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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叩头请愿的自治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在法西斯分子日益猖獗，军部势力急剧膨胀的背景下，岛内一切有碍日本殖民统治及同化方针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均遭殖民者横加镇压，就连温和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林献堂也因祖国事件遭法西斯浪人的殴打，以至于台湾岛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448页。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逐渐无所作为。加上1935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始实施所谓地方自治，对地方议会制度进行改革，将原全官选的地方议员改为半官选半民选，一些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参与者认为运动的目标已经阶段性达成了，主张解散联盟，并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于是，到了1936年8月，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宣布解散。
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1）
农民运动在台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在日本占据之前，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主要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相对较高；土地租佃关系发达，但租佃契约却以口头契约为主，且租期较短。这样，到了日据时期依据所谓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规则，无确据证明所有权归属的土地均收归国有，大批台湾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便成了所谓“无主地”而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制收夺，这无疑是一种以政权暴力机器为手段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殖民地原始积累形态。同时，日本资本家还在警察的助力下以强迫手段收买民间土地。于是，日本殖民政府、制糖会社成了台湾最大的地主。总督府还将大批的公有地以所谓“官有地拂下”的名义优惠发放给日本退休官吏或日资会社。据统计，日据末期日本人拥有的耕地面积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21％。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51页。日本殖民者对土地的巧取豪夺及对台湾农民的压迫，不能不激起他们的反抗斗争。担任过总督府官员的东乡实曾告诫说：“西部台湾的土地兼并只能促使本岛人的民族反抗，对台湾的开拓并无贡献。其结果将使得他们仇恨日本的统治、仇视日本人，激发民族的觉醒。”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53页。事实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正是主要围绕着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夺和经济剥削而展开的，由此赋予这一运动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同时，反抗本岛土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广泛的开展着。下面我们就以几个主要事件为线索做一概述。
（1）竹林事件。早在1908年就曾爆发刘乾领导的反抗三菱制纸会社强制收夺农民竹林的武装斗争，史称林圯埔事件。1915年，三菱会社以低价获得竹林900甲、林野6198甲，并否认当地住民的业主权，又一次激起了农民的强烈抗争。文化协会成立后，也积极介入、推动和领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还介绍日本国会议员田川大吉郎代向日本国会陈情。1925年，当地农民开展了拒纳租税公课、不履行保甲义务、公学校罢课、向有关当局陈情及举行反对土地放领示威等等一系列抗争，一度还试图向巡游台湾的皇弟秩父宫进言，导致殖民政府神经相当紧张，最后迫使三菱制纸会社不得不做出所谓“大幅让步”，答允给予原住居民竹林利用权，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也多雇佣当地人，竹林贩卖价格大幅度降低，达成显著的效果。
（2）反对放领官地。通过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而被日本殖民者收夺为官有的土地，作为政策性措施，台湾总督府将一部分土地放领给日本人退休官吏，一方面培植在台日本人的势力，另方面借以安慰遭裁撤官吏的情绪。据1926年的统计，放领给退休官吏的土地有370件，面积达3886甲，人均面积105甲，这些土地名为官地，但当地农民世代利用该土地、与其渊源甚深，与日本退休官吏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又因为是由外来的殖民地官吏强占，故极易引发民族的义愤。反对官地放领的浪潮，以中南部较为激烈，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有485甲土地放领给6名日本退休官吏，牵涉其中的73位农民派代表向农民组合简吉、赵港求援，并组织大甲农民组合，阻止对土地的丈量，发动壮丁团全体辞职、公学校罢课三天，最终迫使日人退休官吏将土地转卖给台湾人经营，在延阻官地放领进程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余较具影响力的还有云林、凤山等地的抗争活动。
（3）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糖业是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主干，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制糖会社强制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压低甘蔗收买价格，并通过资金预贷及肥料、水利灌溉等手段对原料采取区内的蔗农进行控制和盘剥，这种严重损害台湾农民利益的行为不能不激起强烈的反抗浪潮。在土地收购方面，即使是名为现金收购的农民土地，也大多是在动用警察的力量下逼迫进行的，据记载：“官僚与会社想出来的名目，是廉价收买耕地，自己经营农场，不过，耕地的所有主不肯廉价出卖，那是一定的。在此情形之下，发生作用的，都是警察官吏，警察时用传票，召集耕地所有主，对于不肯出卖者，不惜予以体罚或拘留。这种悲剧之尤甚者，是1909年台湾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土地收购事件（中略）。这一收购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恐怕有些地主藉口未带图章，乃在现场临时开设办事处，处理事务。”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3页。1909年的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强制购买西螺、浊水溪间土地约3000甲，几乎酿成农民暴动。在收购甘蔗原料方面，1924年，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大日本制糖及凤山制糖原料区域内的蔗农纷纷起来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与日本资本家及警察发生冲突。另据1925年的统计，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即达12起，参与者5290人，区域集中于台南、台中、高雄等地。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133页。此一抗争以二林事件最具代表性。1923年以来，二林、大城等庄蔗农因甘蔗原料收购价格偏低一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1925年，蔗农进一步提出制定甘蔗收购最低限价、双方合议收购价格等要求，上呈台中州及总督府当局。当年6月，二林蔗农组合成立，拥有会员400余人。文化协会也派遣干部下乡开办文化讲演会，进行启蒙宣传，二林蔗农组合召开的蔗农大会还提出了系统的维护蔗农利益的要求。但是，会社方面对此却置之不理，却招来大批警察，自行雇工收割甘蔗，由此激起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殖民当局对蔗农大肆镇压，被捕者达93人，其中31人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二林蔗农领袖、文化协会理事李应章声言此次运动是蔗农争取“人格的解放”。二林事件尽管在甘蔗收购价格上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它标志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2）
（4）台湾农民组合。1923年后，台湾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打击了在台日本资本家和部分土著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引起了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分散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台湾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正式成立，简吉任中央委员长。至1928年底，组合已拥有18个支部，15000余名成员。台湾农民组合纲领提出：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以合法手段达到目标；体现出以稳健、合法方式谋求农民利益的指导思想。然而，随着岛内民族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日益扩大，农民组合领导人的思想进一步向马列主义及革命路线倾斜，简吉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须提高我们的阶级意识，而结成广大的坚固的团结，而进攻呀！大家赶快起来斗争而获得我们的生存权。”《台湾民报》昭和2年7月22日。1927年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与农民组合联系更为紧密，台湾共产党也逐渐掌控了组合的主导权，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理论为探照灯，引领我们前进”《台湾民报》昭和3年1月8日。。1928年12月的第二次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发表的大会宣言号召全岛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表现为革命和战斗色彩。在农民组合的领导下，1927～1928年间，发生了420多起农民抗争，其中以中坜、麻豆、大甲、凤山等地最为活跃。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浪潮，日本殖民者加大了镇压的力度，1929年2月12日，总督府突然实施全岛大搜捕，大肆破坏各地的农民组合，拘押300余人，简吉、侯朝宗等12人被捕入狱，农民组合陷于低潮。1930年代之后，台湾农民组合实际上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1年5月，台共决定在台湾实施工农暴动，在大湖、永和山等地对部分组合成员进行秘密训练。不幸计划被日本殖民者侦知，1932年3月，日警逮捕了刘双鼎等92人，其中3人被拷打致死，34人被判徒刑。参阅韩嘉玲《简吉与台湾农民组合》，收入《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第二集），台北，1990。
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其针对的目标，既有日本资本及殖民主义当局，不可避免的也有土著地主资产阶级，譬如针对林本源、陈中和等大地主和糖业资本，还有遍布各地的租佃争议等等；但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农业经济领域居主导地位，以及蔗农与日本糖业资本间矛盾斗争的突出和尖锐，台湾农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资本和日本殖民当局，从而赋予了斗争以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它与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相呼应，共同汇成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
工人运动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在日据之后。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土著资本在工业领域投资亦逐渐形成，其下的工人队伍渐次壮大。据统计，1930年全台工人人数为577752人，其中制造业87351人，占151％；矿工19562人，占33％；运输业48862人，占84％；短期雇工421976人，占733％。以民族分类看，日本人占3％，台湾人占93％，其余为大陆劳工、高山族和外国人。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2～833页。
台湾工人阶级身受日本资本、台湾土著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不佳。台湾工厂的大多数为雇工不满15人的小规模工厂，其数量占工厂总数的77％，并且半数以上的工厂不使用动力。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人资本家和工头的斥责，山川均就曾指出：“企业家是日本人的场合（许多新设的制造业，就是这样），企业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0、63～64页。台湾工人的工资与同一工种的日本工人相比，要低得多。据192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台湾本地工人平均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譬如货车夫日人日工资25元，台湾人仅1元；排印工日人22元，台湾人1元；渔夫日人25元，台湾人12元。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3～64页。身受压迫剥削的台湾工人阶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不过由于台湾工人阶级历史较短，其成员又大多出生农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在斗争失败的时候回流农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斗争的彻底性。
台湾近代产业工人组织形成于1919年，该年台北印刷工人结成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1920年代后，在祖国大陆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台大陆劳工于1923年成立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等多个工会组织，并带动和影响了台湾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随后，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族党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据统计，1921～1931年间，劳资争议计有513件，参加人数36280人。台湾的工人运动，斗争的目标集中指向日本资本家，在所有的劳动争议里，针对日本资本家的约占60％以上。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5页。文化协会原先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的连温卿、王敏川等在1927年4月组建了台湾机械工友协会，会员有300余人。为抗议资本家无端开除工人，高雄铁工所的罢工就是新文协指导下最具规模的工人运动，当时有台北、台南、高雄各地21家工厂工人同时举行同情罢工，并且还得到了农民组合的支持。文协指导下的工人运动较有影响的还有日华纺织会社台北办事处罢工、嘉义营林所和阿里山出张所罢工等，仅1928年就有23起。但是，文化协会内部在有关工人运动纲领、工会组织及名称等诸问题上意见不一，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加上文协组织不久因新竹事件、台南墓地事件遭到严重破坏，台湾工人运动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民众党的手中。
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3）
相对文化协会而言，民众党的工人政策更加积极，其领导人蒋渭水对工人运动十分重视，民众党提出要实施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认为“殖民地的劳动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急先锋——前卫队”简炯仁：《台湾民众党》，稻乡出版社，台北，1991，第158页。。因此，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更具组织性和斗争能力，规模和影响也要大得多。其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在1927年就有21个，3000余工人。又譬如1927年的高雄浅野水泥会社罢工，蒋渭水即组织了总指挥部，号召民众出钱出力帮助被解雇的机械工人弟兄；1928年的台湾制盐会社罢工，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主张，与日资会社及殖民当局抗争。民众党还于1928年成立了台湾工友总联盟，其领导的台湾工人运动，主要即以此为核心进行的。蒋渭水强调：“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台湾民报》1928年1月8日。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及社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台湾的工人运动逐渐强调在开展民族运动的过程中也应进行阶级斗争，以谋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如工友总联盟规约第四条修正案。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使得日本殖民者十分惊恐，他们采取了强力镇压政策，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民众党被取缔，工友总联盟的作用随即走向衰微。实际上，民众党的分裂，除了日本殖民者的镇压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内部在工人运动政策上的尖锐分歧，以蔡培火为首的稳健派和大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有力者）对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表现为极力反对在民族运动中将阶级斗争包括在内，排斥工人运动，要求进行纯粹的自治运动，最终与以蒋渭水为首的一派矛盾激化，导致民众党的分裂。对于台湾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第五节另有详述。
台湾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台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