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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数字化的题目，有的人喜欢非数字化的题目，各不一样。所以如果改变规则，人的行为就会相应改变，结果就会不一样。归纳起来，竞争总是有三点。1．必须决定输赢；2．要有一个游戏规则；3．为什么用这一个游戏规则，而不用其
它的游戏规则。
人们不同的行为，可以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本身解释。在香港，如果你想买一栋楼，无论是从李嘉诚那儿，还是从别的土地发展商那儿，只要你出价最高你就能得到。发展商也不会因为我是张教授就给我优惠一些。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很
简单：出价高者得。但是在香港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分房是按分计。我是院长，有7分，有太太再加7分；若有一个孩子加7分，二个加14分，以此类推：在香港大学工作一年加2分，四年加8分。谁积累的分最高，谁就最先得到
房子。因此，如果我想从土地发展商那儿买房，我就得付钱，为了得到钱，我或者好好工作，或者去抢银行。但在港大我想要快点得到房子，我就得多睡觉、多生孩子。由此可见，游戏规则不同，行为就不同。我说的不是笑话。在墨西哥
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是根据孩子多少进行徘序，这也是墨西哥人口剧增的原因。中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有众多人口，就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在中国早期，人们甚至会杀掉女孩子以多得男孩，所以当你改变游戏规则，人的
行为就会改变，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改变。
在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即产权的规则。谈论产权，我们其实在谈论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如改变游戏规则，输赢条件就会不同。如果我是土地发展商，我不会在乎你是男是女或别的什么因素。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出多少
钱。在这里，市场价格是唯一分配资源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其它分配资源的机制。我在港大的办公室比赵海英（编者注：港大一位女助教）的大，不是因为我比赵海英有钱，而是因为我的位置较高。如果我的办公室要自己去租，
那么我就不会租；因为太贵了。在大学系统下，因为我是院长，我就可分配到大办公室。但如果我的办公室不是大学的，而是私有的，情况就会不一样，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你有没有办法想像，我作为院长却没有专门的停车位，而校长
们以及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却有：如果你是残疾人士你也有，当然我不是，所以我没有。但是，我可以非法泊车，如果大学给我一个警告，我会把警告信仍在垃圾袋，但赵不敢，而我每天都在做这类事。那些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能得到专
门泊车位，但他们只是这方面比我强。我之所以敢非法泊车，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一定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会到法庭上告他们说整个分配制度是不对的，如果我告他们，在香港就会是很大的新闻了。所以当大学的人看到我非法泊在那里，
他们就会想，这是张教授的车，给他一封警告信就得了。所以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的行为就不同。在泊车场私有的情况下，只要你付钱你就能得到泊车位，你甚至可以付足够钱不允许其他人泊车，或者甚至拆掉整栋楼。所以你可以发
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难讲。比较香港大学泊车分配系统以及私人泊车场很唯判断优劣。
在经济的世界里，你改变产权的规则，你就改变了整个系统。私有产权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人们才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我没有说，私有产权比另外一种情况要好，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
源，你只能选择私有产权；我也不是说，你有了私有产权，就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我只是说要有市场价格，就必须有私有产权存在。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时有很高的运行成本，所以有时你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并不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
在。这一点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以及我自己在1983年《企业的合约本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私有产权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内部并不是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但是，反之，任何东西在市场上交易，它
必然是私有的。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
当然还有其它资源分配的方式。但只有在价格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才没有租金的消散。如果我把金表放在桌上并说明，明天谁最早进来谁得到它，那么很多学生就会在外面排队，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或遭受痛
苦。于是，学生们就会衡量金表的价值和所付代价孰大孰小。但是他们所费的时间及遭受的痛苦对我却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如果我换一个规则说把我的表给武汉市漂亮的女孩，那么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我说我会把
表给孩子最多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把别家的孩子拉来充数。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这表不是我的，人们就会进行无谓的浪费来得到表。但如果这表是我的，我就会把表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价钱一定不少于金表
价值。由此你会发现若产权不是私有的，为了行使产权，很多资源被浪费了。
在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谁就可以在那儿挖金，因此人们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他们的狗，而这本身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你们也一定记得，在中国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开后门才能得到。比如，为了得到
好的医疗，你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开后门、走关系等。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现在你着想买鱼出钱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但在20年前，你还必须早起排队。当然，如果你是党员、干部，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鱼的价
值由于你的等待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而消散了。即使你说你可通过政治关系得到鱼，但你得承认你的政治关系也是付出一定代价才得到的。所以除非你用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任何其它方式都会引起价值的消散。自由市场上，卖鱼的人只要你
付足够的钱就会把鱼给你，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而为了得到所需的钱，你必须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如果是市场决定鱼的价格，你为了买鱼所付出的钱能反映你对社会做出的真正贡献。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若等4个小时
去买鱼，你所等的4个小时，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或者你会玩政治关系也一样。所以我们说私有产权好并不是基于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租金的消散最少。这就是为什么改革20年以来，我们一旦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方
式，经济发展速度马上就会加快。
但是，你也要意识到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本身也有成本。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其交易成本，我不想再花2个小时谈论什么情况下交易成本低。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是最好的系统。有时要形成这种系统成本很高；而且另外要指出
的是，在任何系统下人们都会最优化这一系统内的租金消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60、70年代中国在农村实行公社制度。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一定有饥荒，但我很奇怪，那时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我只好下结论：在当时情况下人们一定找到某种
方式来减少租金消散。如果说当时农村情况处于类似我刚才描述的把表放在桌上时出现的情况，也许很多人不会活到现在。所以我认为所有证据表明，虽然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租金消散很厉害，但是当时中国人找到了某种办法来减
少浪费。我的结论是：当时虽然没有私有产权，但是建立了一定的等级制度来减少浪费。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取消私有产权人们马上就会谈论各自排位高低。在港大分配办公室也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可能你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只
有在私有产权下，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才能彻底消除租金消散。
下面是问答。
问：1981年，您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前途进行了推测，十几年后的今天，您对这一推测有何看法？您对中国的未来有何看法？
答：我想没有任何人预测比我更准确了，因为事情正如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我唯一没有预见到的是，中国发展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我认为要用25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中国只用了10年时间。你们可能知道我在1981，1982、1983年
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发展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有关中国的预测我没有犯一个错误！我所预测的每一个细节都已发生。这也证明了经济学基本原则的预测能力和解释力。我的预测太准确了，以致于别人误认为我参与了指导中国的经济改
革。其实，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看一下当你改变了某一约束后社会怎样改变。当然后来中国高层的许多智囊来拜访过我，原因是我的预测很准而不是我在指导改革。关于中国的未来，我会在武汉大学更仔细地讨论。
问：您刚才谈到只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才能起作用，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我们明确要建立市场机制，但是，另一方面若实行完全私有化又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改革进入了两难境地。您对此有何看法？另外，除了
在经济学领域，您在其它艺术领域也有较深造诣。请问经济学以外的领域比如艺术踉经济学有何相通之处？对您的经济学研究有何启发？谢谢。
答：关于第一问题，我明天会详细阐述，所以今天我只是简单讲一下。确实，人们经常担心由市场决定一切是否会引起混乱。其实，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有一点历史经验可以给你们增添一点信心。在二战后，大量大陆人
口涌人香港。香港人口在恨短时间里实现了10年增长目标，英国政府由于当时不在乎人口问题而放任不管，当时英国财长认为应该进行外汇管制，但由于不知道如何控制而没有实行。那时，当然出现了一些诸如抢劫等社会问题。但警察会
管这些事。我们注意到的是当时正是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10年。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们，也就是1858年的日本明冶维新，当时的皇帝只有5岁，签署了一个指令，允许土地自由交换。结果，政府没有任何力量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
市，没有任何计划、完全混乱。但是最快的经济增长也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同时请大家不要忘记日本在一战、二战侵略中国，当时就是日本人在太平洋地区给美国人很大麻烦。假如你问我为什么小小的日本竟有如此强的实力，我会告诉你
就因为有了明治维新。
有关经济学与艺术问题。在科学界一般人认为50岁以后几年是黄金创造时期。就我个人而言，我在62岁仍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对于艺术就不一样；我的一位朋友101岁时还在他的艺术生命中创造了奇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想退休
的原因。
问：在任何转型期公平问题都是一个突出问题。据我理解，产权经济学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我想问的是，你认为应怎样解决公平问题，另外在理论上两者如何协调？
答：瑞典的收入分配比其他国家更公平，城市很干净，人们有自己的车等等，但如果你到那里亲自体验生活，你就不会在那里住。因为所谓的公平代价是非常大的。
（华中理工大学张卫东樊志宏整理）
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
作者：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
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
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
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
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
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
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
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
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
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
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
“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
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
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
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