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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年度起5年间，实施林野调查，以确定林野之归属。但是，有清一代，台湾山林从未丈量课赋，林野业权多属自行开辟或属房屋旁的边角地，而其交易之相当部分亦采口头契约。这样，大批拥有林野的台湾人民由于缺乏所谓确证而被剥夺其应有权益。蔡培火；叶荣钟等：《台湾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 496～497页。日据初期的林野调查面积约为783198甲，其中官有地751996甲，民有地31202甲，96％的林野变成为官有地。在被确定为官有地的林野中，有历史上长年为当地民众所开垦、畜牧或植树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占有和使用，日人一时无法强制收夺，故此又设立所谓“保管林”，在收取若干保管费的前提下，允许其使用收益。然而，保管林的设置所形成的非单一的所有权关系，显然不利于日本资本家对林野的获取和利用。因此，1915～1925年又实施所谓“官有林野整理事业”，分官有林野为要存置林野和不要存置林野，其中不要存置林野出售给保管林利用者或日本资本家，面积约266398甲，对“缘故林”（即事实上由台湾人长期占有使用的林野）出售的土地为187389甲，价值4850841元。如此说来；台湾人民祖祖辈辈自己开垦占有的林野到了日本人统治下却反过来须向殖民当局购买才能拥有所有权。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35页。
土地林野调查，一方面是为了明确土地所有权关系，清理隐田，使纳税义务得以落实；另一方面，是为日本资本大规模进入台湾铺平道路。通过大片耕地与山林的国有化，日本资本在台湾投资就有了基本的条件，而单一土地所有权的形成，又使得土地的交易更加简单顺畅，增加了土地交易的安全，土地的商品化程度随之提高。还应当指出的是，随者日本殖民者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对林野的收夺，一批台湾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造成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因此这种收夺又带有残酷的殖民地资本原始积累的形态。总之，土地林野调查事业的完成，为日本资本涌入台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时也标志着台湾殖民地化的确立和深化。
第二部分度量衡与货币制度改革
在清代，台湾官方对民间制造、贩卖度量衡器采取放任的政策，据称当时的度量衡十分混乱，“过去本岛所用的度量衡，都是中国式的，种类繁多，器物的制作与修理，亦任民间随意为之，地方不同，其器其量亦异，所以一定发生种种弊害”。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4页。至于货币制度，也是相当杂乱无章，其数凡百十种。台湾市面虽以元为单位，但一元的价值在各地又有不同，北部的库平银为七钱二分，中部是七钱，南部是六钱八分来换算为一元。日常交易收受的货币有元宝、银币、铜钱等，此外还有私钱的流通。颜义芳：《日据初期台湾货币制度之研究》，《第三届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年。日本据台之后，又带来了大量的日本银行兑换券、一元银币等，使得岛内通货益形混乱，而人民对新来的纸币又缺乏信任，加上兑换率变幻无常，常招来民怨。此外，当时神户、厦门、香港等地的外商、华人包括台湾人也有计划地利用银价波动开展从台湾套取巨额价差的活动。此一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日本殖民者的要求，更不利于商品流通的顺畅。为此，度量衡和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895年10月，台湾开始引进日本式度量衡器，1900年又发布《台湾度量衡条例》；统一改用日本式，到1903年底止，禁止使用旧式度量衡器。1906年4月又将度量衡器的制作、修理和贩卖收归官营；以确立并普及日本式度量衡制度。货币方面，台湾仍沿用银元，而以金币计值。1899年9月台湾银行开业，标志着岛内金融机构开始整备。由于金银比价常常波动，发生许多弊病，故于1904年7月发行金币银行券，规定除纳税外禁止使用银元，台湾进入金本位币制时代。到了1908年10月，银元纳税亦予禁止。1911年3月31日颁行《台湾施行货币法件》，将日本货币延长适用于台湾，从而使两地币制完全统一起来。对于台湾的币制改革，1905年8月；总督府财政部长曾做如下表示：
依照本岛一向的习惯与目前对大陆贸易的关系；台湾的实际流通货币；暂时应用银币。不过；本岛地理上与日本本土相连接；面积不大；户口不多；不能自有币制；而且在经济上；使（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来得密切；这是一定的要求；如果两地的货币制度不同；那末必然的结果；台湾与日本国内的汇率时有行市；影响两地贸易不能圆滑进行；势将妨碍日本商工业者对于台湾的投资；并会发生其它种种的弊病；此事至为明显。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4页。
上述可见，度量衡与货币制度的改革，在统一标准的同时，其核心是从中国式向日本式变化，是为了将台湾社会经济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的轨道；使台湾真正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将原来在经济上隶属于中国的台湾；改归日本的支配。显然，度量衡及币制改革，并不仅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来自外部的日本资本的要求；是为了“今后更加速其与日本国内的直接关系”（儿玉源太郎语），促进台湾的殖民地化。矢内原忠雄指出：“在本国促使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时候，不但要统一确立殖民地社会的度量衡及货币制度，而且当然要尽可能地使与本国的制度相一致。藉此使殖民地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成为本国的一部分，使本国及殖民地包括在同一经济领土之内。这一事情，即在台湾，也已完全实现。”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4页。
在这里，我们还应关注台湾银行的设立，设立该银行的目的是想在台湾确立以台湾银行为中心的货币及金融体制，由于民间股金募集困难重重，日本政府本身参与了投资，且承诺弥补其亏损，从而提升其作为政府机关的特性。台湾银行的宗旨如下：
台湾银行作为台湾的金融机构，旨在为工商业及公共事业通融资金，开发台湾的富源，谋求经济的发展，进而将营业范围扩大到南洋诸岛，成为这些国家的商业贸易机关，从而起协调金融的作用。现在台湾的景况是，像样的金融机关甚少。由于无金融疏通之路，人们遭受异乎寻常的高利贷之苦，而且各种事业极少属于本地人经营，基本上是被外国人所垄断。因此，应该使这块新领土上的人们理解金融机关的可信性，同时逐渐为日本国人才流动能在台湾办理事业给予方便，从而必须为此开拓一条诱导之路。由于台湾远离日本国本土，最重要的是，需在经济上考虑该岛的独立性，并做好准备，一朝有事能拿出维持经济独立的计策。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台北，1993，第42～43页。
早期的台湾银行在一般用户的心目中信誉并不高，直到1899年底，一般放款额仅为10余万元，1900年下半期的存款668万元当中，属于台湾本地的金额只有246万左右，占全部存款的4％，可见台湾民众对台湾银行信赖程度是很低的。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52页。由此而来，台湾银行主要将着眼点放在了政府事业资金的融资业务上，譬如台湾事业公债的发行中，1900年首度发行的221万余元的公债就全部由台湾银行认购。对于台湾的币制改革，台湾银行是积极的推动者，因为金银比价关系的波动直接导致其存款额及差额损益，1904年总督府径行发布的币制改正令就是一个明证。1911年4月，日本货币法适用于台湾，台湾终于被划入与日本同样的金本位制度之下。
第二部分外国资本的驱逐和日资独占的形成
土地林野调查的完成；度量衡货币制度的改革；为日本资本侵入台湾铺平了道路。但是；台湾并不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早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英、美、德等西方资本即已在这里扎下了根；并且占据优势地位；掌握了贸易、金融大权。他们的存在无疑是日本资本在台发展的有力竞争者。因此，外国资本的驱逐成了日本资本独占台湾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也是促进台湾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
茶、糖、樟脑是台湾近代主要产业，开港后这些产业渐次被西方列强所控制，日本殖民者对外国资本的驱逐，也正是主要围绕着这几方面展开。
台湾糖业自1858年美国人在打狗从事砂糖输出，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逐渐控制在外国资本的手中，其中较著名的为怡记、德记、庆记、美打、海兴、东兴等英国洋行，此外还有美国、法国和德国等。他们通过买办制度，独占砂糖贸易。日本占据台湾后，1898年，三井物产会社在台北开设支店，1903年开始收购赤糖，收买买办阶层，扶植自己的势力。1905年横滨增田屋插手砂糖贸易，采取车站交货、后为产地直接交货的办法，给予制糖业者方便，控制砂糖来源，抢夺西方资本的地盘。1907～1908年，铃木商店、汤浅商店及大阪糖业会社等，开始批购砂糖。1909年还成立了台湾糖业联合会的卡特尔组织。外国商业资本中继续营业的仅剩下怡记和德记两家，1912年，怡记在台南设立的改良糖廍被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所收购，德记则关闭砂糖部，撤离台湾。这样日本资本便实现了对西方糖业资本的驱逐。
在茶业方面；近代台湾茶叶生产、加工和出口，均为西方资本所掌握，其金融资金主要由英国汇丰银行提供，通过妈振馆进行控制，形成汇丰—洋行—妈振馆（Merehant）—茶馆的资金链条。此外，在台湾岛内茶叶的生产及出口方面，大陆与台湾岛内资本也发挥重要作用。外国资本中较著名的洋行有英国宝顺、德记、怡记、永陆、和记以及美国的旗昌洋行。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7，第107页。1907年日本三井物产和野泽组，开始从事台茶贸易，逐渐排挤英美资本，最后只剩下3家英国洋行和1家美国洋行。随后，三井合名会社经营直营茶园，直接控制了产、供、销渠道，不予西方资本涉足的余地。结果，日本资本在台茶贸易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樟脑方面，情形相对复杂，清政府在1861～1868和1886～1890年间两度实施樟脑专卖，特别是1864～1866年间由政府直营，其余包给民间经营。此外的时间段内，1855～1861、1869～1870、1876～1877年，为外商占优势的时期。到了1891年后外商公泰洋行、鲁麟洋行、瑞记洋行、Bain & Co以及Mannich & Co等分布于台岛南北，由此直至日据初，台湾的樟脑主要为外商所控制。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7，第129页。日据以来，面对根深蒂固的外国势力，总督府亦不能不谨慎从事，1895年颁布《樟脑制造取缔规则》，次年颁布《樟脑税则》，开征课税，直至1899年实施专卖，采用出口商投标的方式进行樟脑输出，但其权仍然为英商所得，且总督府与外商间因樟脑而发生的纠纷不断，成为日据初期的主要对外交涉事件。后来，日人依凭其政权机器进一步将樟脑权益直接交给了三井之手。无怪乎矢内原忠雄说：“台湾的樟脑商权，是外国资本家的坚城；这一商权移属日本资本家，是出于政府强权的直接保护。”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7页。
近代西方资本在台湾社会经济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拥有台湾对外交通的垄断权；其主干便是英商德忌利士（Douglas）轮船公司；自1871年开辟台海航线以来；逐渐独占了台湾的对外轮船航运业，此一状况直到日据初期仍然如此。这对日本殖民者掌控台海两岸贸易的主动权及将台湾对外交通扭转到与殖民母国日本相联系为主的方向都是个障碍。1899年4月，依台湾总督府之命，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正式开通淡水香港航线，启动与德忌利士的激烈竞争，总督府则给以高额补助。据载，头一年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投资146万余元，即获得了125万元的补助金。于是大阪会社便不必顾及经济利益以低于德忌利士一半的运费来排挤后者，日人称：“（大阪）商船会社的营业看不到赢利的地方，然而悲壮的商船会社不仅仅是一个运输业者，她洋溢着对新领土台湾的满腔热情，倾其资本与德忌利士会社极力折冲，此间唯有待台湾总督府的保护奖励。此等保护奖励其实亦是在保护台湾自身的发达。”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船会社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于是，在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牺牲性努力”下，德忌利士的业务全线溃退，到1904年11月彻底退出了台海航线，台湾海峡的航运权转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等日资所垄断，这是一场国策会社与民间公司间的实力悬殊的不平等竞争，大阪会社得以胜出依凭的是日本殖民者国家机器的鼎力支持。作为海岛外向型经济的台湾，海上运输线是其经济发展的生命脉，台湾的对外交通由日本人控制，有力地助成了日资在茶、糖、樟脑等领域优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参阅拙作《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关于鸦片；近代史上是台湾进口商品之最大宗；1894年进口值达233万海关两。鸦片贸易的控制权一直都掌握在外商尤其是英商手中；1888年打狗口鸦片进口额英商就占了66％。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对鸦片采行渐禁政策，同时严厉取缔外商进口鸦片。1896年4月成立台湾总督府制药所，作为鸦片生产机构，原料购买则委托三井物产及英商Samuel洋行办理。1912年英商退出，由三井及星制药株式会社任之。1926年后统归三井独占。这样一来，台湾鸦片输入在1912年后完全由日资所垄断。
概而言之，随着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一系列基础工作的展开和完成，1910年代中期前后，台湾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转变为殖民地社会。台湾在政治上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同时，在社会经济上也日益殖民地化了，不仅土地林野被收夺，度量衡及币制日本化，而且台湾的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都直接掌握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随着日本资本的大量涌入，台湾真正成为日本殖民者的资本投资场所、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台湾社会经济被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的轨道当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转变过程是在日本殖民者统治机器的强力支持下达成的，台湾总督府在促进此一转变进程中起了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在这里，资本是跟在国旗后面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的。
第二部分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1）
1895年中日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浪潮。北部有以台湾民主国为中心的抗日运动，南部有以刘永福驻防军为主干的抵抗斗争，虽然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最终失败，但还是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延缓了日本占据台湾的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英勇精神。
1895年6月17日，随着所谓“始政式”的举行，日本殖民者正式开始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在攻克刘永福大本营台南后不久，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台湾全岛底定。然而，就在日本殖民者准备摆宴庆功的时候，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又一次蓬勃兴起，并迅速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岛，使得日本殖民者警报频传、穷于应付。
一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
1895年11月，由于台湾反割台运动失败，台湾表面趋于平静，日军近卫师团撤回国内，中南部地区的守备任务由第二师团担任，北部地区则由第二、四师团的后备部队守备，各地方秩序的维持由宪兵队和警察担当。但实际上，日军只是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广大的农村山地仍然处于日本殖民者的权力范围之外，各地失利溃散的抗日队伍正在重新集结、组合，平静的表面下正隐伏着汹涌的潜流。
1895年末；台湾北部各地抗日武装集团领导人秘密集会；台北的陈秋菊、詹振；宜兰的林维新、林李成、林大北，草岭的林火旺，金包里的许绍文，北投的杨势，三角涌的苏力，大嵙嵌的简玉和及安平镇的胡嘉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