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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99，第605～606页。读之令人酸鼻。
在文学作品的体裁方面，也有了较大的突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如林辉焜的《女之一生》、赖庆的《女性悲曲》、山竹的《突出水平线的恋爱》、吕赫若的《牛车》、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等。在诗歌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优秀诗人，形成盐分地带诗人群、风车诗社诗人群和台湾艺术研究会诗人群。较著名的诗人如王白渊、陈奇云、郭永谭、林永修等。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11～116页。总之，1927～1937年发展期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台湾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繁荣时期。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1）
19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台湾的政治就已经环境趋向紧张化，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众党乃至台湾地方自治区联盟等民族运动团体相继遭到取缔。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进入战时状态，军部法西斯势力空气膨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政策开始从缓进的同化政策——内地延长主义转换到激进的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禁止汉文。1937年4月1日各大报刊登联合声明废止汉文栏，台湾人不得不接受日文对台湾社会文化生活的全面占领。
在文学界，新的重组也开始了，右翼分子西川满组织成立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季刊，该刊运作中充满了西川满的个人专断色彩，且配合总督府皇民化运动的倾向十分明显。张文环等人愤而退出，另创新刊《台湾文学》，由于得到大财团三井物产的资助，反倒比《文艺台湾》更不受财政的困扰而能发表质量较高的作品，一些著名作家如吕赫若、黄得时、工藤好美、坂口零子等都投身到《台湾文学》阵营。与《文艺台湾》的皇民化色彩浓郁不同，《台湾文学》发表的作品主要关注台湾传统社会生活，如婚姻、养女、迷信、大家族封建势力等，其实质是对《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以来一直坚持的新文学运动精神的延续。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0页。
随着时局的发展，日本殖民者显然不满足于对文坛的间接控制，皇民奉公会成立后，内设文化部，以台北帝大教授、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任班长，进一步促进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向皇民奉公会系统的靠拢。1943年2月设置台湾文化奖，其中的台湾文学奖授予西川满、滨田隼雄和张文环，前二者属《文艺台湾》、后者属《台湾文学》，如此安排似乎有拉拢台湾人文学家的意味在内。作为皇民奉公会的机关刊物——《新建设》于1942年10月创刊，该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全力宣传皇民化运动的主旨，彻底灌输日本精神，召集日台人作家开座谈会，介绍台湾各地方文化动向，以引导社会舆论。
1942年11月1日，台湾总督府新设官房情报课，该课的主要职责是：“为遂行国策进行有关基础事项的情报收集”，“指导及启发舆论”，“作为报道及启发宣传机关的指导”。 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5页。1943年，成立了台湾文学奉公会，台湾全体文学家均被纳入其中。为了使台湾的文学为皇民奉公运动服务，1943年11月13日，由台湾皇民奉公会主办，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日本文学报国会协办，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会上西川满首先表示向皇民奉公会献上《文艺台湾》杂志，由皇民奉公会来做新的文学刊物的统合。与此同时，短歌杂志《台湾》、俳句杂志《原生林》也要求“献上”本杂志。只有《台湾文学》对所谓的杂志统合表示反对，但迫于时局，随之不得不停刊告终。1944年4月，皇民奉公会主导的新文学杂志《台湾文艺》创刊。自此，日据末期除了《台湾艺术》改名为《新大众》作为南方战线的慰问品而存在之外，台湾岛内就只剩下皇民奉公会——实际上是总督府情报课控制下的《台湾文艺》一家独霸文坛了。1944年6月，在总督府情报课的策划下，组织了日台作家13人赴各地进行生活体验，“与产业战士同吃同住一周”，创作出的作品结集编成《决战台湾小说集》乾坤二卷，各出版1万部，在战时纸张匮乏的年代，这应属于大手笔的活动了。这次创作活动表明台湾的作家们受到了行政权力的直接掌控，文学处于被政治利用的状态。 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8页。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2）
战时的台湾文学呈现出复杂的生态，受法西斯高压政策的胁迫，台湾作家们陷于苦闷之中，在连生活中偶有不满语言就会被扣上“非国民”大帽子的环境下，文学创作就更加艰难了。汉文被取缔了，文学创作不消说是要用日文来进行的，反战反日的言论没有生存的余地，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或封笔不写、或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平。如杨逵的《鹅妈妈出嫁》、《无医村》，吴浊流的《水月》，巫永福的《祖国》等等。有的还暗中写作有反战意味的小说，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在审查制度严苛的情况下，有的作家只好浸淫于人情风俗、人生百态的描写，体现出鲜明的台湾乡土格调，如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一个女人的记录》，王昶雄的《陋巷札记》等等。更有的作家刻意沉迷于形式主义的创作意境里，对艺术表现精雕细琢，如叶石涛的《林君寄来的信》、《春怨》等。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555页。但是，作家也是社会人，他的创作不可能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张文环为例，作为《台湾文学》的编辑发行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战时台湾人作家的核心人物。作为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家乡的挚爱，同情弱者，关怀社会，如《艺旦之家》、《夜猿》、《阉鸡》、《论语与鸡》等。但作为评论家，他的文章又积极的配合时局，号召人们响应战时动员，甚至说过期待台湾青年能和日本人一样在靖国神社“祭拜英灵”这样的话 野间信幸：《张文环的战争协力与文学活动》，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111页。，似乎显现出一个殖民统治“协力者”的形象。张文环身上所体现的两面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湾作家在皇民化运动狂潮下，被动的、违心的一面，或者说是为求自保的无奈之举，典型事例就是张文环在决战文学会议上面对右翼日人的压力为保护台湾人作家而大声呼叫：“台湾没有非皇民文学，假如有任何人写出非皇民文学，一律枪杀。” 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60页。有人指出：“殖民地时期（特别是战争下物质与精神双重动员时期）台湾人认同及精神构造，普遍出现暧昧游移、葛藤分歧或冲突矛盾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毕竟也是战争的产物”。柳书琴：《殖民地文化运动与皇民化：论张文环的文化观》，《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第一届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3页。
然而，在皇民化运动的浪潮下，台湾文学肌体上也出现了溃烂的伤口，这就是皇民文学的诞生。皇民文学的出现，与皇民化运动中一些台湾人丧失自身民族性附和日本殖民者有关。在文学领域，日本殖民者十分注意收编台湾人作家，陈火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3年7月，《文艺台湾》6卷3期刊发了陈火泉的小说《道》，西川满读后兴奋之极，滨田隼雄改正了文中的日文文法错误后说道：“在台湾文学中，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感动。——确实有着台湾文学从来未曾有的内涵，我告诉他现在台湾有其独特的皇民文学了。我从这篇作品能够预见崭新的台湾文学。”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49页。陈火泉被频繁邀请参加座谈会，发表谈话，在台湾文坛声名鹊起。作为台湾皇民文学代表作之一，《道》描写的是一个台湾人陈君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喜爱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生活，克己自省，以做真正的日本人来要求自己。这里的“道”就是“步向皇民之道”。主人公陈君对某些日本人排斥非天生的日本人（台湾人），认为本岛人不懂日本精神的现象十分不满，他说：不是光继承日本人的血才是日本人，而是从小受日本精神传统的训练，因而不论何时都能表现日本精神的才是日本人。主人公陈君连自己被臭虫咬而不经意间用台湾话骂了一句，也惕然惊醒，发现自己未能用国语（日语）来思考，做皇民的努力还不够。最后决心“与内地人一起流汗，一起流血”，报名参加了志愿兵，要求在自己战死后在墓志铭上刻下如下的话：“青楠居士生于台湾，长于台湾，以一个日本国民而殁。”简直要生为大和鬼、死为大和魂了。
周金波的《志愿兵》也是当时皇民文学的范本之一。在西川满的直接指导下，配合志愿兵制的实施，《志愿兵》出笼了。小说中的主人公高进六，身受日本精神的熏陶，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改日本式姓名高峰进六，参加勤行报国青年队，主张用心去接触大和魂，并写血书报名参加特别志愿兵，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皇民身份。该小说发表在《文艺台湾》2卷6号上，周金波因此获得了第一回“文艺台湾赏”，出席了1943年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就《志愿兵》的创作问题谈道：“在我的作品《志愿兵》中，描写同一时代的人的两种不同想法；一种是‘精打细算型’，另一种则是‘赖皮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是日本人了。代表这个时代的两位本岛青年，究竟谁能顺应这个时代而生存下去呢？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而且，我相信，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是日本人’的后者才能背负起台湾的未来。”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66页。将自己磨炼成为为真正的日本人，正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中要达到的目标，《志愿兵》作为皇民文学，十分恰当的配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第八部分皇民文学及其他（3）
不过，说所有的皇民文学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也有些偏颇的地方。陈火泉的《道》也有反映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中被歧视而心灵郁闷的描写，《道》中有以下的一段主人公日记：“菊是菊。花是樱。牡丹终究不是花！能大呼天皇陛下万岁而死的只有皇军，贡献一身殉国的只有皇国臣民，我等岛人毕竟不是皇民吗？啊，终究不是人吗？”愤愤不平的声音里也含有对台湾人不平等地位的抱怨的意味。难怪甚至有人把《道》作为抗议文学来看待。参见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周金波的《志愿兵》中，除了高峰进六，也有张明贵，后者将主人公高峰进六对天皇及天照大神的敬奉行为讥讽为“神灵附身”，认为他走火入魔了，还说道：“他开口闭口都是‘日本人’、‘大和心’的，根本不做任何批判，那种事我做不出来。”最后张明贵思想的转向也十分的突兀，给人感觉是为配合时局硬套上去的。垂水千惠：《台湾的日本语文学》，前卫出版社，台北，1998，第54页。《道》的作者陈火泉曾这么说过：“《道》发表之后，我常受到日本高等特务疲劳式的轰炸盘问：你到底赞成皇民化，还是反对皇民化？”他还自称：“故事中的那些言论和作为，完全是时代和环境逼出来的。”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55页。换句话说，战争年代的台湾皇民文学，是不是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呢？上述辩解之言常被现代人认为是作者为逃避良心与世人的谴责而不得不说的话，但客观地从作品本身观察，作家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应当还是有作为台湾人自身的苦闷挣扎的成分在内吧。
抗议文学的代表者应当属于大器晚成的吴浊流。吴浊流（1900～1976），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从事教育、记者等行业，曾到过祖国大陆。1936年3月在《台湾新文学》发表处女作《水月》，从此步入文坛，主要作品有《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泥沼中的金鲤鱼》、《波茨坦科长》等等。日据时期的作品描写了台湾社会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水月》中的仁吉，《功狗》中的洪宏东，《先生妈》中的钱新发等。也有描写台湾女性的命运和遭遇，如《泥沼中的金鲤鱼》，主人公月桂是一个有抱负的女性，在饱受世俗观念和身体侮辱后，愤而投身于文化协会，开展女权运动。《陈大人》则是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下的抗议声音的化身，小说主人公陈庆英依靠日本殖民者的势力，身为巡查补却欺压善良民众，奸污妇女，甚至气死老父，这样的人最后当然没有什么好下场，被他所依赖的日本人所处置。《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主要代表作，写于1943～1945年间，这正是皇民化运动最疯狂的时候，含有反战内容的作品既没有出版的希望，同时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吴浊流并不顾及人身的安危，终于在战争结束时完稿。《亚细亚的孤儿》是在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40余年且执行着强制同化政策的背景下写作的，它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随着殖民同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台湾人认同危机的产生，而与祖国的分离使得很多台湾人对祖国日渐陌生。台湾人到底是“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身体流的是汉民族的血，披的却是日本人的皮，又被日本人——内地人否认是真正的日本人，只是本岛人。与陈火泉在《道》中描写的一心要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陈君不同，《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主人公胡太明感受的是一种“孤儿”的意识，他从小接受祖辈对自己的祖国观念的灌输，对祖国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到日本留学时发现日本人对台湾人的种族的歧视，到祖国后当人们知道他是台湾人时又被当作日本间谍看待，左右为难的胡太明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困惑。尽管如此，当他看到日本人肆意掠夺台湾的人力物力，野蛮杀害大陆同胞，自己的兄弟也难逃厄运的时候，开始反省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愿再做冷血的旁观者，把希望寄托在抗日斗争胜利的前景上，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去。由此看来，吴浊流借着胡太明的行动给许许多多的慨叹身为“孤儿”的台湾人暗指了一条解脱之道，这就是重回祖国的怀抱。
在音乐戏剧方面，皇民化运动期间也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七七事变”后，台湾本土的音乐戏剧如歌仔戏等被认为“标榜敌对国家思想”而遭禁止。由于激起台湾人民的激烈反对，且造成了台湾社会娱乐活动的一片萧条，在长谷川清任总督之后，对音乐戏剧的限制略有放松。在台南，台湾传统的音乐发生了一些改变，即用台湾乐器演奏日本歌曲或用西洋乐器演奏台湾歌曲，台湾地方戏剧也借皇民剧的名义复活起来，由此创设的所谓“新台湾音乐”逐渐在全岛流行，《台湾时报》称这是“将台湾音乐改调，多多增加日本色彩，以善导本岛人”。垂水千惠：《吕赫若是谁？——战时之台湾文化》，收入山口守编《讲座台湾文学》，株式会社图书刊行会，东京，2003，第138页。而在台湾人看来，这是为了在皇民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保存文化传统的不得已的改变，与皇民剧或新台湾音乐的表面结合，不过是为了达到“借尸还魂”的目的。有一点一直被忽略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