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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前，我和弗里德曼来中国，一再建议国企该收摊了，外汇管制该取消了。十一年过去了，外汇管制不但没有取消，而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看不懂。外资只能进来，不能出去。那还有人进来吗？好大的笑话。现在还不准古文物
出口。我觉得，保护文物最好的办法是允许文物自由进出口，否则那些已经在外国的就永远不可能收回来。
六年前，我又来中国，你们的领导人跟我说，担心如果政府完全不管的话，北京人就会吃不上蔬菜。我说，如果开放完全不管一定会有蔬菜吃。只要有钱赚，人们就会去干。
你们问我，中国未来十年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出在特权阶级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你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来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现在好了，私有产权被承认了，这是一个进步。
你们问我怎么看待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邓家天下》，讲得是邓小平、邓颖超，还有一个邓，是邓丽君。在马克思主意的理论里，邓丽君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资本家，也没有剥
削。几分钟，就挣几千块。她的剩余价值就在自己的口袋里。邓丽君的存在，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你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思想教育吗？我不反对研究这些学说，但是读书不能信，要自己思考。那么多的经济名师，我一个也不相信。
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
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我有一个好的例子，经常举。现在别人也常举。（张五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如果这张钞票放在街上，没有风，没有警察，两个小时后，这张钞票还会在那里吗？我跟你赌，你一定不跟
我赌，1：1000你也不肯赌。大家的答案一定是：钞票会不翼而飞的。物理学能精确地解释吗？化学能解释吗？哲学能吗？都不能。只有经济学能。
事物都是存在规律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没有任何事情是random的，我们说它random，是没有找到方法解释。我从八十年代开始预测中国的变化，一篇一篇文章，从来没有错过。不过，我在股市上，却没有这个本事。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一直的观点是，长痛不如短痛。我曾经和弗里德曼教授一起拜访当时的四川省长肖秧，我很欣赏这个人，很不错。弗里德曼建议肖先生，砍掉老鼠的尾巴。肖秧先生反问到，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
起，先斩哪一条好？弗里德曼当时没能回答，我当时其实是有答案的，但碍于弗里德曼的面子，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一起斩掉。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如果不一次改，很容易走成印度的样子。
你们的领导人，应该对自己的人民有充分的信心。不要总想着保护，应该尽快加入WTO。不要计较什么牺牲太多，要有信心赢过他们。要我说，中国不光是劳力便宜，中国的天才也便宜。你们的教授一个月挣多少钱？三千块？那实在
是太便宜。我太太上星期买了一件手工织的毛衣，非常漂亮，据说是中国十大设计师设计的。可是才卖一百多块钱。那么说，成本不过几十块钱，中国的天才实在是太便宜了。我看现在那些出国读书的年轻人，比张五常厉害多了。我们一
定能够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的。
高科技中国不行，我看中国也不用搞。美国实在是厉害。高档产品，日本最好。中国无论如何也做不出Honda那样的汽车来，二十年也不行。大众工业，中国是排第一的。
你问我经济学有没有可能从众多的流派变成统一的学科。现在很难讲。六十年代的时候，很多经济问题一下子冒出来，研究得可真过瘾。八十年代，game theory起来了，说实话，我不看好。搞了十多年了，我没有看到什么精彩的结
论，也不具备什么解释问题的能力。可是数学多的不得了，方程很多。我认为，重要的文章从来没有很多的方程的。高斯得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就一个方程都没有。杨小凯用数学证明了我提出的企业理论。我很乐意他去证明。反正出名
的是我，而不是他。
走火入魔的“风水派”
作者：张五常
《信报》五月三日的社评，题为《墨守成章不可取，离经叛道有可为》的，题目有吸引力。细读内容，是描述一套走火入魔的新经济学，忍不住要回应一下。
该社评的内容，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名为圣信德（Santa Fe）的小市，创立了一个新的圣信德经济学派，高手开始云集，包括了曾经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这些都是聪明之士，IQ爆棚的。他们利用先进的电脑科技，高级的数学方程
式，构成“非常”的“武器”，来对付“非常的课题”。社评又说，这“非常课题”的答案，是“千百万股民梦寐以求”的。“求”什么？求发达也。圣信德学派的天才高手，当然也是股民，也想发达。
据社评所说，对那“非常课题”，“圣信德有了初步解释！”据我所知，可惜的就是“初步”，因为到今天，圣信德的天才，离发达之期尚远！我个人的估计，大约还要等三亿年。
有了答案就可以大发其达的“非常课题”是什么呢？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如股市投机泡沫的出现和破裂等。”类似的“非常课题”，三十四年前我和几位同学也研究过。今天重听，忍不住哈哈大笑，曰：“字
都冇咁浅也！”我这样说，是有不肤浅的哲理的。
一位IQ爆棚的朋友，凡事都说浅、浅、浅的，有一次我考他一考，问：
“‘■走火入魔的“风水派”’字是什么字，其意为何？”他想了很久，想得面红耳赤，总是答不出来。我以安慰语气对他说：“‘■’者，‘一’也；《壹周刊》之‘壹’也；‘一字都冇咁浅’之‘■也！”“一”字当然是浅的。
但假若你走火入魔，用上连字典也不容易找到的“■”字，那么就算你天才绝顶，充其量只可以自欺欺人，说穿了，既不高深，也不绝妙，只能令人啼笑皆非而已。
经济学上有好些不能（其实是不容易）解释的“非常”现象，可不是因为这门学问的理论中看不中用，要“发明”新的，而是因为世间的局限条件千变万化。经济理论的有效运用，是先要准确地把有关的局限条件研究、调查、鉴定、
简化。这是很艰巨的工程，与方程式的多少或深浅扯不上关系。就算是一些不是“非常性”的、微不足道的经济现象，一个经济学高手，往往要穷一生之力，才能稍懂其局限条件的结构。阿罗等人是数学天才，也是理论天才，但他们对世
间的真实局限条件，却没有下过什么功夫。
六十年代兴起的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学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因为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局限条件。为什么在此之前经济学界对之视若无睹，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后来经济学界懒得去考查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转向游戏
理论（Game Theory）那方面的数学发展，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我认为，“懒”是人之常情，而这“常情”是这两大话题的答案。
回头说圣信德学派的“非常现象”，其解释的困难，真的是“一字都冇咁浅”。市场的讯息不仅费用奇高，而且讯息有真有假；更过瘾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利，而不同讯息会落在有不同权利的不同的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与佛利民挑灯夜谈，对他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对你多年来所倡导的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政策，有所怀疑。我今天认为，回复昔日的金本位制或采用其他本位制，是可取的。你的货币理论绝对一流，问题是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讯息费用，而准确的讯息差不多免费地落在有权力的人的手上，使他们可在市场大赌几手而成大富，外间的人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可奈何，这些人不赌才怪！而这一赌也，可以使市场大起波动，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我
跟举出汇率波动的例子，利率波动的例子，股市波动的例子，指出在这些市场中，某些人可以有利可图，因而增加了我们在外间认为是莫名其妙的大波动。
读者不相信吗？如果邓小平还健在，大家一起在香港的股市上大赌一手，你要买圣信德的众多天才再加十倍胜出，还是买邓小平一个连一条方程式也不懂的人胜出？
我们不容易解释市场的好些现象，尤其是宏观性的某些暴升暴跌的现象，是因为世界的局限条件太复杂，而在这复杂的情况下，有些人在讯息上处于有利位置，可以预先知道一些讯息而在市场大赌几手而风花雪月去也。有些人处于另
一种有利位置，可以制造新的局限条件，或刻意而又成功地误导市场。一些市民或股民，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又或者以为自己掌握到一些内幕消息，糊里糊涂地下注；而其他的好些股民，本那所谓“牛群直觉”，一窝蜂盲目地炒上炒
落。
如果我们能知道复杂无比的讯息局限条件的大概，而又知道这些讯息对不同的人的分布，那么“非常性”的市场现象，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理论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但假若有无足轻重的人能深知上述的局限条件，因而可以推断市场
的去向而准确地下注，市场的走势就会由于这“准确下注”而改变了。
在市场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局限条件的整体而引起的波动中，或然率往往使某些数据有连系性的出现。这使好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按这连系下注便有利可图。历史上，好些人以这种下注方法赚过大钱，但其实是或然率让他们在某波动时期
吃到甜头。但历史上，这些“高手”也往往因或然率而破产收场。
股市上的所谓图表派，是因为或然率容许有不尽不实的数据连系性而促成的。历久以来，我称“图表派”为“风水派”。
圣信德学派是图表派的绝顶高手。因为电脑的功能越来越了不起，市场的数据可以大量搬进电脑去，一按掣就大有可观。这些高手不仅懂电脑，且数学高不可攀，又用上巧妙的假设，于是使人看来更是敬畏有加了。
问题是，这些天才忘记了科学方法的第一课。不管电脑如何了得，不管方程式如何湛深，他们是以市场的数据来解释市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了。在逻辑上，这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英国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说得清楚：最鲁莽、最不负责任的研究者，是有意或无意地以事实来解释事实的那一类。此乃圣信德之类也。（1997年5月）
最蠢还是马克思
作者：张五常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
（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
（三）“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
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munist也。
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
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高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高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高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munism是大有出入的。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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