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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容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意大放到体现在不诚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
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诚实特殊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诚实”或“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与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
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
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允许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
（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代理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
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
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
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
乱的替代。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如果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为零，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就会和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一样：消费者的偏好可以不花成本地表现出来；拍卖商和监督者可以免费提供所有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服务；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可以没有
成本地被指挥着按照消费者的偏好进行最佳的生产；每个消费者都能得到符合自己偏好的商品和服务；每个工人得到的总收入，按照任何一些无需成本、大家同意的标准，无需成本地由公断人决定并等于他的边际生产率加上除劳动以外的
一切其他资源的租金的份额。然而这样一种理想的情形显然还不存在。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实绩，根源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高。在约束最大化的假定下，共产主义国家生存的原因与任何“低效率”组织生存的原因一样：即，改变组织（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以致不可能
改变。这种成本包括得到有关其他制度运行信息的成本，使用劝告或强制的力量改变特权集团的地位的成本。这些特权集团的收入，在别的经济组织形式中，也许要比在现行的制度中要低。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
作者：张五常
1999。12。16
（四之一）
还有十多天我们就踏进千禧的最后日子。好些刊物、传媒找我访问，要看一下我根本没有的水晶球怎样说。我不胜其烦，就决定下笔写一些自己对千年回顾的感受。
千禧之庆究竟是今年末还是明年末，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为耶稣诞生是从零开始的。是的，再过十多天，我们就踏进二十一世纪。
拿起笔，想到毛润之的词，我就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惊回首，感慨话千年！》这个名目。老毛可不简单。我只借用他三个字，文采就溢于纸上。
作为炎黄子孙，我要写的回顾当然是从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没有读书三十年，而手头又没有历史书籍，要“话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读书博而杂，为了过瘾古今中外无所不涉，且过目不忘（其实细节忘却了不少）。经过漫
长的日子在脑中消化，对历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观点。且让我凭记忆中的消化所得说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国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时代，很了不起。当时美国有的是“红番文化”，与我们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欧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谓“黑暗时代”，文艺复兴还要等四百年。那是说，一千年前，
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高出欧西不可以道里计。
北宋的陶瓷艺术，无与伦比。论画，我们只要看范宽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米南宫的行书与黄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级的抽象艺术。苏东坡与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
二七九），辛弃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国雄视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来了一个致命伤。这段时期的困难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视中国文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是毛润之说的。好些中国文化专家认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观，但文化的发展不是朝夕
的事，就是急剧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
整体来说，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厉害。马致远算是高手，但怎可与苏学士相提并论？鲜于枢的书法大有可观，但与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艺术，有青花釉红的始创，但整体却是跌得一塌糊涂。宋代五大名中的钧，起
于唐而达于今，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我喜欢研究钧的演变来作一个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钧极精于宋而极劣于元。
话虽如此，元代当时还是胜于欧洲的。马可孛罗（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主要证人。他的“游记”把中国捧到天上去，就是将他说的打个八折也胜来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艺的盛衰永远跟经济的盛衰连带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以文艺来衡量经
济虽不中亦不远矣。
明代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先“复古”然后创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陈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几个代表人物。此“复兴”与欧洲的
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复——宋代的传统是一个大金矿。另一方面，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没有了不起的传统的。
大名鼎鼎的达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开兰基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等人，其天才绝顶毫无疑问，但他们对文艺的主要贡献，是打破了当时宗教的传统约束。纯从艺术本身及其思维哲理来评品，欧洲当时的水平与我
们的明代所差尚远。
以视觉艺术来说，好些学者认为空间处理的思维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衡量。这方面，北宋所达，欧洲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达到。那是说，一千年前，在艺术的一个重要思维上，中国比欧洲先进六百多年。
明代之前，中国比不上欧洲的，是建筑。建筑不单论艺术，也论科学工程。科学上，不管我们怎样高举自己的传统，引证于青铜、陶瓷、纸张等的神乎其技，但整体来说，在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一——二一二）之后我们的科学就比
不上欧洲。然而，从经济那方面看，科学在欧洲要到工业革命（十八、十九世纪）才大派用场。科学在中国为什么那样不济，是个重要的话题，我会在本文的第四篇（四之四）试作解释。
中国的经济给欧洲追近，大约是十八世纪中叶，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欧洲，我个人的估计，大约是始于干隆下位（一七九五）至鸦片战争（一八四○）之间。
从文艺发展那方面看，中国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达到了宋代之后的另一个高峰。然而，此高峰在当时只能与欧洲打个平手。我们的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与荷兰的伦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是同期的人，势
均力敌，各擅胜场！八大推出一百五十年后欧洲才有的印象派概念；伦勃朗则直追我们北宋的范宽，而范宽的气派与功力，八大是有所不及的。
一踏进十九世纪，无论科学、文艺或经济我们都给老外比下去，输得面目无光。神州大地乌云一片是二百年前开始的了。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稼轩说的。
（四之二）
1999。12。23
惊回首，感慨话（二）千年以来，中国最好的皇帝是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毛润之在他的《沁园春》里低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等人，但却没有提到康熙。要是提到康熙，他应该不敢说：“俱往矣，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
康熙是个独裁者，对政敌或争位的人绝不手软。但他对人民的生活与自由，永远放在第一位置。这个皇帝聪明、勤劳、客观、好学。凡有传教士不远千里而来，他必虚心求教，要多知一点怎样才可以改进人民的生活。后来慈禧太后动
用海军军饷来建颐和园，是因为差不多二百年前康熙订下“永不加税”。
一个明智的独裁者，当然理解继承问题的重要。康熙看中不是长子的雍正，也看中年仅几岁的孙子干隆，使清代能连贯地有三个好皇帝，国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这是个历史奇绩。
我认为康熙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作为外族管治神州大地，他重视中国的文化。这与元代是截然不同的。自康熙到垂帘听政的慈禧，每个清代的统治者都学中国的书法。雍正的书法最好，有近于书法家的水平。不是皇帝的成亲王算是个
书法家。干隆写得笨，而其诗俗不可耐，但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慈禧的书法很难看，但她的画“了不起”，显然是枪手代笔的。喜欢“请枪”而把自己的印章盖上去也算是重视中国的文化了。
令我拍案叫绝的，是纳兰容若（一六五五∣一六八五）。这个早逝的满族皇室子弟的词品，可与宋代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大师平起平坐。精于骑射的纳兰容若肯定是个天才绝顶的性情中人，但他的词艺能雄视神州七百多年（稼
轩之后到今天），显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国的文学上痛下功夫。
干隆之后，继位的几位皇帝不是暴君，而是庸材。这是中国二百年前开始走下坡的一个原因。然而，与欧洲相比，我们给老外节节追近，在相对上步步败退，却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们的相对优势，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
们历来科学落后于人；其二是历来闭关自守的意识，应付不了无可避免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后者起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让我先谈吧。
一六六四——康熙登位后两年——大约一公斤的中国茶叶运到英国去。茶杯也同时运到。老外不懂得用，把保热的杯盖放在杯底下，后来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喝咖啡的杯与碟。但茶老外不仅懂得喝，而且认为是天下妙品。
半个世纪后，一位英国绅士说：“中国有天下最佳的饮品，茶；最佳的粮食，米；最佳的衣料，丝。有这一切，他们是不需要与我们贸易的。”据说这是当时老外的一般意识。他们渴望与中国贸易，屡派说客到中国来，要求贸易开
放。但康熙与他的孙儿干隆一样，对老外的产品没有兴趣。
这个后来被历史学者笑掉牙齿的“没有兴趣”、“夜郎自大”的意识，其实有点道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贸易后，老外商人到中国大力推销刀叉、钢琴之类的产品，与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力竭声嘶也卖不出去，又使
历史学者笑掉牙齿。
康熙为了应酬，谢世前两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了“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人在广州的老人还依稀记得的、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八四二年取缔，但地区之名解放后仍在。）一家公行的主
事商人叫作“行商”，每家公行指定与一个老外国家贸易，有绝对的垄断权。对中国贸易最有兴趣的是英国，而成交量也最大。英国方面的中国贸易也是有垄断权的，由东印度公司御准主理。因为有大利可图，英国到中国的走私商人不计
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走私英商是今天香港怡和的创办人。
公行于一七二○年成立后，与老外相安无事大约半个世纪。中国的茶与丝在欧洲大行其道，但老外商人却没有什么产品是广州的行商乐意接受的。行商最喜爱的，是金与银，尤其是银两，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是以银为本位的。
以银换丝、茶，皆大欢喜。说当时主要是英国人喜欢喝中国的茶，是不对的。一七七四年数以吨计的茶把美国的波士顿海港染了色（美国历史上着名的Boston Tea Party），全部是中国的茶叶。
不幸事情的发生，起于一七八○年的前前后后。英国老早就禁止本土的银两出口。英商运到中国的银两，是从欧洲大陆搜集的。主要是西班牙，因为该国与盛产银的墨西哥有密切关系。但一七七六起，西班牙有一连串的战争，又与墨
国不和。这导致银两的供应短缺。
英商与中国贸易，银两不足，就想到盛产于印度的鸦片。中国在一七二九年就禁止鸦片进口，但走私易过借火。起自银两短缺的英商鸦片走私，广州的行商有暴利可图。这暴利与鸦片进口在中国急升的数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任
何版本都是惊人的。
以鸦片代替银两，中国的银两进口立刻减少，理所当然。但过了不久因为鸦片进口量大，银两就开始外流。因为银两是中国的货币，这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这应该是十九世纪初，干隆谢世后不久的事。
再过三十年，江河日下，银两外流变本加厉，林则徐见势头不对，给皇上的陈辞掷地有声，在广州大烧鸦片。可惜林前辈不明白一百年后经济学者才弄清楚的货币理论，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后话。
（四之三）
1999。12。30
话说十八世纪后期，西班牙的不断战争使英国商人不容易找到银两到中国换取丝茶，他们就以生产于印度的鸦片代替。走私鸦片，英商与行商皆有暴利可图。干隆谢世后的十九世纪初期，鸦片进口的急升导致银两外流。
林则徐说银两外流会穷国，是不对的。问题是银两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这外流使货币量减少，导致通缩与经济衰退。要是当时中国懂得改变货币制度，像太平天国那样大的灾难可以避免。当然，我不是说鸦片进口是不应该禁止
的。
上述的衰退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以我所知，第一个中国人清楚明白这重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