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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抓住我对孙维世之死时间考证误差一年，即评“斯坦尼”一文发表前一年孙已去世这一点告我，并上纲为这是个“人命案件”，骇人听闻地说我开了杀人犯的名单，把他划入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行列。郑雪来闻之后，迅速写了《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五问余秋雨》两文声援我。我在台北出版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曾这样介绍郑氏：
郑雪来（1925— ），福建长乐人。1948年开始从事翻译文艺理论。1951年到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从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品翻译及苏联电影艺术理论介绍工作。1961年起主持《电影艺术译丛》编务。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论集》（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电影美学问题》（198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电影学论稿》（198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世界知名的戏剧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世界戏剧表演中有广泛的影响。“体系”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美学原则。为了借鉴外国戏剧经验，发展我国戏剧创作，郑雪来接受了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的任务。1956年，由他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出版。两年后，由他主持译校的8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开始陆续问世。郑雪来的名字，随着这些译作的出版，渐渐地为戏剧界、电影界人士所熟悉。然而他也因此而获“罪”。1969年6——7月间，《红旗》杂志发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使他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被当作大批判靶子，后来被赶到荒凉的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多年不得回家，幸好还没有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在《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一文中，郑雪来提供了我原先没有了解到关于“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也插手评“斯坦尼”一文出笼的情况。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此重视评“斯坦尼”，可见评“斯坦尼”一文无论是初稿还是定稿的写作都不可能是什么学术文章和学术批判，里面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它在“文革”初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起过重要的作用。
郑雪来的文章还对胡锡涛文章提出诸多疑点，从而对其“证人”身份提出质疑，对余秋雨把自己打扮成“文革”受害者这一点作了犀利的分析（详见下节）。正因为郑雪来的文章击中了余秋雨的要害，故使余秋雨恼羞成怒，扬言不排除告他的可能。可贵的是郑雪来不怕威胁，继续挺身而出为我作证评“斯坦尼”一文如何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给上海京剧大师周信芳、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电影理论家瞿白音所带来的致命打击。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武汉《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说评“斯坦尼”是为了整垮孙维世，的确缩小了该文的负面效果。何况，周信芳等人是比孙维世更知名的艺术家，他们所受到的迫害，作为一个初稿参与者的余秋雨，难道良心上不应该受到一点谴责吗？
郑雪来于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访谈：一个电影研究者的风雨人生》（福建教育出版社），再次谈到余参与写作的批“斯坦尼”一文给他带来的严重灾难，并希望他能吸取历史教训。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1）
1956年进山东大学的胡锡涛，毕业后分到复旦大学当助教。他在1962年第5期的《新建设》上发表学术论文，毛泽东看后说了称赞的话，由此受到高层赏识。
1963年，上海市委开始器重胡锡涛。1965年4月，由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把他调入中共华东局由姚文元任组长的内刊当编辑。1965年11月，姚文元在发表《评〈海瑞罢官〉》前，曾主动向胡锡涛征求修改意见。1969年7月，胡锡涛成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最早成员，和朱永嘉一起负责《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组织与定稿工作。1968年11月，他具体布置余秋雨写评“斯坦尼”第二稿，并于1971年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写作小组。1970年，加入中共后的胡锡涛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由姚文元于1972年3月点名安排他到《红旗》杂志工作。每月初，他与《红旗》最高领导“军代表”和编辑部三位召集人一起到钓鱼台开编前会，主要负责文艺组的稿件。
在清查“四人帮”余党运动中，审查四年后的胡锡涛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1982年降格为《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编辑。1986年3月复查时，被定为“犯有严重帮派思想的人”即“三种人”之一而开除党籍，后“下放”到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1993年评为研究员，1997年退休回京。
余秋雨在“文革”中不幸成为“小人”那段历史，和胡锡涛的“提携”有极大的关系。在20世纪末大陆掀起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讨论中，胡锡涛为了帮余秋雨“突围”，特地写了《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此文名义上是为余秋雨辩护，说他“文革”中如何勤奋学英语，由姚文元布置、胡锡涛具体分配他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却写成了“学术论文”，还说粉碎“四人帮”后，翻来覆去对余进行审查“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但狡黠的胡锡涛在为余秋雨辩护时，又故意如数家珍似的抖出许多他人闻所未闻乃至给余秋雨“致命打击”的史料，如说余秋雨三进“四人帮”写作组系统，在写作组呆了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并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等等。
胡锡涛此文自相矛盾，重要事实和结论不相符，致使过于聪明的余秋雨仍上了大当，认为胡是自己人，是关键时刻唯一能帮他“突围”的好战友。可此文已明确说过余秋雨参加过批“斯坦尼”五人小组和写作班文艺组及下属的“石一歌”小组，又写过评“斯坦尼”文章的二稿——虽然这二稿胡锡涛说被他“枪毙”了，但这“枪毙”一事留下许多使人怀疑胡锡涛在胡说的漏洞。更重要的是胡文的后半部分有这么一段令余秋雨十分尴尬无法辩解的话：
过了一天，上海一位老“战友”也打来电话：“你不能让余秋雨上北京。”我问：“为什么？”对方说：“余秋雨狂得很，目空一切。我们都看不惯。你让他住《红旗》招待所，会更助长他嚣张气焰，大家会埋怨你。”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相信。我说：“凡是才子，总有一点清高。目空一切，也属难免。”对方立即反驳：“他一点也不清高，在背后说当年评斯坦尼文章就是他写的。”
胡锡涛文章埋的这个陷阱，余秋雨没有看出或他忙于云游根本没有时间仔细地看，便一头跳了进去，既然和被告一起把此文当做重要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对他来说，把此文当证据岂不等于承认自己单独执笔写过评“斯坦尼”的文章？胡锡涛前面再怎样替他打掩护，诸如把二稿“枪毙”了或如余秋雨自己后来追加的把二稿当场撕掉，可在胡锡涛上述那段话——“文章就是他写的”中全部抵消了。
胡锡涛是位反反复复叫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余秋雨把他视为“知己”和“证人”，是被他的某些甜言蜜语迷惑了。在“余古官司”发生后，胡锡涛接受北京《华夏时报》记者芬子
采访时，又作了《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的谈话，其采访记录如下：
胡锡涛是余古诉讼案中的一个关键证人。古远清在为自己惹来官司的四篇文章以及日前给作协的公开信中，一再提到胡锡涛发表在《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上的《“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认为该文证明了余秋雨参加了《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评》）的写作。
记者昨日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在北京东城区一间简陋的两居室中找到六十七岁的胡锡涛老人。见到记者，他第一句话是：“找我算找对了人，目前世上恐怕只有我最清楚《评》写作的经过。因它是我亲笔写的，说一句公道话，确实与余秋雨无关，这篇文章与孙维世的死也无任何关系，因为它公开发表时孙维世已含冤去世九个多月了。”
胡锡涛说，他1962年因一篇学术论文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引起上海市委的重视，后来又成为《红旗》（如今的《求是》）杂志文艺组负责人。“‘四人帮’倒台后，我主要因为写作《评》以及另一篇文章而被开除党籍，离开《求是》编辑部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前几年退休后又回到北京”。
胡锡涛回忆说：1968年，上海市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朱永嘉打电话找我，说姚文元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组织写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凯洛夫，一篇是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者大家都知道是前苏联教育家，批之主要是为了配合教育改革，后者大家都不熟悉。我告知这是前苏联戏剧家，揣摩着这其实是江青要的，旨在配合她的“京剧改革”。当时小道消息说，在前苏联戏剧专业留学回国的孙维世一直不大瞧得起江青。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
“当时朱永嘉要我写，我说还是让《文汇报》组织内行写比较好。1968年10月16日，《文汇报》为此专门成立了五人写作组，其中余秋雨公认文笔最好，徐企平最内行。第一稿是来自国棉十七厂的王亚伦写的，他10月31号拿出第一稿，六千多字，打印成铅字后，上头一看，完全是工厂大批判的水平，没抓住要害。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他的稿子拿出来后，大家传阅时感觉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给余秋雨。之后，我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1969年发表在《红旗》6、7期合刊上。而余秋雨早在1969年1月就到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去了。当时的讯息渠道并不畅通，日后我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孙维世的死亡时间是1968年月10月14日。”
“记得参加五人写作组时，余秋雨的毕业鉴定还没有做好，他白天到学校去，晚上来《文汇报》社报到，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他当时很穷，父亲被关起来，叔父又自杀了，正长身体的他根本吃不饱，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报社，主要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记得他的英文很好，能看得懂莎士比亚英文原版剧本，我经常在《文汇报》的楼道内听到他朗读外语的声音。”（《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胡锡涛这篇谈话，一边为余秋雨开脱，一边又在开脱时褒中带贬的损余秋雨为了“吃一碗肉丝面”不惜卖身投靠“四人帮”写大批判文章。他这次谈话破绽甚多，经不起推敲。 我曾写了一篇《评胡锡涛自相矛盾的“证词”》：
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胡锡涛为了替余秋雨开脱，在过去的回忆录中追加了“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有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这段话，以说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定稿时一个字都与余秋雨无关。这一情节很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余文有可能已排成了铅字。因“工厂大批判水平”的一稿都排成了铅字，最能写的余秋雨写的二稿却没有排成铅字，这可能吗？二稿经“大家传阅”，这“传阅”的不太可能是手稿。而只要排成了铅字，余秋雨就无法当场全部撕掉，胡锡涛写三稿时就必须参阅。当然，这还有待证实。此外，胡说重写此文时自己“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也颇值得质疑。
一是他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中讲的是“我在《文汇报》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而不是他现在说的一个月。
二是他写三稿时是否“最后一字没动？”据他自己原来的回忆，他两易其稿后，徐企平看过清样，又被姚文元在“文章开头”“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另有司马东去在《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回忆可作旁证：“《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由姚文元定稿，登在《红旗》杂志上”。可见，胡锡涛说他写完后“最后一字没动”，是不真实的，有为代他人受过和作伪证的嫌疑。他说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与此文有关的二稿执笔者余秋雨。
但洗刷只会越刷越黑。胡锡涛的证词倒是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笔者说余秋雨曾参加过批判“斯坦尼”小组，成了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以及笔者在《南方文坛》上说的余秋雨“只是奉命参与讨论执笔并非是最后定稿人”的真实性。余秋雨为写批判“斯坦尼”一文二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这和胡锡涛过去说的余秋雨为完成江青、姚文元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同样证明了余秋雨当年为了完成江青的批判“斯坦尼”的政治任务，是何等的投入和用功！
到底余秋雨写的批判“斯坦尼”一文的二稿有无排成铅字，或定稿时他有无参加，这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余秋雨确实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显然不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小组，而是打着学术研究幌子在“四人帮”控制下从事革命大批判的“爆破”小组，这可从此文于1969年在《红旗》第6、7期合刊上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发表得到反证。
郑雪来作为中国研究“斯坦尼”的首席权威，他对胡锡涛的质疑比我的看法更显得力透纸背和打中要害。他在《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附录的《疑点之三》中说：
胡锡涛在受访中说，“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十天左右”的时间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当然还要加上反复阅读四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这真是奇迹！我作为“斯坦尼”全集的主要翻译者，当然知道这四卷本的总数足足有二百万字，而且第二至第四卷全是相当枯燥的理论性东西，读一遍少说也要花十天时间。那么，按照胡锡涛所说的“四卷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得反复读多少遍呢？连读带写，这十天够用吗？胡锡涛还特别声明：“因为它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胡锡涛可谓用心良苦，为证明此文“确实与余秋雨无关”，他力争做到“滴水不漏”，只可惜他所谓的“十天左右”和“四卷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的明显矛盾使他的“证词”露出了破绽，令人难以置信。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3）
胡锡涛在《今日名流·回望“文革”》专栏里，紧接着写完回忆余秋雨“文革”表现后又写了一篇《“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2000年第9期），杂文家牧惠在《他为何抹杀李希凡的“政治敏锐性”》（《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1期）中，认为胡锡涛是在为李希凡“文革”中的错误开脱，其内容的真实性很有问题。
胡锡涛一面要为他过去的“文革”“老战友”打掩护，一方面又要炫耀自己的“当年勇”和知道的内幕多，这就使他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打了很大的折扣。他是一个爱搬弄是非、不甘寂寞的人，“余古官司”很大程度上系因他的回忆录所引发。
2004年7月，胡锡涛在网上发表了为余秋雨辩诬的《三点声明》，可这篇短文又再次证实了余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王知常称余为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余曾作为写作组正式成员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而这些重要事实与余自己讲的是“写作组以外的年轻人”完全相悖。余竟把这种为其一再惹祸的人当作知己朋友和“最权威的证人”，真是聪明过头，成了糊涂。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1）
2002年12月19日，第二次预备庭开庭。仍采取不公开审理方式，专程赶来上海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