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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Harberger。他高兴万分地说：“我刚才读完
了你的《佃农》文章，觉得有趣味。”
我说：“有趣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答道：“我说‘有趣味’是我对任何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Harberger摆明是餐馆顾客。我是《佃农》的厨师，他说味道好，我还要他再说些什么呢？三十年后——一九九八年——洛杉矶加大举办一连十年、每年一个的Harberger演讲，邀请我为第一个讲者。我同意后，邀请的主事人说，选我
开锣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说：“请转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学术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要先在今天来品评，较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说的趣味——interest）。但由谁作味道的品评呢？谁是学术上的蔡澜、肥佬黎、周安桥？
说实话，虽然香港的学术远不如“自以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评的学者是有的。不是每一个学系都有，但高人总不至少于凤毛麟角。问题是，在目前的好几家公立大学的竞争中，要在本地选出众所认同的“味道”品评者就
不可能。
是的，学术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学术是不能永久地哗众取宠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尝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选用的准则，每一项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有
人问史德拉，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
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
优质的学术如葡萄美酒，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在酿葡萄酒这个行业中，有些专家能品尝新酒而相当准确地推断十年之后的酒味。要品评香港的学术，我们需要这种专家。要不然，我们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年，
因为哗众取宠，或错得惊人，被引用的次数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后还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可取的评审学术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作品评。五年办一次，费用不高——比现在的
“麻烦”费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兴起的，为争取现用的准则的分数所导致的巨大浪费。
我们要让年青的学者在重要的题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我自己的习惯，是几个题材在同时期转换想，过了些时日，其中一个突然间觉得可以下笔，甚至忍不住要下笔。一下笔，通常只是三数天的工夫。这样写出来
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记的。
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J。Buchanan）、高斯（R。Aase）、雅伦（W。R。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赛尔（Y。Barzel）、艾智仁（A。A。Alchian）；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
（J。Hirshleifer）。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这个说法。
但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佛利民也认为数学是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赛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
道。贝加（G。Becker）、H。Demsetz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上述对经济学发展起码有所保留或摇头叹息的人中，最年轻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岁了。那是说，老一辈的与年轻一辈的，对经济学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个现象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最近在西雅图与巴赛尔相聚，谈到经济学的发展，我对他说经济学走下坡，可能不是因为数学用得太多，而是后一辈的似乎不懂价格理论。他想了一阵，同意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什么其他理论都可
以不懂，但不能不懂价格理论。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对价格理论（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论都可以变化出来。
今天经济学研究院的必需读物，与四十年前的完全两样。古典经济学的论着，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史密斯、李嘉图及米尔的三本巨着。今天的学生，读过此三书的机会是零。古典经济学完全没有数学，而错漏的地方颇多。但这些论着
是为真实世界而下笔，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办法，是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漠视了这些前贤之见，处理经济问题就会脱离现实了。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读过的机会是近于零。这些读物，虽然比较旧而错的地方有的是，但提供了价格理论的架构基础。可能我有
点老糊涂，但我就是不明白，若没有拜读过马歇尔（Marshall），怎可以知道价格理论的本质？
几年前我问过几个专于金融财务学的年青学者，有没有读过费沙（I。Fisher）的《利息理论》。他们都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胡说八道！这些后起之秀本领再大，也不可能有费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远也不能！（费沙名
着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不知他们想过没有？）
转谈我这一辈的“新”的价格理论吧。高手如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等的论着，作学生时我不仅读过，而他们书中的每一条问题我都了如指掌。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这些大师的价格理论作品大都不大了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很有
天分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在英国的一间名大学拿得博士的。我问他有没有读过佛利民的《价格理论》一书，他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没有读过佛老该书的第五章多次，怎可以知道成本与竞争的关系呢？当然，你可以无师自通，自己发
明，但何必自创人家已经说过的？虚心地拜读，读之再三，不是会节省很多时间吗？
其实，价格理论开始失传，我早应在十多年前就察觉到。那时替香港中学的高级会考出经济试题，我问：什么是价格？（What is price？）中学教师及同事们无不哗然，认为我不应该那样问。可能他们认为我问得太浅吧，但今天的经
济学博士大部分应该答不出来。这个“浅”题目是艾智仁三十多年前出博士试题时常问的，我当时只答一句就过了关：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
在加大考博士口试时，赫舒拉发问：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氏当时是考理论的代表人，听到我那样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我不用再问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在加大传为佳话。
有实用性的价格理论，永远都是那样“浅”。问得浅，答得也浅，困难就是要明白重点所在，而这个“明白”是要花很长的时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当年老师雅伦对我说：世界很复杂；后来老友佛利民对我说：世界很简单。这二者看来是各走极端的看法，其实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说复杂的世事，不容易解释；佛老是说若有可取的解释，必定是简单不过。这二者加起来是说，复杂
的世界以复杂的理论解释，其成功机会近于零；复杂的世界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才有机会解释的。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后再回到深，又
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三十年来就只懂得用浅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
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无比，不想再读下去。这使我意识到，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
作者：张五常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
科斯（Coase）定理的一个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意味着，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各种制度的或组织的安排提供不了选择的根据，区此也不能用经济理
论来解释。不仅经济组织是随机决定的，而且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都只是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
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为了解释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必须把它们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
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
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
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
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
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如果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
定的价格下，允许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与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如果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
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R·H·科斯就用决定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了厂商（组织）的出现。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的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
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
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
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的前奏。然而，在某些安排中，譬如，使用某种计件工资，一种市场与另一种市场的分离，也许成为不可能。因此，把厂商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看作是对产品市场的替代，不
如更正确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形式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而作出的组织选择。在这些情况下，组织安排的选择实际上是契约安排的选择。
当把组织选择看作是契约选择的时候，要画一条清楚的线把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区别开来，常常是不可能的。例如拿厂商来说，持有就业契约的企业家（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可能与其他厂商签订
契约；订约者可以再订约；再订约者可以进一步再订约；一个工人可以与几个“雇主”或“厂商’签订契约。如果这种契约链允许扩展，这个“厂商’可能囊括整个经济。以这种观点来看，厂商的规模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契
约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分析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在这种传统中，契约安排作为一类现象一直受到轻视。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略不仅使无数有趣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模糊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
在传统分析中，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体制的运行，从来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几代学生都被告知，各种“不完全性”，导致了一些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现象：政策被“误导了”，或反垄断专家们攻错了目标。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其代价一定很大。甚至在今天，教科书还只是通过固定工资和租金支付来讨论边际生产率理论。可是经济学家一直知道，（仅就劳动而言）工资支付可以有计件工资、奖金、小费、佣金或各种分享安排等多种
外围形式，甚至工资率就可以有好几种。每种契约都意味着不同的监督成本、测定成本和谈判成本。而且，每当选择了不同的契约安排时，随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经济组织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契约安排的选择当然不局限于要素市场。在产品市场里，像搭卖、全面抬价、或俱乐部的会员费这样的定价安排，也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而且企业组织合并、特许权利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现在也开始被看作是交易成
本现象了。的确，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心代理商与单个售卖者之间、以及售卖者自己之间的定价和契约安排，这些都是教科书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
交易成本通常很难测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也难以把一种交易成本与另一种交易成本分开。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就可以避开测量问题，而且如果以边际的变化来看，它们的不同类
型也就可以分开了。这两个条件在解释组织行为中，对推导包含于其中可以检验的东西，是必要的。
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研究刺激。然而，在理论上，刺激是观测不到的，如果我们用实施成本来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可验证的命题。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风险。但是很难确定风
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