块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总是有很多人站着。生物学家似乎喜欢站在海滩上，彼此讲话，打着手势，弯下腰在沙上划着图形。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沙上已横竖交叉着乱七八糟的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那都是为了解释自然界各种事物的。
没等看到人，你就可以听见远处沙滩上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最不同凡响的声音，半象呼喊，半象歌声，由同时提高的人声汇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释什么事情。
在星期五晚间讲座结束时，你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是海洋生物学实验站每周一次的大事。其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讲人到场，提出他们最令人惊倒的科学片断。当听众涌出礼堂时，就有同样的兴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大声，以大脑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释着什么。你听不出人群中个人说的话，只能听到那个反复出现的短语：“可是你听我说… ”，不断冒出于语言的潮水之上。
没有多少机构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随意制造出这样自发的音乐。这真需要灵秀之所钟，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似乎正是得天独厚。也许，这竟是我们建造语言的方式之一面。这里的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清楚它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理解或作对任何事情时，想想这里的事例满令人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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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象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想到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这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因为你要决定干与不干，而且你可以随时进行干预，改进技巧。假如你想倒骑自行车，或者走路要走出别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轻跳一步，还要边跑边吹口哨，你可以那样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保持紧张，每一步都让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后时刻控制住自己，及时伸出另一只脚阻止下落，到末了你将累得趴下，累得抖成一团。
我们有福气，在学习这种无意识协调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和进行变更的自由。假如我们生来就具有所有这些技巧，象蚂蚁一样自动化，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多样性。如果我们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样，从来都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有趣了。假如我们按遗传程序规定生来都会弹一手好钢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学会理解音乐了。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规则又不同了。我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平滑肌细胞生来带有全套指令，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已经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就象小伙子学骑自行车一样容易，方法是应用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随信号作了，就马上给予合适的刺激来强化刚做过的动作，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通过刺激其大脑中的“快乐中枢”，老鼠被教会看见信号就加快或减缓心跳，或改变血压与脑电图的波形。
同样的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给予的刺激不一样，而其结果是惊人的。据称，你可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
已经有人在谈论人类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象报道说的那样，一只老鼠能控制让一只耳朵的血管比另一只耳朵的扩张得多一些，那么，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文学杂志里已经有了神秘的广告，敦促人们购买一种能根据自己的趣味训练并调节脑波的电子耳机。
我是不信这个。
不是贬低它。我知道，这种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令，象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人们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既然知道脏腑可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而且想到，通过明智地运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作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我的麻烦，说句老实话，在于缺乏自信心。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丹佛城上面四万英尺上空我曾坐过其中的一个二等舱座的747喷气式客机， 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大不如我的肝脏聪明，另外，体质决定了我没能力作出肝的决定。但愿我不会被迫这样做，永远不要。应当作什么，我一点谱儿也不会有。
关于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预，它们都会更幸运。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作。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拉四。我怀疑到那时我究竟能不能产生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了，也许会象群蜂一样涌出，涌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我说过，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许这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足够多，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意老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们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实实的工作。同时，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都别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朵听着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不能把这种技术放在一边就完事儿。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做。不能指望使条件反射这种技术例外。我们会被驱使着去给它派上用场，去费力跟我们的内部环境交往，去胡乱干涉。它会消耗我们这样多的能量，致使我们到头来会进一步跟外界事物切断联系，失去生活乐趣的主要源泉。
关于出路何在，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波，指挥细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和进去，不接管事务，而是学着与事务彻底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假如你要试一试的话，你只需要小心点儿，别把安全绳也撤了手就行了。
当然，人们很早就在试图作这类事情了，只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技术，运气也不同。想一想的话，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好几个月之后，你学会放箭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箭，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就象花的开放。学会了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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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体的细胞器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生物学革命——至少迄今是这样。但是，这场革命没有把我们搞得一团大乱，甚至也没怎么叫我们不安。即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却在学着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种人心惶惶、怕旧观念遭到贬斥和推翻的事，是没有的。相反，整个的、大块大块的新知识几乎每天都带进来， 正好放在从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 关于DNA和遗传密码的消息并没有取代某一种旧的教条， 那地方原来没有什么东西要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斥关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旧有的定论。我们好象是在从头、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倾向于在谈论生物学革命时，似乎期待着从中获利，就象上世纪的工业革命时的一样。技术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改变，从人类疾病的最后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决，都被假定是为了未来。我们甚至已经在争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喜欢，而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愿意取消。有一些问题，如基因工程的价值，从单个细胞制成可取的人类无性系，甚至关于两个脑袋真的比一个脑袋聪明的可能性等等，已经在一些讨论会上被争论着。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为各项新知识中的什么事真正感到震惊。人们感到过奇怪，甚至有过惊愕，但还没有恐慌。期望这个也许为时尚早，也许它就在眼前。
但是，寻找麻烦却并非为时过早。我能觉察到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关于细胞器的了解中意识到这些麻烦。我从小就接受的信仰是，细胞器是我细胞里面的看不见的小小引擎，由我或我的细胞代理人所拥有和操纵，是我智慧肉体所私有的、显微镜下也看不见的小东西。但现在的情况好象是，它们中有一些，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完全是陌生的。
证据是有力的、直接的。线粒体内膜不象其他动物的细胞膜，倒最象细菌的膜。线粒体的DNA跟动物细胞核的DNA有质的不同， 却酷似细菌的DNA；另外，象微生物的DNA一样， 它跟膜是密切相连的。线粒体的RNA跟细胞器的RNA一样，而不服细胞核的一样。线粒体里面的核糖体象细菌的核糖体，而不同于动物的核糖体。线粒体是固有的，它们一直在那里，自行复制繁衍，跟所在细胞的繁衍没有关系。它们从卵子传到新生儿；有几个从精子传下来，但多数是来自母方的。
同样， 所有植物里的叶绿体都是独立的、自我复制的寓客，有着自己的DNA、RNA和核糖体。 在结构和色素内容方面，它们是原核生物蓝绿藻的写照。最近有人报道，叶绿体的核酸实际上跟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是同源的。
也许还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纤毛曾经是一些螺旋体，它们在有核细胞形成的时候跟其他原核生物并到一起。有些人认为，中心粒和基体是半自治的生物，有着自己独立的基因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发现。
我只希望，我能够保留对自己细胞核的所有权。
很令人惊讶，我们竟如此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信息，好象它恰好符合我们一直就有的观念似的。实际上，叶绿体和线粒体可能是体内共生者这件事，是早在1885年提出来的，但人们仍然会期望，这一提法的确认会让研究者们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然而，这却是一个静思的、勤勉的领域，工作井井有条地进展着，现在正特别注意细胞器的分子遗传。对于它们最初是怎样到那儿去的，已有审慎的、有分寸的思考，已达成一致看法，认为它们很可能在大约十亿多年前被较大的细胞吞并，从那以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通常的看法是把它们视为被奴役的生物，它们被捉来为自己不能呼吸的细胞提供腺苷三磷酸，或者为没有光合装备的细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这种主奴关系是一些生物学家的共同看法。他们还是些发育完全的生物学家，一个个都是真核生物呢。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从细胞器的立足点来看问题，可以认为，它们很早就学会了取一种最好的生涯，它们过起日子来最不费力，而且它们和它们的后代最不用冒险。 它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路进化而来，煞费苦心地制造出越来越长的DNA长链，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某种突变，把我们送到进化上的死胡同。它们却相反。它们决定不再长大，安守一行的本分。为达到这种目的，为保证自己尽可能延续持久，它们打入了我们及其所有生物的里面。
线粒体和叶绿体一直体小、保守和稳定。这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这两种细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活物。二者携手合作，制造出氧气，并安排它的应用。实际上，是它们经营着生命。
我的线粒体组成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我算不出确数，但我想，把它们晒干了，其体积几乎跟剩下的我一样多。如此看来，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会移动的呼吸菌的菌落，操纵着一个由胞核、微管和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为细菌们的家庭欢乐和生计工作着，而这时候，正在操纵着打字机。
我跟我的线粒体密不可分，还不得不为它们做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我的细胞核按遗传密码造出每个线粒体的外膜，大量附着在线粒体嵴上的酶必须由我来合成。据说，它们的每一个都只制造仅够自己存续下来的一点物质，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而操心犯愁的事都是我的。
既已知道了这种形势，我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犯愁，例如病毒。如果我的细胞器真的是与我共生的细菌，它在我身上开拓殖民地，那么，我用什么办法能阻止它们沾染病毒？或者，如果它们真有溶源性这东西，我又怎能阻止它们把噬菌体传送给其他细胞器？然后还有我的产权问题。我的线粒体全都跟我一块儿死去吗？我的孩子们取得了母方的线粒体，还一块儿取得了我的一些吗？我知道这种事本不应该叫我犯愁，但就是让我犯愁。
最后，还有我的身份这个大问题，甚至还有我作为人的尊严问题。当我第一次知道，我是由低级的生命形式出身，我并不在乎。我心里想象着一个眉毛粗浓而突出、没有语言、多毛的类人猿家族，栖居在树林里，而从未反对它们是我的祖先。说实话，作为一个威尔士人，知道自己已经进化得明显高于它们，我更感骄傲。能作为本物种改进过程的一部分，这是满足感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