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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当人们不再受等级的限制，而可以不断相见和交往时，即在种姓制度消灭和阶级界限取消而人们混合为一体时，语言的一切词汇便可以通用了。凡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采用的词汇，必然被淘汰；而保存下来的词汇，则形成公用的词汇总藏，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从中选取自己使用的词汇。使欧洲出现几种通行语的一切方言，几乎都将明显地趋于式微。
在新大陆上，已经没有方言土语。旧大陆上的方言土语，也将日趋消失。
社会情况的这种变化，不但影响了语言，而且影响了文体。
这样，所有的人不仅都要使用同样的词汇，而且都要对每个单词有同样的理解。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将几乎全部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野和文雅之别。各行各业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将使用大家共同的语言和词汇。词的来源同人的出身一样，将完全被人们忘记。语言的浑成一体，将同社会的浑成一体同样出现。
我知道，词的好坏之别，并不取决于社会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另外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必定来源于事物的同一性。有些词语和句子之所以粗野，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意思实在低级下流；而另些词语和句子之所以文雅，是因为它们所描写的对象具有高尚的品质。
在等级之间的界限日趋消失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取消这种差异。但是，平等却不能不破除思想方式方面的那些纯属任意和硬性规定的东西。我甚至认为民主国家将永远不会象其他国家那样重视我在上面所说的词必然有好坏之别，因为在民主国家，没有人能在教育、知识和时间方面使自己长期去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通过自己考察这些规律而使它们受到重视。
我不想不讲民主国家的语言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不同特点，而就此停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民主国家的人民爱好而且往往是热爱一般观念。这既来自他们固有的优点，又来自他们固有的缺点。对一般观念的这种爱好，通过长期使用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和观念，而表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上面。这既是民主国家语言的一大优点，又是它的一大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热爱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是因为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提高思想，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并有助于智力活动。
一个民主的作家，只喜欢用“才干”一词抽象地说明有才能的人，而不深入到这种才干的具体应用细节。他会用“现实”一词一笔带过目前发生的一切，用“偶然性”一词去解释世界上在他说话当时可能出现的一切。
民主的作家在不断创造这类抽象名词，或者使语言中的抽象名词的含义越来越抽象。
此外，为了写作简洁，他们还把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人格化，使它好象是一个真人在活动。比如，他们说：物力喜欢人才支配它。
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这个想法，是再好没有了：我往往从“平等”一词的绝对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我也在许多地方把“平等”一词人格化。比如，我有时说平等可使某事如何，有时又说平等不会使某事如何。我们可以断言，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决不会说这样的话。由于他们没有亲身享用过平等，所以他们的头脑里也不会想到享用平等。与其说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不如说他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平等。
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这类抽象名词比比皆是，而且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不必跟特定的事实联系起来，所以它们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使思想模糊不清了。它们虽然使语言的表达简洁了，但却使含意不明确了。然而，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说，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喜欢模糊不清，而不愿意下功夫推敲。
我不知道这种模糊的语言对于用它讲话和写作的民主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具有某种隐秘的吸引力。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由于经常要靠个人的智力活动能力进行判断，所以他们的活动总是处于迟疑状态。而且，由于他们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他们的财产没有变动，他们的思想也不会永远停止于一点。
因此，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几乎总有一种犹疑不定的思想，并需要用泛泛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思想。既然他们无法知道今天表达的思想能否适合明天遇到的新情况，所以自然要爱好抽象的词句。抽象的名词犹如一个两层底的箱子，你愿意往里放什么观念就放什么观念，而把它取出来时又能不让别人发觉。
笼统的和抽象的词语，本是一切民族语言的基础。因此，我并不认为只有民主国家的语言才有这种词语。我只是说，在民主时代，人们特别喜好创造这类词语，经常孤立地使用最抽象的词义，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拿来使用，即使在没有必要使用抽象的字眼来交谈时，也还是照样使用。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七章 论民主国家的诗的某些源泉
人们对诗一词下过若干意义非常不同的定义。如对这些不同的定义逐一进行讲解，然后从中选一个最好的定义，那只能使读者厌倦。因此，我宁愿开章明义，立即解释我所选择的定义。
在我看来，诗是对理想的探索和描绘。
凡是在描写的过程中以剔除一部分现实的东西，加进一些想象的成分，融入若干并非巧夺天工的真实存在的手法而壮丽自然的人，都是诗人。因此，诗的目的并不于再现真实，而在于美化真实和为人的精神提供一个最优美的形象。
我认为，韵文虽是语言的理想美，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文只有韵还不能称其为诗。
我要探讨的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的行动、感情和观念中，有哪些可以和应当成为理想的想象对象，也就是说，有哪些可被视为诗的自然源泉。
首先应当承认，民主国家人民对于理想的爱好和从玩味理想当中得到的快慰，决不象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深刻和广泛。
在贵族制国家，肉体的活动有时好象是出于自然，而精神的活动则离不开恬静。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本身，经常有诗的爱好；他们的意境往往比四周的一切高远。
但在民主国家，喜欢物质上的享乐，希望改善处境，彼此进行竞争，热望马到成功等心理，就象一根根锥子在刺激人们每迈一步都要面向自己所抱定的事业，而且不准他们须臾离开这一事业。人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到这方面了。想象力并未消灭，但它所能想象出来的东西几乎全是实用的东西，而它所能再现的东西则几乎全是现实的东西。
平等不仅使人们轻视理想的描写，而且也缩小应当刻划的这类对象的范围。
贵族制度在维护静止的社会的过程中，既有助于正统宗教的安定和持久，又有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
它不仅能使人的精神坚信一种信仰，而且会使人的精神接受一种信仰之后不皈依另一种信仰。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总是愿意在神和人之间设置一些中间权力。
可以说贵族制度也由此表明它非常有利诗的创作。当宇宙间的一切都是感官无法感知，而只有精神才能发现的超自然存在时，想象力可以自由翱翔，诗人描写的对象将会数以千计，而能够欣赏诗人创作的读者则会无法计算。
反之，在民主时代，人们在信仰上有时象在法律上一样犹豫不定。这样，怀疑又把诗人的想象力引回到眼前世界，将诗人封闭在可见的现实世界。
平等虽然动摇不了宗教，但能使宗教简化，使信徒的注意力从次要的崇拜对象离开，而主要去崇拜最高的上帝。
贵族制度自然要把人的精神引向沉思过去，并把它固定于这种沉思之中。民主制度与此相反，它使人对古的东西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就这一点而言，贵族制度远比民主制度有利于诗的创作，因为一种事物越古远，通常也越使人觉得壮丽和宏伟，并在这种思古的幽情的影响下，使它更适于成为描写理想的对象。
平等剥夺了诗描写过去的权利之后，又抢走了它描写一部分现在的权利。
在贵族制国家里，总有一定数量的享有特权的个人，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是处于一般人之上和之外的。权势、财富、荣誉、智慧、文雅和高尚，总之，一切好的东西，都好象属于他们专有似的。群众无法走近他们身边观察他们，或者说无法详细观察他们，而对这些人进行富有诗意的描写却是不用费力的。
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也有一些无知而温顺的人。这些人由于本身过于粗野和悲惨，也被纳入的诗的创造对象；这种情形，同另一些人由于本身文雅和高尚而被纳入诗的创造对象一样。此外，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是彼此隔离和互不了解的，所以想象力在再现他们的时候，总是要加进或放弃一些东西，即不是夸大实际情况，就是缩小实际情况。
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非常平凡，彼此都极为相似，所以每个人只要看一看自己，就立即可以知道他人的情况。因此，生活在民主社会的诗人，决不能专拿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一个平凡的而且又是明摆在众人面前的对象，是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的。
因此，平等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就使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干涸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平等是怎样开发诗的新源泉的。
当怀疑使人不再向往天堂，平等的发展使人越来越相似和越来越渺小的时候，由于诗人尚未想象出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同贵族制度一起消逝的大题材，所以诗人就把目光转向没有生命的自然界。在诗人的眼睛里已经没有英雄和诸神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去描写山川。
于是，在上一世纪，便诞生了被人们特称为“山水诗”的诗。
有些人认为，这种描写大地上的有形而无生命的物体的诗，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诗只代表一个过渡时期。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民主必使想象力从身外之物转向人本身，最后使想象力专注于人。
民主国家的人民可能出于一时的高兴而向往自然，但他们真正向往的却是认识自己。民主国家的人民只能从这方面去发掘诗的自然源泉，所以我敢说，凡是不想发掘这个源泉的诗人，就打动不了他试图感动的那些人的心灵，而这些人看到他的大作之后，只能是无动于衷。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类希望进步和无限完善的思想，是民主时代所固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决不留恋既往，而愿意梦想未来。他们一想到未来，想象力便驰骋起来而不可遏止，并逐渐扩大和升高。
这便给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使诗人扩大了他的视野。民主为诗关闭了面向过去的大门，同时为诗敞开了指向未来的坦途。
由于民主社会的公民彼此大致是平等的和相同的，所以诗不会去专门描写其中的某个人，但民族本身却可以入诗。个人的彼此相似，使某一个人不宜单独入诗，但容许诗人把所有的个人合成为一个同一的形象，对整个民族进行描绘。民主的民族对于本身的容貌，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这个伟大的容貌则为理想的塑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我可以同意美国没有诗人的说法，但我不能接受美国人没有诗的意境的论断。
欧洲人大谈美国是一片荒凉，而美国人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无生命的大自然的奇观，并未打动他们；他们周围的森林，可以说直到被伐光以后，才使他们感到其壮丽。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另一个景色吸引去了。当时，美国人只是一心要横越这片荒野：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排干沼泽、修整河道、开垦荒地和克服自然困难。他们自身绘出的这幅壮丽的图景，不仅逐渐地进入美国人的想象，而且可以说印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上，并成为引导他们智力活动前进的旗帜。
在美国，人们的生活最渺小、最枯燥、最乏味，总之，最没有诗意，无以引发人们的想象力。但在指引生活前进的思想中，却永远有一种充满诗意的意念，这种意念就象潜藏在体内的支配其余一切活动的神经。
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同其余的民族或个人隔离。
在民主时代，人们的积极好动和强烈愿望，使他们不断地改变其住所，而不同地方的居民，便由此杂居相处、彼此交往和取长补短。不仅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是如此，而且不同的民族也在同化。结果，乍一看来，这些在各个方面都一致的人，好象形成了一个每个公民在其中都俨如同一民族的民主大集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类的本来面貌显示出来。
凡是与全人类的生存、演变和未来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诗的最丰沛的源泉。
生活在贵族时代的诗人，在取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人的事迹的创作中描写得令人叹为观止，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曾把人类的命运列为其创作题材；而在民主时代写作的诗人，却可能进行这种尝试。
在每个人都能放眼世界而开始认识人类本身的时代，神也能越来越充分地、全面地将其威严反映在人的精神当中。
如果说在民主时代人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时常动摇，对他们随便定名的一些居间权威的信任已趋消失；那末，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对于神意本身的认识却会日益广泛和深刻，而且在他们看来，神意对人世的干预将会日益扩大。
由于他们把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也容易相信人类的命运是受同一个神意支配的，并能从每个人的行动上看到神经常用来指导人类的总计划的影响。
这样的认识，还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为诗开辟的一个十分丰沛的源泉。
如果民主时代的诗人试图赋予神鬼和天使以肉体，并把他们从天上拉到地上来看他们斗法，那末，这种诗人必然显得平凡无力。
反之，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所要描写的重大事件同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不把至高无上的主的手显示出来叫人看，而只揭示神的思想，那末，他们定将受到赞扬和得到共鸣，因为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想象力也是顺着这条道路发展的。
我们也可以料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所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激情和思想，而不是人物本身和他们的行动。
民主时代的人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不能激发人们对理想的向往。这些东西本身就没有诗意，而且不能入诗，因为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熟悉。这就迫使诗人不断地深入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到里面去找灵魂。最能进入自己灵魂深处的人，也最能塑造理想。
我不必遍历天上和地下去寻找充满冲突，即兼有伟大和渺小，黑暗和光明并存，而又能立即使人产生怜悯、赞美、轻视或恐怖之心的动人题材。我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就会发现人从“无”中生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消失而回到上帝的怀抱。人生在世，从出生到死亡，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人如果浑浑噩噩，对自己无所认识，那他永远不会有诗意，因为他描写不出自己没法想象的东西。而如果他对自己认识得过于透彻，他的想象力又会没有用武之地，不能给他的描述增添任何东西。好在，人是既有聪明的一面，又有糊涂的一面的生物：聪明的一面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而糊涂的一面又使他能够容忍其余方面处于莫测的黑暗之中，让他永远在这个黑暗当中摸索，但又永远搞不清品余方面。
因此，不必指望民主国家的诗会以传奇引人入胜，会用传统和古代传闻为养料，会使读者和作者本人都不再相信的超自然存在再现于世界，更不会把本身就能使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善与恶人格化。这一切都不是诗人的取材源泉。但是，人仍然存在，而且对于诗来说，只是人就足供它取材了。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