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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掌握实据，但汪精卫决心倒胡，蒋介石予以帮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汉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进行搜查，给胡汉民来个猝不及防。胡汉民知道形势对他不利，感到“无地安身”，先被带到蒋介石的住宅，随后转移到黄埔看管起来。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胡汉民放出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暂派他到苏联“考察”。汪、蒋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个别谈话，鲍罗廷说：“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怀疑胡先生，这是没有的事。不过因此，也不宜在广东，如到苏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于是，胡汉民于９月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恺案”逼走许崇智。蒋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粤军，排斥一已不合的粤军将领的意图。廖仲恺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就私交而言，蒋介石与许崇智不说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说两人有深交，蒋在粤军中任职虽受到粤籍人排斥，但却一直受到许的信任和偏袒，两人曾结拜为弟兄。许是有恩于蒋的，这蒋介石心知肚明。蒋介石并非是不讲人情之人，但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寻机搞掉许崇智。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委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部，同时派人送自己的亲笔信给许崇智，历数他的“罪状”，劝他放弃职务，暂离广东。许给汪精卫打电话，汪复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辞本兼各职，当时乘船离开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评析：
借题发挥是文人墨官们常用的伎俩，蒋介石如同一些资深政客一样，把其移植到官场，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达到极致。
他通过廖仲恺案，借题作自己的政治文章，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问题上，与其说是给汪精卫一个顺风人情，倒不如说是为自己挤走了一个重量级的政敌；逼走许崇智不仅搞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粤军，加重了军权的分量。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姿态，从东江回广州，在庆祝元旦和国民党二大召开的２０万人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跃居到第二位，与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蒋在廖案上借题发挥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难怪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不过诈成必以诈损，蒋介石借题发挥，暂时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多，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于政界，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太明显，但其副作用是潜在的、长效的，渐进似的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发政治地震，蒋介石后来几次被政敌联合倒阁，与此不无关系。
博篇第26节 挑起迁都之争（1）
当政治形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时，主动挑起争端，借机发难，使局势发生逆转，是权谋家常用的应变举措。蒋介石也曾使用这种伎俩，１９２７年的“迁都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的决定。１２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１２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以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负责。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挑起迁都之争，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本来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地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９月，从武汉致电谭延？＇、张静江称：“武昌克后，中（蒋自称）即须入？M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会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中央曾议决过。这是由张静江、谭延？＇在广州主持进行的。蒋介石离开广州出师北伐时，由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前者是蒋的铁哥们，后者的政治倾向往蒋介石这一方倾斜，且没有多大政治主见，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他们都唯蒋之马首是瞻。在接到蒋的迁都电后，即于１０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但是会议经过讨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拥护者急转成迁都武昌的坚决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６师之众，实际有２８个团，照军编制，可称１０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氛围，尤其是工农运动的高涨，不利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准备。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３４个，会员数增至２８万多人。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武汉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并积极加以实施，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赞扬说：“？M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的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这种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蒋介石看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看到高涨的工农运动，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这对他很不利。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共产党人吴玉章评论后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这些分析切中要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
博篇第27节 挑起迁都之争（2）
蒋介石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间，把张静江、谭延？＇从广州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初，擅自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驻南昌。会后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从现在政治军事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应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随后，他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遭拒绝后，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
他还亲自到武汉游说，遭到抵制。据他当时的随从人员张治中说：“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鲍罗廷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迁都武汉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无法更改，不得不在２月初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正式办公，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重申准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这些议案主要是针对蒋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权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的规定使蒋的权力大大地缩小。而且，中执委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明确地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到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评析：
蒋介石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不顾大局，挑起迁都之争，破坏了革命内部的团结，给革命高潮蒙上了阴影，当时遭到全党的反对，乃至于声讨是必然的。
从另一方面考察，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借机发难有其必然性，是其政治野心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他由迁都武汉的积极要求者到迁都武汉的反对者，这种大转弯，如果用常人的眼光观察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把握他政治野心膨胀的脉络，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武汉的政治态势，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奇怪，要求迁都武汉也罢，反对迁都武汉也罢，都是围绕着蒋介石掌权控权而转的，当迁都武汉有利于蒋介石攫取更大权位，他就支持，当他感到不利于甚至威胁到他的权位，他就要反对，万变不离其宗。
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自己身上的左派光环冲掉了，暴露出右派真面目。给自己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退路，最后，不得不公开摊牌，走上了公开叛变革命，反共、分裂的道路。由此说来，蒋介石挑起争端，借机发难这一着是一大败笔。
博篇第28节 寻求靠山，改弦更张（1）
蒋介石在北伐关键时期，挑起争端，失去了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宋？龄在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当时的困境，她说：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然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促以推动你的工作。“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也没有。”他想要成就大业，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支持力，寻求靠山。
事例：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把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引向新高潮，引起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对待革命阵营的态度和策略的变化。革命浪潮的高涨，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本来是想利用北洋军阀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可是谁知这个奴才势力太不经打，北洋军阀濒临破产，他们力图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也感到仅仅凭武力威胁，已不可能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改变策略。
于是，他们开始变换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法，从分化革命阵营入手，引诱革命阵营中的所谓“稳健派”走上镇压群众运动，背叛革命的道路。英国政府“于通盘局势慎加熟计后”，建议列强发表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悬而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美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承认美国在华人民享有生命财产”等权利，表示必要时愿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要诉诸武力。日本外相也在议会宣布“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期望增加两国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同时也不放弃武力干涉的可能。他们为了能实施新的策略，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而拥有相当实力且已显现出反革命意向的蒋介石，就是他们所需要物色的对象。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支持革命的，但由于这个阶级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又与封建买办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在革命高潮中的一些过激行动，他们也因惧怕工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