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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稍微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探究他们的政治见解的根源，便会发现他们有我方才所述的观念中的某几个观念，并为发现见解经常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竟有如此一致而感到吃惊。
美国人认为，在每个州里，社会的权力都应当直接来自人民；但是，这项权力一旦依法设立，可以说谁都不会认为它是有限的，而心甘情愿承认它有权力去做一切。
至于赋予城市、家庭或个人以个别特权的问题，他们甚至已经忘却了这种观念。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把同样的法律统一地用于国内的各地和全体居民。
这样一些见解正在欧洲逐渐传播，甚至渗入最强烈反对人民主权学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权力来源与美国的不同，但对权力的特点的看法却与美国的一样。在所有国家，中间权力的观念已经稀薄和逐渐消失。关于特定的个人生来就有权利的思想，正迅速从人们的头脑里消失，并将被关于社会具有无上权威、即所谓唯一权威的思想所取代。后一种思想正随身分日益平等和人们日益相同而在生根和发展。平等使这种思想产生，而这种思想又反过来加速平等的发展。
在法国，我所讲的革命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所以这种思想已经完全深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我们仔细听一听我国各政党的主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政党不接受这种思想。
大部分政党指责政府，说它工作得不好；但所有的政党都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工作下去并参与一切活动。甚至那些激烈反对政府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是意见一致的。社会权力的单一性、遍在性和全能性，以及法制的统一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在各种千奇百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处，也可以发现这些特点。人在做梦的时候都在幻想这些东西。
如果说一般人的头脑都能自发地浮现这种思想，那末，它会更容易地出现于君主们的想象之中。
欧洲的旧社会情况正在变化和消失，而君主们对于他们的权能和责任也在产生新的认识。他们初次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中央权力可以而且应当按照统一的计划亲自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和所有的人。我敢说这种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是欧洲的国王们从来没有过的，而现在却日益深入这些君主的脑海。其他所有的见解都摇摇欲坠，只有它固若盘石。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意见分歧。他们虽在不断争论主权应当属谁所有，但对主权的责任和权利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所有的人都把政府想象为一种唯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
政治方面的所有次要思想都是变化无常的，只有上述的思想是固定不变的和本身长存的。政论家和政治家都接受这个思想，群众也积极拥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地热烈追求它。它虽然现在才出现，但却好象由来已久。
因此，它不是人的精神任意形成的，而是人类的现实情况和自然要求。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三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
如果说在平等时代人们容易接受关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思想，那末，另一方面也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习惯和感情已经事先承认了这样的政权。现在只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大部分理由已在前面讲过了。
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经常的和不可缺少的伙伴，所以他们愿意自我反省，并进行独立思考。我在讨论个人主义时曾经详细地谈过这一点。
因此，这些人从不使自己的注意力离开个人的事业而去操劳公事。他们的自然倾向，是把公事交给集体利益的唯一的大家都可看得见的永久存在的代表去管理。这个代表就是国家。
他们不但天生不爱管理公事，而且往往没有时间去管理。
在民主时代，个人生活极其忙碌，欲求很大，工作很多，以致每个人几乎没有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政治活动。
我决不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我只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不断促使这种倾向于人心中滋长，要不立即加以阻止，就会占据人心。
我也曾指出，日益增强的喜欢享受之心和财产的不动产化趋势，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害怕财物遭受损失。爱好社会安宁之心，是民主国家人民现在所保存的唯一政治激情，并随着其他激情的减弱和消失而更加积极和强大。这自然使公民们将一些新的权利赋予或让给中央政权，认为只有中央政权才有兴趣和办法保卫自己，从而使他们免遭无政府状态的侵害。
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这两种既不能分开而论又不能混为一谈的情况，使民主国家的公民具有了十分矛盾的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们往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迫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视为补救个人的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
由此可以理解民主国家经常发生的现象：人们一面抗上，一面又能忍受长官的支使，他们既傲慢又屈从。
随着特权逐渐减少和缩小，人们对特权的憎恶反而日益加强，所以可以说民主的激情甚至在动因最小的时候反而更加猛烈。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当身分极不平等的时候，最大的不平等也不刺眼；而在人人都划一的时候，一小点差异也会引起不快；随着划一日臻完善，这种不快感将更加使人难以忍受。因此，爱平等的热情将随着平等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加强，而在这种热情得到满足的时候又促进了平等发展，乃是自然而然的。
使民主国家人民反对一切特权的这种日益炽烈的永存憎恶，特别有利于一切政治权利逐步集中于国家的唯一代表手里。地位必然和无可争议地高于全体公民的国家元首不会引起公民们的嫉妒，因为每个公民都认为与他平等的人可以取消他们从国家元首那里取得的任何特权。
民主时代的人十分讨厌服从与自己平等的邻人的指点，不承认邻人在智力上高于自己，不相信邻人正直，嫉妒邻人的权势，既害怕邻人又瞧不起邻人，喜欢让邻人时时刻刻感到他们双方是属于同一个主人管辖的。
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也可以说一切中央政府都崇拜划一，划一可使政府不必为制定无数的细则而操劳；如果不对所有的人规定同一制度，而对不同人采用不同的制度，则必规定这些细则。因此，政府是爱公民之所爱，并且自然是恨公民之所恨。这种感情一致的共同体，在民主国家不断将每个公民和国家元首结合在同一思想之下，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隐秘的和恒久的同情。由于公民和政府的爱好相同，公民原谅政府的缺点；只有政府做得太过分或犯错误，公民才会不信任政府；但只要政府改正错误，就可以恢复公民对它的信任。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往往憎恨中央政权的专制，但他们对于这个政权本身始终是爱护的。
这样，我便从两条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目的地。我在前面指出，平等使人产生了关于单一的、划一的和强大的政府的思想；我现在又使读者看到，平等使人们喜爱了这样的政府，以致现今的各国都力求建立这样的政府。思想和感情的自然倾向，都在引导人们向这个方面迈进。只要不加阻止，人们就可以达到目的地。
我认为，在展现于眼前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作品，而中央集权化则是政府的自然趋势。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四章 导致民主国家走上中央集权或避免中央集权的若干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
如果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趋向中央集权，那它们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这取决于该国的特殊条件是可以促进或阻止社会情况的自然发展。这种特殊条件为数极多，我只想叙述其一二。
在获得身分平等以前长期生活于自由之中的人民那里，自由所赋予的本性与平等所造成的倾向之间有一定的冲突。
尽管中央政权在他们当中提高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但他们作为个人却是永远不会放弃其独立的。
但是，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期以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国家里（比如象在欧洲大陆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的时候，民族的古老习惯就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新信念结合起来，以致所有的权力都好象自动趋向中央。这些权力以惊人的速度集聚于中央，国家立刻达到其强大的极限，而个人随即被推到其弱小的最后限界。
二百多年前来到新大陆的荒漠建立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他们的母国已经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知道陪审制度，他们享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他们具有权利观念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把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带到美洲，并用这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侵犯。
因此，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是早已就存在了的，而平等则是比较挽近的。欧洲的情形与此相反。在欧洲，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在国王看来，在自由进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早已深入人民的习惯。
我已经说过，在民主国家，人们认为政府是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当然代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中间权力。这一点，对于借助暴力革命而使平等原则获得胜利的民主国家尤其适用。革命的暴风骤雨把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一扫而光，而剩下来的芸芸众生既无组织，又无可以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所以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负起管理一切政务工作的重任。
结果，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
对于拿破仑独揽几乎一切行政大权的行为既不必褒扬，又不必贬斥，因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突然消失以后，这些权力便落到他的手里。他当时拒绝这些权力和接受这些权力，几乎是都同样困难的。美国人就不曾感到有这样的必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一开始就自己治理自己，从不需要请国家作他们的临时监护人。
因此，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仅以平等的进展为转移，而且要看这种平等是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一场民主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或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刚刚展开斗争的时候，人民都极想把全国的行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以把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而在这样的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被打败的贵族一般都愿意把一切事务的领导权交给国家，因为他们害怕变得已与他们平等而且往往是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人民实行小小的暴政。
由此可见，力图加强政府特权的往往并不是同一个公民阶级，但只要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国内总要出现一个在人数上或财富上强大的阶级，它出于同民主国家一般具有的那种经常憎恶被邻国统治的感情完全无关的特殊心理和自身利益，极欲把国家的管理大权集于中央。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英国的下层阶级正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而将各地的行政权转归中央，而上层阶级则试图把地方的行政权保留在原来的主管人手里。我敢预言，总有一天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景。
以上所述可以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社会权力在经过人民的长期而艰苦的奋斗之后获得平等的民主国家里总要比在公民们一开始就总是平等的民主社会里强大，而个人的权力在前者总要比在后者软弱。美国人的例子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美国的居民从未按特权分成几等，他们从来不知道主人与仆人的依赖关系。由于他们既不彼此害怕，又不相互憎恨，所以从来不知道有必要请求最高当局来指导他们的活动的细节。美国人的命运是特殊的：他们从英国的贵族那里取来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能把两者保全下来，因为他们用不着同贵族进行斗争。
如果说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有助于人们维护自己的独立，那末，在民主时代这个说法尤其是真理。当人们全都相同的时候，便容易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和全能的政府，而且只凭本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需要人们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技能，以便在这种环境下组织和维持次级权力，以及在公民都是独立而个人又都是软弱无力的条件下建立既可以反抗暴政又可以维持秩序的自由社团。
因此，中央集权和个人服从在民主国家不仅随平等的普及而增强，而且随公民的开化而增强。
不错，在不太开化的时代，政府经常缺乏知识去完善其专制统治，而人民也同样缺乏知识去摆脱专制。但是，两者的后果并不相同。
无论民主国家的人民多么幼稚，统治他们的中央政权从来不会没有一点知识，因为它容易从全国汲取它所发现的少量知识，而且必要时它可以到国外去寻找知识。因此，在一个既愚昧又民主的国家里，国家首脑和每个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智力差距，便不能不立即暴露出来。这便容易使一切权力集中到国家首脑手里。国家的行政权力将不断扩大，因为只有国家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工作。
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想得多么不开化，它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贵族制国家里除了君主以外，一些主要的公民也受过教育。
如今统治埃及的帕夏发现他的人民至为愚昧和极为平等，于是便从欧洲学来统治其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君主的个人学识一与臣民的愚昧和民主弱点结合，中央集权便将无限加强，而君主也就可以把国家变成他的工厂，把臣民变成他的工人。
我认为极端的中央集权最后会使社会失去活力，久而久之，还会使政府本身软弱无能。但是，我并不否认集权的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场所可以容易实现巨大的事业。对于战争来说，这一点尤其是真理，因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全国资源迅速地投于规定的目的的技能，其次才取决于资源的多寡。因此，主要是在战争时期人民才感到应当而且往往是必须扩大中央政府的特权。所有的军事天才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可以加强他们的势力；而所有的中央集权天才则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将迫使国家将全部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因此，在经常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生存可能经常遭到危险的民主国家，使人们不断扩大国家的特权而限制个人权利的民主倾向，要比在其他一切国家迅速和持久。
我已经说过，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知不觉地使民主国家扩大中央政府的职能，以致中央政府自以为是强大得、聪明得和巩固得足以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力量。我几乎不必补充大家就会知道，导致民主国家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的特殊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这种一般倾向，并使个人为了社会安定而牺牲越来越多的权利。
因此，一个国家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的时候决不会去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何况这样的革命在把财产由其原所有者手里夺下来以后便动摇了全国的人心，使人们产生了疯狂的仇恨心理，把国家拖入利害冲突和党派倾轧的境地。于是，爱好社会安定的心理变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而公民则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
我以上只讲了几个全是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偶然原因，而对主要的偶然原因我还没有谈到。
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国家元首总揽一切事务领导权的第一个主要偶然原因，就是国家元首本人的出身及其爱好。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自然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如果这个政权忠实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确切地再现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就几乎是无限的，并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