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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
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
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
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
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
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
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
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懂深不懂浅的学问
作者：张五常
1999。11。12
不久前发表了两篇关于学术的文章——《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及《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获得颇大的反响。不幸的是，大声拍掌的都是学术界外的专业人士，学术界内的半点反应也没有。
最近收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研究生的信，说他（显然是在网上）读到我的《价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张以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位同学认为简单的理论不切实际，脱离了现实。他说真实的
复杂世界，是要以复杂的理论才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所学的是哪一个新学派。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别的学术不说也罢，但就经济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实现象能成功地被一个复杂理论解释过。成功解释所用的理
论永远都是那幺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上述的两招基本经济原理，香港念经济的中学生都学过，只是功力尚浅，不知道这两招可以用得威力无穷。我曾说过真正的理解，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
第一招，自私的假设，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皆毫无例外地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这当然包括那所谓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了。这函数可以用得很深，但都派不上用场。重要的“用场”是局限条件在真实世界中
的变化。数之不尽的变化要怎样分类、量度、处理，是困难的工程。高手与低手之分，往往在于局限条件的处理手法；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其需求曲线皆毫无例外地向右下倾斜。那是说，若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这个只一句话就说完的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我今年在港大教一小组学生要教十二个星期。单
论什幺是“量”，我说了两个小时，只能表达一点皮毛而已。
需求定律不仅包括需求函数（Demand Function），也包括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认为这二者是两回事的经济学者，是读坏了书，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这里顺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一位教授坚持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指出好些课本说有时是向左下倾斜的。我说若二者皆可，经济解释就不可能错，所以就不可能有经济解释。说来说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
科学的假说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错。）
在解释世界的经验中，我从来没有用过上述以外的两个招式。我所认识的，比我年长的经济学大师，有时喜欢过一下数学方程式的瘾，花巧地表演一下。但若与他们坐下来，问他们有什幺在这两招之外的新意，他们是答不出来的。
去年在一篇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章的结论中，我就提到经济学的整体其实只有这两招。佛利民、赫舒拉发及巴赛尔三位高人读该文后，一致认为我这结论重要。
我在《价格》一文内，提到经济学在走下坡，认为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不懂价格理论。但想深一层，这些年青学者不是不懂，而是懂深不懂浅。他们可能认为高深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却忽略了懂深不懂浅不算是真的懂的哲理。
为什幺一门精采的学问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一个解释是故扮高深，没有人明白就算是有学问，可以说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今天，这个解释对某些青年学者可能适用，但似乎不是多数。他们大多数不可能不知道，高深莫测的文章可
以有学报发表，但不会有持久地被人重视的市场。
另一个较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失却了兴趣。他们但求有文章发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领，所以就把一门科学作为一项类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两。高低于是以深浅来衡量，以复杂胜简单。于是大家一
齐向深处钻，过不多时，浅的因为无人问津而变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见以为，懂深不懂浅的学问，走火入魔也。
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过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难，问题就是北京当局有没有胆那样做。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国要办真正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国，单是控制钞票发行量就足够。每年人民币钞票发行量的升幅，规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
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动，不借钱给其他银行——不要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复杂。若通缩依旧，就增加钞票的发行量；若通胀复苏，就减少。人民币钞票是中国目前的唯一“银根”，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
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
（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目前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坏账，把坏账一起卖出算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基本上大有可为，就是有坏账问津者应该还不少。要选在国际上有地位的银行买家，但
千万不要管制银行的牌照数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买或自设银行。当然，政府要协助追讨坏账，也要搞好按揭、破产等法律。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币大可流通，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没有谁建议废除外币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所有因为汇管而设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废除。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这点重要，因为在先进科技下的通讯，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今天，香港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的费用，大约比打到美国高七倍；而打电话到深圳，竟然比打
到美国高两倍多！这是说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毒品进口不妨严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学香港。但不要学香港那样重加烟、酒、汽车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卖出去是一个办法。但若要照顾国营企业的员工，不妨把企业股份化，送给员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国家政府可以估计企业的资产净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税。其他所得税是另一回
事。
（九）税制要简单。个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税，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够。此外，不用抽差饷，但在物业上，可按物业所值的估价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业税。此外，任何其他税项也没有。在简化税制及低化税率的同时，中国要大量削减干
部，选贤与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来的干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
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么基建，什么军备，抽简单而低的税，加上卖地及卖国营企业所得，应该足够而有余。我可以肯定，若中国推行上述的简单的低税制，其税务的总收入会比现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实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
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
上文提到的十个建议，只是以一个整数下笔。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进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说了。
让我在结尾再说一次。我提出的建议不是我发明的。历史的经验证实可行。重要的是有胆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记住，凡事要简单处理。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以简单清楚为上。世界复杂，政策不够简单处理不了。更何况，政策一旦复
杂化，官商勾结，混水摸鱼，是无可避免的。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作者：张五常
（张五常答杨小凯问）
杨小凯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
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
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
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
就都乏善可陈。
衡量学术的困难
作者：张五常
2000。3。9
香港政府用了那么多钱资助教育，他们要设立一些委员会来监察教育、衡量学术的成败，是不难理解的。近几年来，衡量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大话题。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所有被采用的衡量准则，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发表的多少，评定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甚至计算文章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都无聊，是作不得准的。就我所知的国际上最优秀的经济系而言，没有一家采用这些准则。
困难明显不过。一家餐馆的菜式怎样，每个顾客都可以立刻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顾客吃后不再光顾就说明了一切，而这个市场准则大致上是对的。当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馆的成败还要论价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务的水
平及管理等。这些大学也要顾及，但学术研究的（思维）味道要怎样来品评，由谁品评，以什么准则来品评，就是私立大学也不容易取决，公立的就更困难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
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
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
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