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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楼下的雕花隔扇“破四旧”时给砸了个稀烂，杂色的木板在上面打出一个个难看的补丁，茶炉上的水汽和客人抽烟时的烟雾终日缭绕在黑黢黢的顶棚下，大漆剥落的桌椅上有永远擦不去的油腻。茶很便宜，五块钱一壶茶梗子老红汤可以泡一天，饭也很便宜，火烧夹豆芽土豆海带丝，一块钱，加牛肉也就三块五块，花生米豆腐干散装白酒，光脚丫子蹬着桌子喝酒的姿势在这里却是平常。要是到了夏天，呼呼狂转的吊扇下面，赤条条的脊背塞满了茶馆，其壮观程度可以和男澡堂媲美。
我来老茶馆倒不纯是贪图茶饭便宜，我喜欢这里的气氛。还有，我喜欢看人。在这泥塘般的茶馆里，常常藏着变换了的鱼龙，辨认出他们实在是一大乐事。虽然我还一直保留着罕见的从纸上阅读文字的习惯。可我更喜欢看活人。我经常看着这些人想，谁要是能把这里任何一个活人的心思给写囫囵了，那就是大师。
我的同龄人还在说我们男生你们女生我们男孩子你们女孩子，我却已经按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了。我算是个医生，精神病院的助理医师，因为学历低情商也不高，职称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院里效益一般，可我基本还满意，上班不忙可以看小说，夜班轮休的白天可以像个无业游民似的到处溜达，泡茶馆下围棋。终于有一天，我的妻子再也不能容忍我这种自我标榜的“诗意地栖居”，朝我吼出了“神经病”三个字。我纠正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精神病”，她立刻进入了短暂的精神病发作状态。四十八小时后，我们的婚姻关系得以合法解除。
扯远了，再说回易红。三年前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咬着一套煎饼倮子走进老茶馆，这个钟点人还不多，一楼三四桌麻将打得稀里哗啦，我叫了壶“高碎 ”，八块钱，茉莉花茶的碎片和茶末，美其名曰“高碎”，我喜欢这名字，虽然“碎”得不成形了，但味道还是“高”的，这是我向往的境界。
其实那天我是有些惆怅的。一路走来，招摇的春气撩拨了我却又抓挠不到，我叫“高碎”，是想结结实实地咽一口滚烫苦涩的芬芳。二楼的木窗子开着，在温软的风里吱嘎作响，我在窗户下的桌子边坐着吃完了煎饼，啜了口茶，一棵老榆树的枝条恰伸到窗前来。嫩绿的榆钱和叶芽密密地攒在那细细的枝上，一嘟噜一串，让人突然生出咀嚼的渴望，那绿色的榆串晃悠悠地勾引着我。我挪开了目光，旁边桌子上两个人在下“彩棋”，一个伙计默默地端着匣子在围观的人堆里收下注钱。执黑的人脸有些生，但从棋路上我能看出他在扮猪吃虎。
这时候木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异样的脚步声，笃笃笃笃，像是敲木鱼的声音，又像是戏里的梆子声，不紧不慢，一步一个清楚干脆的“笃”声，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轻盈而果断，我觉得这是个女人的脚步声。
老茶馆里从没女人进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就有了这个惯例，反正本地的女人不进老茶馆，就像不会进男澡堂和男厕所一样。就是有气急败坏的女人来找滞留不归的男人，也只是在门口扯着嗓子叫骂几句。
楼梯口真的出现了一个女人。朽得掉木屑的楼梯护栏，突然横着开出一枝桃花来。她扶着墨灰色的栏杆静静地看着楼上，迎着那些或是躲闪或是放肆的目光，微微有些笑意，却并没真的形成笑容。没有人说话，远远的火车站播报车次的广播声突然响得有些刺耳。那女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脸朝开着的窗子一转。她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我觉得好像被一只溜光的手摸了一下又拧了一把，脸一下子热了起来。
她不是很漂亮，团团的一张圆脸，五官还算周正，因为脂粉的描补才分明起来。只那双眼睛，薄薄的单眼皮下怎么有那么一颗变幻多端的眸子，闪闪烁烁地会说话……不单是跟你说话，它还会摸你揉你拧你掐你……
她穿了件长长的宝蓝丝绸开衫，上面暗暗地飞着红色的花瓣，只是些抽象的晕染出的色片，但在我的眼里是花瓣，里面是件紧身低领质地细腻柔软的羊绒短裙，那段起伏有致的身子就被抹上了莹莹的充满新鲜春天汁液的绿，褪尽了鹅黄还没搀进一丝黑或蓝的纯正的绿。下面是双晶亮的漆皮鞋，两条修长的腿上裹着灰蓝色的裤袜，刚到脚踝，雪白的脚背和裸露的脖子热辣辣地彼此呼应着。
可能她身上的颜色太富戏剧性冲突了，以致我产生了某种幻觉，看她敛容，飞眼，举手，投足，我就隐隐听到了那幽暗侧幕里打出的锣鼓点，哒哒哒忒……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易红。
易红出现在老茶馆之后不久，我失去了我的乐园。
老茶馆重新被装修了，破碎的雕花隔扇也被小心地修补起来，据说是按“整旧如旧”的标准修缮的。门口有了红色的灯笼和黑漆的匾，灯笼和匾上都有金色的“瑞和泰”三个大字，进门一扇木雕影壁，上面长长一篇介绍老茶馆历史的文章。这个老茶馆，从清末开始，见证了本市作为京汉铁路上重要商埠的沧桑变幻。墙上挂满放大的黑白老照片，一路看过去，南京城墙重庆街道北京车夫上海娼妓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珍妃蔡锷孙中山下乡知青红卫兵……楼梯楼板还是旧的，不过重上了漆，吱嘎声倒像是特意逗引人的怀旧之情。
我嘲讽而愤恨地四顾，来这里的人衣履齐整多了，男女都有。从二楼窗玻璃望出去，能看到护城河的转弯处，滨河边公园的树下，一些熟悉的身影在那里聚着，他们被易红赶到露天地里去了。
老茶馆变样后，我还是头一次来。我在茶馆里转了一圈，穿着蓝白印花布裤褂围着装饰性小白围裙的服务员跟在我身后转，我只是转了一圈，并没在那些洁净的黑漆桌椅边坐下，转了一圈又出来了。
我踱到河边公园去看棋局，下了五块钱的注，输掉了，心里越发悻悻的。这股劲儿到晚上和老周喝闲酒的时候还没下去。
老周本来是我们院的副院长，还是市里的“拔尖人才”，喜欢摆着张恃才傲物的脸，一直和“老一”别别扭扭的，后来干脆辞职去了一家私营精神病院当业务院长。他在天和步行街有套复式的门面房，自己就又弄了个心理诊所，院里诊所两头忙有些顾不过来，成天叫喊着累。我说活该，让你贪。
我在院里有个外号叫“二神仙”，后来又被人喊成了“二神经”，我权当是夸我超凡脱俗，怎么喊都答应。老周却对我青眼有加，“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他一句话夸了我也夸了他自己，然后就不断拿银子引诱我去诊所给他干。那天酒至微醺处。老周又拉着我的手，说：“贤弟啊！”
我拿筷子敲着桌子，“吧喀——呛，叫板，开唱！”
老周那天唱的还是老词儿，我却凡心偶炽，把持不住，一点头就滚落到万丈红尘里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给他当牛做马了。后来想想，多半是去老茶馆受了刺激的结果。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从老茶馆出来，我竟然有种被人逼得无处安身的感觉。
给老周干了有一年，从诊所收益的情况来看，我算是称职的。可我一直拿不准自己算不算骗子。我没干过心理医生，院里也是刚开了个心理诊疗中心，没有专职的大夫。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是单位统一报名，还报销报名费，我也没想到竟然成了为数不多一考就中的。那些书倒也有些意思，真的干起来，书上学的那堆儿洋词儿还没我爹妈常唠叨的俗理儿管用。我不过换套新鲜点儿词说出来，严重点儿的就给开“百忧解”之类的药，反正病人高高兴兴地掏钱了。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啊！老周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拿掉他的手，说：“明天你顶一天，我约了人看房子。”
老周笑眯眯地看着我，“明天不行，易红明天要来，点名要找你哦。”
“哪个易红？”我倒不是忘了这个无意间改变了我生活的女人，我只是要确认一下。
“哪个易红，还能有几个易红？就是那个易红，开茶馆的。”
二 心理诊所
易红失踪七天了。
我越来越不安，盯着那个男警察留给我的电话号码，身上呼呼地冒汗。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向警察坦白一切？
我又觉得自己是庸人自扰。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认识我在易红生活中的地位，应该是无关宏旨。如果真的需要坦白，我想我也是排在坦白队伍尾巴上的那一两个。
关于易红失踪的传言很多，有的说她被人杀了，易红作某长或某总的情人多年后不甘，于是……奸近杀嘛！有的说出逃国外了，腐败分子身边不都得有个易红这样的女人嘛！
诊所的小护士这两天上班一见着我，就向我汇报这些传言的最新版本。
真是个想象力枯竭的时代，人们脑子里塞的都是这些小报社会新闻或法制版报道炮制出来的情节，既没戏剧性也没观赏性，这可不是易红的风格。
小护士往毛茸茸的睫毛上刷着睫毛油，嘴巴里嚼着口香糖还不耽误说话，“夏大夫，警察肯定还得来找你，因为你是掌握易红心灵秘密的人呀！”
我拿手指点着她说：“错！你以为人们来这儿是为了袒露心灵秘密？恰恰相反！所有的叙述都是选择性的，人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编故事，说的都是‘真实的谎言’。我呢，不过给他们的故事找一个让他们的超我能接受的借口。他们哄我得花钱，而我为了挣钱得哄他们！”
小护士为了她油漆未干的睫毛瞪着眼睛，问：“什么是超我？”
我在楼梯上回头，“就是传说中的良心。”
她咯咯笑起来，“你真有意思。”
我倒没弄懂她说的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大概“良心”这个词对她能产生幽默的效果。
她把睫毛刷塞进瓶子里，旋紧，突然皱着眉头正色说：“你说易红会不会悄无声息地出家了？现在不挺流行富姐儿看破红尘，当尼姑，或者去做修女？”
我点头，“这个版本不错，虽然俗套，至少不那么恶心。”
我说着上了楼，关上办公室的门，脑子一片空白地站着愣了半天，然后从档案柜里拿出诊疗记录本，翻到标着易红名字的一页，想着她第一次来就诊时说的关于记录的话。
易红第一次来诊所。是夏天。
她来得很准时，我正开门送前一位客人离开，她跟楼下的护士说话，声音很特别，沙沙的烟嗓，语速和音调却有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清爽。
我克制住看她的念头，回到办公桌后等她进来。她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吃了一半的赤豆冰，略带羞涩地一笑，叫了声“夏医生”，算是打过招呼了。
如果不是那双眼睛，我根本无法把眼前的她跟我记忆中的易红联系起来。眼前的她是个女学生，纯白T恤牛仔短裤，凉鞋就是几根草绳一样的牛皮带子绑在光脚上。她腿上的皮肤晒成了淡褐色，胳膊更深一点，看上去四肢修长结实。我注意到她没有带遮阳伞或者草帽，似乎想表明她像小女孩一样丝毫不在乎晒黑。我上次对她的头发没印象，想必挽了起来，现在垂下来，长长的一直过了腰际，发梢还在滴水。
百叶窗外是强烈的白光，她在沙发上坐下，身上有了一道道明暗的光影，微微仰着头，看着我，鼻头翘翘的，眼睛微微地眯着，这个角度看她的脸，额头上碎碎的绒发让她显得异样纯真。
她手里的赤豆冰，一抹含蓄的豆沙红，透明的杯壁上蒙蒙的一层水汽，让人觉得那抹红又凉又甜，洋溢着孩子气的夏天的快乐，真是纯真造型的神来之笔。
很难说清楚我如此细致的观察和辨析到底是出于欣赏还是刻薄，或许兼而有之。表面上我却平静地打了招呼，然后说：“我们开始吧，先说一下你的情况。”
她微微笑了一下，“我的……什么情况？”
我放下笔，两只手的指头习惯性地抵在一起，很耐心地看着她，“你怎么觉得不好，睡眠怎么样？”
她歪了一下头，眼睛眯得更细，忽然她睁大了眼睛，我的心被那瞬间的闪亮弄得一跳。她不笑了，有些怔怔地看着我，说：“还好吧……”她放下手里的赤豆冰，两只胳膊交叉着放在并得紧紧的腿上，像个乖乖的女学生回答老师提问，“能睡得着，只是睡着了老做梦，我是不是要讲我的梦？”
这是个妖精！
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嘟哝了一句，低头做着记录，说：“如果你愿意讲。可以。”
“我梦见，我的房间里开满了花，天花板上，地板上，窗子上，都是花，那些花很大，很艳丽，那些花拖着绿色的大叶子，还有藤蔓，很快地爬满了整个房间，连我的床上、枕头边都是花，紫红色的，像涂满口红张开着的嘴唇一样的花，就开在我的被子上，我躺在那儿。被花压着，也动不了，这时候，门开了。一条蛇爬了进来……”
我的嘴边浮起一丝嘲讽的微笑，停下笔，手指又抵在了一起，看着她，她连做梦都挑经典版本……我能看到她眼睛里也有一簇火苗一样的笑在跳动。
我很沉着地看着她，说：“后来呢？”
“那条蛇越来越近，后来，爬到了床上，我看着它钻到那朵紫红色的嘴唇一样的花里去了，头进去了，可我还能看见蛇的尾巴，绿色的带着黑色斑纹的尾巴……”
我不笑了，我觉得奇怪，她跑到我面前大讲如此露骨的弗洛伊德式的梦，无知？无聊？恶作剧？ 我的沉默似乎让她有些拿不定主意，她站起身，踱到我的书柜前，回身，仰起下巴看着我，“夏医生，我是不是要讲完？”
她连挑衅的动作都带着些童趣。我看着合十的双手，漠然地说：“如果你想，就讲吧。”
她好像突然没了刚才那笃定的信心，起身走到书架前，假装看书，多半是不想让自己的表情落在我的眼里。窗外的街道上响起叮啷叮啷的摇铃声。
她很专心地听着那摇铃声，“这铃声，像庙檐下的铁马，叮啷叮啷，比钟声轻盈，但比一般金属风铃的声音要沉重……”
她的描述细腻而准确，让我神思一恍，我说：“是收垃圾的环卫工人，一天来两次，店里的人听到铃声把垃圾袋拎出去。”
她哦了声，没再说话。
铃声远了，休息了半天的空调突然启动，嗡的一声在寂静的室内显得那么响，她的头发被空调送出的风托了起来。她突然回过神来，轻声说：“对不起。”抬眼看到房间那端的诊疗床，突然爆发出孩子似的兴奋，“我躺下说吧，就像电影里那样……”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她躺下了，闭上了眼睛，说：“夏医生，你问我问题吧。”
她短款的T恤在她躺下时翘了起来，我能看见她一小段象牙色的腰肢。
我例行公事地问：“你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后背疼吗？有没觉得消化不良？”
她回答的时候，我开始清理自己的心绪。
从她进门到此刻，我的心像个房间，被她翻了个乱七八糟，我有些羞恼，很想抓住这个恶作剧的小妖精，好好教训她一顿。她的清纯天真有些表演式的夸张，但给我的感觉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性感。
她那些孩子气的动作，好像无知无觉地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腰、大腿、乳房是属于一个成熟女人的，大咧咧地摆着，扭着，晃动着，我想要是哪个男人受不了这诱惑扑上去，她说不定还会瞪着天真无邪的眼睛惊讶地叫：“怎么会这样？！”
她在诊疗床上滚了一下，用胳膊撑起头，很郑重地看着呆呆的我说：“夏医生，你怎么不做记录呢？你要仔细记下来，一定啊，这很重要！”
易红对于诊疗记录的态度一直都很认真，我后来知道了抑郁症是她别有目的的幌子，就觉得她的认真有些好笑。她说就是做样子也该认认真真嘛，有点儿专业精神好不好？
从那天以后，每周易红来一次，躺在诊疗床上装模作样地说一通，然后起来笑着看我的记录，我也煞有介事记得很详细，逗她开心呗。
四五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接着我结束了住出租屋的生活，搬进了买来的房子。那天快下班了，老周没敲门就进来了，我刚脱了白大褂，T恤还没来得及套上，光着背的我不满地嚷了他一句。
“放心，我的性倾向很正常，夏东医生。”老周说着把一把车钥匙垂到我面前，“归你了。”
我没有接，说：“给个理由先。”
老周把车钥匙拍在我手里，说：“你不是搬家了路远吗？普桑，比公共汽车强点儿。对了，你怎么催眠了那个易红？她把你夸得跟朵牡丹花儿似的。市里搞什么窗口行业行风检查，政协分组考察电信银行这些单位，在我们那个组，易红见人就夸你如何如何水平高，插俩翅膀你就成拯救心灵苦难的天使了。夏东，看来以后，我得指着你的名气吃饭喽。”
我笑了一下，看了看手里的钥匙，说：“谢谢老板。”
老周给了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