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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的指引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由于向土地投资的“私人”，都为了切身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所知的信息，其判断一定会比信息不足而无利（或无贪污之利）可图的政府官员的判断来得准确。别的政府不谈，单是香港政府对
“非私产”的土地使用的浪费，其本身的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比起其他我所知的政府，香港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些人认为土地的供应固定不变，既不可增，又不可减，所以土地与其他资产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浅见。香港政府的移山填海，一举两得，增加了土地的供应姑且不谈，其他认为土地是“固定”谬论还多的是。例如，毫无价值
的荒土地占了土地的大部分；荒地若被开发，供应不是增加了吗？种菜的地转而用作建筑，菜地的供应减少，建筑地的供应增加，何固定之有？也有些人认为土地是一种天然资源，在未有人类以前早已经存在，所以不应作为私产。
这样的谬论流传至今，可算奇迹。我在书桌前游目四顾了许久，却找不到有哪一样物品不是由“天然资源”而“变”出来的。说这些物品是经过人的思考和劳动制成，因此与土地不同，也不成理由。可用的土地（例如中国的所谓“五
通一平”），又何尝不是经过人的思考与劳力“制造”的。或说土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也又价值，但在概念上这与天生的天才或美人的价值又有什么分别呢。
至于那些认为外籍人士或外国机构不应占有“国土”的言论，却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困难的不是卖地给外籍人士，而是要外籍人士有信心投资购置。任何政府都有权禁止非本国籍的人士入境，或驱逐外籍人士出境。国家有这个权
力，要担心的倒是，一不小心，把投资的外籍人士吓跑了。
中国财政困难的两类起因在大致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可以分两类：一是人为的，一是基本的。我说的人为的财政困难，是指政府的那些浪费的支出或投资，尤其是那楼要高、路要宽、科技要新而不计利害成本的好大喜功的意向。
这是“现代化”的误导，是不懂得量入为出、不按照经济原则投资的结果。
关于浪费的支出，除了政府本身大澈大悟，极力节约调整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补救。即使政府有更大的收入也无补于事；政府不能节约，可支出的钱越来越多，浪费也就越大。这些浪费可以避免，而政府是不应该设法增加收入来解
决这人为的财政困难。
中国的基本财政困难是另一回事。这基本的困难是有两个因素的。第一，军人、干部以及国家职工的薪金与福利的开支，庞大之极，而大致上他们的生产贡献是低于供应他们的开支。军人是“养兵干日，用在一时”。但干部在中国实
在为数太多，需要逐步减少；而国家职工则应逐渐转为自由择业的员工。
换言之，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干部与国家职工对社会的生产及服务员献，是不应低过社会用于他们身上的耗费。因此，减少干部及改革目前已开始崩溃的国家职工制，是长远之计。但在改革的过渡期间，他们给政府带来的“额外”
负担，是无可避免的。
第二个因素是基本建设。水、电、马路、化厂等基本建设，是费用先行，收益在后——而且往往在投资的很久以后。在目前的中国，这些建设不能多靠外资，也不容易傻美国那样，由本国的发展商投资经营。中国政府本身要付出基本
建设的大部份费用，而要过相当时日才有收益可言——这是财政困难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让我说得概括一些吧。我所抬的基本财政困难，目前是避不了的，节约也无补于事。不过，这困难只是过渡件——如果中国的制度改革真的能继续的话。如果干部减少了，国家职工变为自由劳工或成为专业人士，他们就再也不会是政
府的负担；从他们那所得的直接、间接的收益或税收是会有盈余的。假若中国在工、商、农业上都有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基本建设给这些行业所带来的利益，就会高过基本建设的成本；税收也因而会有盈余。这二者的盈余就大可以“养兵
千日”了。
问题是简单而重要的。中国若不继续将制度改革，或走回头路，则甚么也不用说了；财政困难自然也解决不了。中国若继续改进，她是不会有长远的财政困难的。但在过渡期间，基本的财政困难是无可避免的。其解决的办法是否适
当，对中国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
很不幸，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办法，对改革大有障碍，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抛砖引玉与急功近利》一文内，我曾指出中国目前不仅是税项繁多，不仅是其他征收的花样不胜枚举，而且政府当局又采取管制的办法，在外贸和本
来就比较容易垄断的工商业那方面，增加了国家的垄断实权。这样做，就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低的国民收入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而财政收入的不足，却又导致更繁更多的徽收及政府的垄断。
卖地一举三得
中国不以滥印钞票的办法，即不以榨取人民所得的通胀办法，来帮助解决财政的困难，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要解决过渡性的财政困难，钱从何处来？向外大量借贷，既不容易，也不化算；向内大幅度征收则对经济发展大有损害；而
以外汇管制的办法来搞“创汇”更是不智。其实，油价大幅度下降，减少外汇的收入，但却大有好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若再进一步，就一定要输入石油，油价当然是越低越有利的了。
可靠而又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土地以长久的年期“租”出或卖出。无论将土地卖给外商或本国的人士，都各有各的好处，而这项收入是足以应付改革过渡期间的财政困难。只要办得好，这办法有利无害。
卖地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帮补支出；另外一方面，有这项财政收入，可以减低税收及简化具刖复杂的左抽右抽的制度。这对生产及投资的意向是大有帮助的。更重要的，就是卖地而又容许土地自由买卖，本身是制度改进的重要的一部
份。土地变为私产（或用其他名称），产权的拥有者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将土地的使用获致私人认为最高的收益。无论是外资或内资买地，地是在中国，这些私人收益的增长大致上都是中国社会的收益增长。
目前的徽收、垄断、汇管的办法，与卖地的办法比较，有天渊之别。前者阻碍经济发展，促成恶性循环，后者刚好相反。我不是说中国应取消税制。税是要抽的。但税率要低，税制要简化。至于政府的垄断及汇管，则应该彻底取消
的。
外资与内资的分别
投资是意味着：放弃今天的享受而争取明天更好的享受。买地是一项投资。但外资与内资的买地，有几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内资买地是放弃今天、争取明天；外资的买地，从中国的角度看，却非外人对今天、明天的选择，而是外人放弃了外地投资的机会而转到中国去。假若中国真的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外资或内资都可能撤离中国的。哪一样比较容
易撤离，难以肯定。但经济政策越开放，资金撤离的机会就越少——这是香港、台湾、南韩等地的经验。所以在这一点上，外资比内资对中国有利。
第二，土地的出售是应以市价为依归。这是因为价高者得的办法，可较为直接地将土地使用于最有效益的途径上。不过，如以市价出售，内资则会缺乏现金，而外资（外商）对中国土地有兴趣的可能不多。分期付款的办法是应该采用
的。优惠内资——例如减少订金的规定、打折扣、或甚至将土地赠送给国内的机构——为害不大，但随后土地必须有自由的转让权（买卖权），否则有效益的士地运用就会失去效能而遭“遗弃”（见下一篇《资产转让为何重要》）。
第二，资本要尽可能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手上。对外资而言，收足地价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内资呢，收足地价，就可能导致发展经营上资本不足的困难（自一九七三年起，香港的补地价是依市价补足的；假若香港由战后开始就采用
这政策，香港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与其“国”富，倒不如民富。
所以，如果“内资”或目前的承包机构以市价买地，纵然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政府也应尽可能将一部分资含交还给买地的机构。简单的地税及减低了的所得税的收入，加上一部份的地价收益，肯定会高过目前的左抽右抽所得。这是因
为除地价外，承包者的资产一旦改为私有，生产收入就会激增。
结论
中国的财政困难，若以急功近利的政策或办法来解决，则得不偿失。因为由好大喜功及其他浪费而引起的财政困难，除节约以外，别无良策。中国政府决定不以“搞通胀”的办法来榨取民脂民膏，是正着。但过渡件的财政困难，则上
文所述那种基本的，“节约”也无补于事。
要解决基本的财政困难，我们必须假设中国的制度会继续改进，假设浪费的支出会大幅度减小。如果这些假设不能成立，那么中国迟早也是一穷二白的——“理想”与“绝望”相同，什么解决办法也不用谈了。
但是，如果上述的假设真的成立，而不是甚么神话，那么，最可取的办法就是将土地出售了。是的，中国政府（国家）甚至可以将大量可卖的士地出售。经济越为开放（向“以资产界定权利之路”走得越近），土地的使用范围越大，
越合乎经济原则，投资的人对中国的将来就越有信心，而地价也就越高了。地的市价是以“期望将来”而决定的。
出售土地既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可减少与简化税收，而经济制度的本身又会因为土地可作为“私产”而有一次大的、震动性的改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过渡性财政困难的最可行的办法。
从律师行看学券的优越性
作者：张五常
——给曾荫权、杨怀康上一课
2000年7月13日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我见香港的公立学校大有问题，就向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建议改行学券制（Voucher System）。我当时的观点与现在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运作大幅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教师的薪酬与他们的学问脱了
节，这二者皆因纳税人或学生的家长没有教育的话事权。套用诺贝尔获奖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话：公立教育的供应不需要向顾客交代，而出钱的无权过问。美国的情况，是公立与私立分庭抗礼，后者给予前者很大的压力。另一
方面，纳税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决公立学校的经费。
彭励治同意我的观点，但认为要推行学券制，压力重重，过关的希望甚微。但他还是要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后来我与两间大有名望的中学的校长提及学券制，他们强烈反对。
学券制这回事，可不是我发明的。首先提出的应该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这个制度的重点，是以公家的钱推行私立学校，把话事权交回教育顾客那方面去。当然，佛老的首选是废除政
府资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学券制，资助教育就以市场的运作为依归。佛老有先见之明：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被私立的逼得节节败退，转用学券制渐趋时尚。
阿康时来运到。年多来他极力鼓吹学券制，竟然有听音之人。不久前曾财爷荫权也赞成学券制，不知他是听我的，是听佛老的，是听阿康的，还是自己发明的。既然财爷也那样说（而又听说赞成的团体越来越多），有机可乘也。学券
制的好处——把教育的话事权交给纳税的家长——毋庸细说，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气候，众所周知，用不由我来落井下石了。
我要谈的，是阿康与财爷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上一课。他们不知道的，是改用学券制之后学校的制度及其运作在结构上会有什么转变。那是说，在自由市场竞争下，学校的结构制度会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学，我跑进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奖）的办公室与他聊天。闲谈中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学的制度与哪一个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
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史德拉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
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伙伴（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
（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作伙伴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作资深伙伴（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
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佛利民和商学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
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
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
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作者：张五常
1999。11。18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
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