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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施加压力，据史料记载：“专横之台湾官宪对此问题素抱偏见，对吾等请愿人加以各种不当之压迫，企图阻止正当请愿权之行使。兹举两三例为证：即对于服务官方机关者，立即被解职，服务于银行公司者，透过该银行公司，各予以免职，有关公卖事业者则剥夺其特权，与银行有借贷关系者，拒绝其资金之融通，且严禁有关政治之演讲，虽系通俗之学术讲演，亦常被命令中止解散。”叶荣钟：《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130页。林献堂等也曾一度遭到殖民当局的沉重压力。1922年林献堂、林幼春、杨吉臣、甘得中、李崇礼、洪元煌、林月汀、王学潜等面见田健治郎总督，田总督告诫他们政府对台湾议会设置“绝无容许之理”，“与其徒劳无益，不若断然停止以免劳民伤财”。台底下还通过银行机构逼迫林献堂提前偿还贷款以施加压力。迫于无奈，林献堂等8人被迫暂时退出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一举动被当时人们不理解而遭非议，称为“八骏事件”。1923年12月16日，日本殖民者更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在台湾全岛进行大逮捕，台湾议会期成同盟成员等49人被捕，蒋渭水、蔡培火等被起诉，未被检肃的活跃分子也四处遭到监视，史称“治警事件”。蒋渭水等在1924～1925年间被多次审讯，被当时人称作“台湾政治犯的嚆始”高日文：《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一），《台湾文献》17卷1期。。日本殖民者的强力镇压反而激起了台湾民众的反抗浪潮，在法庭审讯时，“民众争相购票旁听，向隅者则站在庭外探望。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入庭后，旁听席上的民众争相低声问候”。苏进强：《蔡培火传》，近代中国杂志社，台北，1990，第100页。蔡惠如出狱时，“出台中站有群众跟定他，越来越多，甚至沿途燃放鞭炮，——民众也不约而同，高呼万岁然后散去”。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303页。在法庭辩论中，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等还猛烈抨击日本殖民统治，如陈逢源指出：“殖民政策的同化主义，是民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的总和，是要以母国的制度和文化，强制施行于殖民地的。”蔡培火则言：“原来台湾所采用的同化主义是错误不可行的。尤以检察官所说的极端民族优越感，是征服者的理论。”同时他们也在日本殖民者的法庭上鲜明地表白了自身的中华民族民族属性，林呈禄说：“现在台湾岛的大部分，无论怎样说，事实上是由中国福建、广东移民过来的。”陈逢源也说：“中华民族自有五千年来，虽有同化其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高日文：《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一），《台湾文献》17卷1期。这些言论极大地鼓舞了台湾民众的反抗斗争热情。
显然，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面前，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虽然是一次改良主义性质的体制内反对运动，但它终究以公开的方式第一次在台湾岛内发起了以台湾人自己为主体的针对总督府专制统治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目标固然只是要求有限的地方自治权，不过任何能够或多或少解脱殖民统治桎梏的斗争，都会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拥护。事实正是如此，林献堂等人每次请愿回到台湾后均受到欢迎，他们“应各地亲友同志的邀请，联袂访问各地，除受盛大欢迎外，并举行讲演会，报告请愿运动的经过——这也是一种宣传活动；万人空巷，争睹风采，声势的壮大，情绪的热烈，不逊于凯旋的将军”。叶荣钟：《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1979，第121页。蒋渭水甚至感慨地说：“台湾议会的设置，是台湾人唯一的活路。”蒋渭水：《五个年中的我》，《台湾民报》1925年8月26日。日本人也称：“大致说来，本岛人知识阶级全体支持这个运动，在东京部分人士的指导和援助下，对本运动的将来提高了希望和信念。”《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第22页。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共进行了15次，前后历时14年之久，有12818人在请愿书上签字。直至1934年，由于每次请愿都被日本议会以“审议未了”、“不采择”为名不予采纳，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岛内政治局势的恶化，台湾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停止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谋求“台湾独立”，这曾是日本殖民者扣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头上的一顶大帽子。当时受到朝鲜独立运动的刺激，日本殖民者从台湾总督府到中央政府，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一直抱着相当大的戒心，他们把林献堂等人从事的体制内抗争理解为一种反体制的运动，其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神经紧张和过度反应，根源就在这里。实际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台湾独立的纲领或口号，它所要求的也是有限的地方自治，是承认日本帝国对台统治前提下的台湾地方议会的设置，是要获得有关台湾地方特殊情形问题的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它的最高政治诉求是台湾自治而不是台湾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根本思想路线也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体制内的抗争，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不可能以台湾独立作为其方针的，《台湾民报》也就此发表评论说：“什么有台湾独立的存意，中伤—捏造未免太过以非绅士的了。”《台湾民报》1929年2月24日。
第五部分台湾文化协会（1）
1920年代初，伴随着台湾岛内民众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和岛内知识分子的成长，岛外特别是在宗主国日本首都东京所开展的台湾民族运动浪潮开始影响、波及岛内，两地民族运动趋向合流，并共同在台湾全岛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新高潮，其具体体现即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于1921年10月17日，主要领导人有林献堂、蒋渭水、吴海水等，首批加入者以总督府医学校、师范学校、商工学校、工业学校的学生占了大部分。台湾文化协会的宗旨在其会则中有明确的揭示，那就是“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为目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191页。。蒋渭水1925年8月26日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称：“台湾人现实有病了，是没有人才可治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先著手医治这个病根。我诊断的结果，台湾人所患的病，是智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治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唯一的治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治疗的机关。”《台湾民报》1925年8月26日。简单地说，台湾文化协会的中心任务，即在于启发民智并弘扬民族文化。周桃源在文化协会创立大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虽然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因徒贪懒睡，堕于劣等国的地位，因此，导致台湾也归于日本所领有的结果。世界大战后，在自由平等、民族自决的声浪高涨的现时，我们同胞应该相互奋发，成为日华亲善的楔子，为亚洲和平鞠躬尽瘁。”《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191页。总督府在评论这番话的时候告诫说：“他的这番激励的话，暗示着表面上假装稳健合法的文化协会，实际上，里面却隐蔽着另外的意图。”《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191页。显然，日华亲善只是幌子，文化协会是要以此为借口进行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发动和促醒工作。那么，所谓“台湾文化”的真实含义又是什么呢？吴海水曾说：“台湾岛民是日本臣民，而又为支那民族，因此，我们所期望者，在于促进我们民族文化之提高。”《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191页。可见，文化协会所要发展和弘扬的实际上是台湾地区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后的文协活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总督府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常常说什么“我中国或我中华民国”、“追慕中国之念相当兴盛”、“期待国权的回复”、“对国民党的发展持有相当的快慰，期盼（中国）早日统一”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等等。
台湾文化协会基本上是由一批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松散的、不稳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台湾总督府的一份资料为我们了解文化协会主要骨干力量的构成状况提供了方便，见表4…1。
台湾总督府费心收录的这份文化协会重要人员名单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文化协会组织结构状况的珍贵资料，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台中仍然是台湾民族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该地出身的活跃分子在整个民族运动中处于领导潮流的地位。总督府在论及同化会时就曾说过：中部上流社会的表4…1台湾文化协会重要成员表（1923年）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业文协职务林献堂台中州大屯郡雾峰社42汉学进修地主总理林幼春同上43同上同上协理蔡培火台南市港町34东京高师理科无职常务理事蒋渭水台北州宜兰郡室兰街32总督府医学校医师理事王敏川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34早稻田大学法科民报记者同上陈逢源台南室东门町30总督府国语学校同上同上蔡式谷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39明治大学法科律师同上林呈禄新竹州桃园郡大图庄33同上民报常董同上蔡惠如台中州大甲郡清水庄42汉学进修—同上杨肇嘉同上31东京京华商校地主同上邱德金台中州丰原郡丰原街28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连温卿台北室永乐町28公学校毕业公司书记同上李应章台中州北斗郡二林庄26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洪元煌台中州南投郡草屯庄40公学校毕业地主同上林笃勋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40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赖和同上29同上同上同上许嘉钟同上40台南师范学校地主同上林资彬台中州大屯郡雾峰庄25汉学进修同上同上郑松筠台中州丰原郡丰原街32明治大学法科律师同上蔡年亨台中州大甲郡清水街34总督府国语学校地主同上韩石泉台南市本町26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黄金火同上28同上同上同上王受禄台南市高砂町30同上同上同上吴海水台南市锦町34同上同上同上林伯廷台中州北斗郡北斗街37汉学进修地主同上黄呈聪台中州彰化郡线西庄37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同上林糊台中州彰化郡福兴庄29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林茂生台南市寿町26帝国大学文科商学校教授评议员续表4…1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业文协职务杨良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31汉学进修杂货商理事吴廷辉同上32公学校毕业木工同上石焕长台北州宜兰郡室兰街32东京医学专门医师理事郑明禄新竹州苗栗郡宛里庄20北京大学退学民报记者会员洪石柱高雄州屏东郡屏东街20台北师范学校洋杂货商理事林冬桂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30同上支部主事会员黄运元新竹州苗栗郡苗栗街28公学校毕业地主理事谢春木台中州北斗郡沙山庄21东京高等师范民报记者会员黄周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24早稻田大学同上同上林碧梧台中州丰原郡神冈庄28公学校毕业地主同上张信义台中州丰原郡内埔庄20日本大学退学贷地业者同上吴石麟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21台南商校退学裱褙师同上高两贵台北市蓬莱町26公学校毕业送报夫同上黄氏细中国福建省泉州府晋江18台北女校退学同上同上娥县石溪乡资料来源：《警察沿革志》，第194～197页。
第五部分台湾文化协会（2）
思想进步及其言行给全岛民心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时至1920～1930年代，中部上流社会和青年知识分子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上面所列名单上，中部出身者达22名，占总数的5238％，雄居首位，加上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林献堂本身就是属于台中州大屯郡雾峰庄，则更凸显了这一点。其二，文化协会的中坚属于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年龄结构上看，平均年龄为3047岁，其中40岁以上者仅6人，29～39岁者19人，1895年日本侵据台湾后出生者17人，以受教育年龄为计算起点，假设当时的受教育年龄为8岁起始，则1887以后出生者中除个别仍遵循汉学传统外，日本殖民地教育体系下接受教育的这一辈人数达33人，比例为8571％。这表明殖民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骨干力量。其三，从这张表也可看出，文化协会是台湾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反日民族力量的统合体，在这个统合体中，地主、贷地业者10人，律师、医生、记者、公司职员等白领阶层22人，小本经营者2人，木匠、裱褙师、送报夫等蓝领阶层4人。总括来说，台湾文化协会基本上是一个由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有相当部分工农民众参与其中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其基础便是建立在反抗日本殖民主义这一共同点之上的。
前面提到，台湾文化协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启发民智、宣扬民族文化、促进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就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为达成这一目标，文化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启蒙宣传活动：
（1） 举办各类文化讲习会。它们是：台湾通史讲习会，由连横主讲，听众每天多达300余人，据总督府称：连横在讲习会中“常露诅咒总督政治，挑拨民族的反感之口吻”。通俗法律讲习会，由蔡式谷主讲，讲词中“有讽刺台湾总督府的施政压迫台人的言辞，谓有扰乱治安之嫌疑”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544页。，遭到禁止。此外，还有通俗卫生讲座、通俗学术讲座、西洋历史及经济学讲座、汉文讲座等等，因主讲者多借讲座抨击日本殖民统治，故常有警察临场监视。这些讲习会的目的在于普及新文化知识并激发台湾民众的民族反抗意识。
（2） 创办报社，发挥舆论的广泛宣传作用。文化协会创建伊始，就筹划出版《文化协会会报》，但因其中包含许多民族意识强烈的内容而遭禁止。《台湾民报》成为文化协会的事实上的机关报，后改为《台湾新民报》，由周刊进为日刊，报纸利用汉文记事，积极为台湾人民的利益呼吁呐喊，揭露总督府的专制统治，宣扬中华文化和大陆的情况，“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我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95页。蔡培火称：“（《台湾民报》）除做台湾人的喉舌，呼吁诉苦，对总督府的恶政加以指责批难，对民间日人的歧视曲解予以纠正外，对台湾人的思想、文化的启蒙也有甚大的帮助。”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39页。尤其是对祖国的介绍和大陆作家作品的转载，为殖民地新闻封锁下的台湾民众和祖国人民间系起了一条情感和文化联系的纽带。
（3） 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寓教于娱乐之中。在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下，陈嵌、周天启等组织成立彰化新剧社，开创台湾新剧运动。台北陈凸也成立星光演剧研究会，研讨“五四”以来的新剧并将其移植到台湾。此外还有新竹新光剧团、基隆民运新剧团等，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以宣传民族意识、讥讽总督政治为中心内容，世人称之为“文化剧”。另外，在1925年又成立了美台团电影放映队，在放映的同时以台语配音，言语中不时讽喻政治，当临场警察出来干预，台下民众便发出一片抗议声。《台湾民报》报道：在凤山郡的放映中，“往观的人实在是空前未有的多，而警察方面却有些神经过敏——即有一个巡查某，公然拿出手指簿记着男女儿童多少人去看戏。看着的人多是抱腹而笑，听着说这是上司的命令，真是命令的丝毫无意义，难免受人民误解警察当局过于干涉了。”《台湾民报》1928年11月25日。放映前还同声高唱美台团歌，密切了文化协会与广大民众的感情联系，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4） 文化讲演会。文化协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动员手段即是遍及全岛各地的文化讲演会，日人史料记载称：“讲演会是文化协会最重视的活动。在一般民众知识程度较低的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如采行文书宣传，难免缺乏大众性，所以说它几乎全以讲演会来达成目的，并非过言。”“因为他们所讲述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统治的诽谤，激起地方民众很大的回响，很受欢迎。”“地方会员每当有事，便召集干部开办讲演会，动员无智的民众，名为欢迎，鸣放鞭炮，进行一种变相的示威运动，有时则召开旁若无人的大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