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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后，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呆了几天。在伊兹米特我又见到我们的老“戈本号”，现在叫“苏丹·亚武斯·塞里姆号”，我应土耳其舰队司令的邀请登上了这艘军舰。
谢天谢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这种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尔也尝到过。在餐桌正中的一只大盘里盛着一只羊头作为冷盆。我们的东道主舰队司令盛情地把这只冷羊头上最珍贵的东西放到我的盆子里：一对冷羊眼！我边吃边想，各个民族的口味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说：什么东西好吃，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到处适用的绝对标准的。
现在回到本题：在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作十分有效的海战武器的潜艇已经过时了。
在许多国家海军中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超声波的测位器，即所谓潜艇探索器。据他们说，用这种装置可以确定距离几千米远的水下潜艇的位置。英国海军部在1937年给英国护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这一点，说：“潜艇再也不会象1917年那样给我们造成困难了。”这就是说，英国海军部不再把潜艇看成是危险的敌人了。对此，英国的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 卷中也说得很清楚。
当然，英国人已公布了这种潜艇探索器的发明以及它的预期作用。
英国对潜艇价值的这种看法在德国海军中也有影响。尽管当时海军作战部的伯姆海军上校并不同意这种流行的消极观点，可是在1934一ｔ935 年的潜艇学校里，那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老潜艇驾驶员仍对德国新潜艇人员训诫说：“在水下进攻时，至少要与敌舰保持三千米的距离，否则你们就会被探测出来，接着就会受到敌驱逐舰的深水炸弹的攻击。’——显而易见，打这么远距离的目标，命中率是很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敌舰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计有一点点误差也会严重地影响效果。
有鉴于此，我在1935年10月1 日就任“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司令的新职后，我就命令：要加紧练习六百米近距离射击。在这个近距离内，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认为，声纳测位器用于对付水下进攻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海水的波动、水的不同密度、舰只自身发出的噪音都无疑地会给潜艇探索器造成困难。只要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获得有关英国的这种反水下潜艇装置的情报，我就仍然认为上面所说的潜艇近距离进攻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应该进行相应的训练。——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 日拟订的计划中有关水下进攻的第一要点。
现在来谈第二点：鱼雷的发明导致人们创造一种能把鱼雷这种新式武器射向敌人的运载工具。这样，在各国的海军中就出现了鱼雷艇。这种鱼雷艇起初是一种很小的运载工具，船身浅，也就是说，甲板上没有高的上层结构，夜间很难发现它，是一种很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它由于夜间不易被察觉而可以驶近敌人，在短距离内十分有把握地发射鱼雷。
近几十年来，各国海军为了胜过敌方鱼雷艇的防御炮火，或是为了使自己的鱼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动半径和更好的适航性能，就把这种原先很小的鱼雷艇的体积加大了。
这些新的特性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这些鱼雷艇由于体积的加大而扩大了侧面影象，在夜间较易被发现，因而它们就不能象以前那样适合于夜袭了。人们还试图用多艘鱼雷艇的扇形射击来弥补只能在远距离射击的缺陷。然而，尽管这样，现代的鱼雷艇从根本上来说已不再是夜袭中理想的鱼雷运载工具了。
在这里，我就来谈谈1935年秋天开始的对德国新潜艇部队进行训练的第二点。新式的潜艇由于具有足够的水面速度而非常灵活，它是用于水面夜袭的一种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因为这种潜艇在浮起时船身也几乎完全没在水中，只有它的狭长的了望塔高出在水面，因此它在夜间很难被发现。所以，在对德国新潜艇部队的训练中，潜艇的水面夜袭就成为一个重点。这里我还想简略地提一下，上述声纳测位器对于正在进行水面袭击的潜艇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现在我来谈谈我训练德国潜艇部队的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即“结群战术”。不言而喻，在战争中，人们都想在战场上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力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争斗以来，这种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为了进行战斗而群集在一起。这一基本原则，几千年以来，被用之于历次战争的陆战和海战之中的各种形式。只有潜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初次用作为战斗武器———直到如今还是基本上单独作战，原因是对潜艇不可能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即指挥多艘潜艇同时投入战斗，正是我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在无数次演习中，我试图通过潜艇的相应的战术布阵来搜索敌舰，然后根据侦察到的敌舰位置发动多艘潜艇一起进攻敌舰。很清楚，这里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多大的范围和多远的距离内可以进行指挥？是否只能在搜索敌舰、报告敌舰位置、导引其他潜艇这几方面实行潜艇的战术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挥多艘潜艇联合进攻呢？可是，该由谁来指挥呢？由于敌人的反潜艇措施，潜艇被迫潜入水中，成了瞎子，这就毫无疑问地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那末，一艘处于敌人海域内的潜艇究竟能不能指挥呢？是否必须让一位陆上的指挥官来指挥呢？可是这个指挥官由于在遥远的陆地上，他是否充分了解海上作战区域内敌人的全部情况和瞬息万变的天气情况呢？由于这些原因，陆上的指挥官是否有能力进行指挥呢？在这些问题中还涉及一系列通讯联络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一艘潜艇潜水到多少深度还能与之保持联系。
在1935—1939年这几年里，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在无数次演习中，我们逐渐为结群战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战术在舰队的每次联合演习中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个敌人表明，必须估计到在夜间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出动的夜袭。
所以，年轻的德国潜艇部队开头几年的训练，对于潜艇人员和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认为潜艇武器已经过时的混杂思想从潜艇人员的头脑里清除掉了。相反，他们看到了自己特别在夜袭中以及在我所创立的结群战术中能取得何等样的成绩。这样，在1935—1939年的和平年代里，在年轻的潜艇部队中就形成了一种军人集体的特殊精神，这种精神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经受了考验。
1938年秋，海军上校冯，弗雷德堡被派到潜艇部队来。
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和平时期的计划，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和熟悉之后，将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的领导人。
经过相应的基本训练后，我派冯·弗雷德堡担任一艘潜艇的指挥官，接着他进了我的司令部。他将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职务。海军总司令决定，届时我将单独进行一次世界旅行，以便为一次出国环球航行作准备。我将担任拥有我们四艘最现代化的巡洋舰的一支分舰队的司令。该舰队将于1940年10月1 日开始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这样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战争开始了，一切都变了。我当然必须用我所训练的潜艇部队进行战争。优秀的、忠实的冯·弗雷德堡海军上校担负了在我国沿波罗的海我的潜艇防区内为即将服役的新潜艇培训人员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员后来在战争中被我派到前线去了。
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您对国家社会主义是怎样评价价的？
要在今天谈论过去是困难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为当时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假如一位历史学家要评价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话，他就必须以当时的认．识为基础，而决不允许以现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作为标准来观察问题。所以，我今天也要尽量客观地来谈我当时是怎样看待那些事情的。
1918年战争的失败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使我们这些军官——如同任何一个国家的热爱祖国的国民一样——心情十分沉重。对这些后果——不论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并未施加过任何影响。就我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言，我们是作为军人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国家服务的，这个国家的形式已由我们的同胞们给自己选择好了，因此，法律上的选举权我们也是没有的。这无异是为我们对国内政治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作了证明和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
我们就是这样来尽我们军人的职责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我们确实也对德国的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向感到忧虑。
当时，整个世界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对德国来说，特别是由于支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影响尤为严重。1932年3 月德国失业人数高达六百一十万人。实行民主政体的德国总理布吕宁不得不发布“紧急状态法”，以防止全面的经济崩溃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毋庸赘言：在大量的失业和失业者及其家庭遭受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德国人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当时的政治领导深感不满。因此，左右两翼政党，无论是国社党还是共产党，都受到人们极大的拥护，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希望这些政党能够改变在德国总理布吕宁领导下的中派政党所难以控制的绝望的局面。因此，在1930年9 月14日国会选举中国社党成了第二大党，其次是共产党。在1932年7 月和11月的选举中国社党甚至成了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激进政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消除这种危险就成为武装部队的任务。
这几年，我担任设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的首席参谋。因此，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防止内乱也是我的任务之一。军界各部门的有关代表也经常在柏林的德国国防部里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很清楚，我们武装部队不能两方面都反对，不能同时既反对国社党又反对共产党。否则，我们必然会与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为敌。
可惜的是，在魏玛共和国，中派的资产阶级政党未能做到象共产党或国社党那样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
关于国社党的发展，我还有一点要提一下。该党曾经声明，他们要把德国人民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连资产者阶层中也有许多人投票赞成他们。
德国武装部队自然也希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性规定。
考虑到这些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武装部队倾向于国社党，而不倾向于国际共产党。
因此，如果法国总理白里安和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能够实行他们早在1925—1926年就制定出来的有远见的和解政策，并能够解决德国公众当时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问题，如撤离来因兰、赔款、各国均衡裁军和战争债务等问题，那末，德国的内政就可能发展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这些在德国十分激动人心的主张就不会成为国社党获得公民选票的主要原因了。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德国武装部队普遍欢迎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根据国会选举结果于1933年1 月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我们军人由此也希望，通过德国领导人的这种更换来消除共产主义的危险。
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以国会通过的对希特勒的“委任法”作为主要基础的，武装部队对这种政治发展丝毫没有施加影响。
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任何作用。那时我的军衔只不过是海军中校和海军上校，职务相当于陆军中校和陆军上校。
尽管如此，当国社党的违法行为公开暴露时，我还是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例如，在1938年11月9 日所谓“砸玻璃窗之夜”①对犹太人采取暴力措施之后，我以个人和我的军官团的名义向我的上级舰队司令提出了抗议。舰队司令又把我的抗议转交给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见《雷德尔回忆录》第2 卷第133 页）。
①1938年ｕ月9 日夜间纳粹党徒们制造的反犹暴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店铺，住宅、教堂被捣毁、焚烧，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译者。
另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府在战前年月里所取得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欢迎，这是很自然的。难道有哪一个国家的爱国军人会有另一种感觉吗？
我们摆脱了由于战争失败而引起的后果。萨尔投票的空前胜利，占领来因兰，宣布国防法，合并苏台德区和奥地利，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内，消除了失业现象，阶级斗争的冲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对我们军人特别对军官的态度与1933年以前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
所以，我们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支持这个国家的。
在战前的这些年月里，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弊病，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后来战争期间才滋长起来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当时的新闻限制无疑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十、您对德国1939年夏天的政治形势是怎样判断的？您是否确信存在着战争的危险？您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您当时打算采取哪些战备措施以对付这场战争？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的欧洲政策就在于对付这一大陆的最强大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势必会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危及英国这个岛国的全球政策。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曾对这个观点作了这样的阐述：“从都铎王朝①直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强国之间的均势。这就是说，让这个大陆上的强国通过互相争夺处于分离状态，从而在它们之间自然地形成均势。这种均势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使英国认定谁是敌人。这个敌人并不是名声最坏的国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国家对大不列颠或英联邦具有更大威胁的这样的国家。”
①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译者。
为了向英国明确表示，德国无意与英国为敌，1935年6 月，希特勒与英国签订了海军协定，该协定规定，德国舰队限制在仅为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内。但是，当德国的三千年代政策使它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不断地扩张势力（如苏台德区和合并奥地利）的时候，人们从历史和政治方面极易看出，即使有了这个削弱我们力量的海军协定，也不能阻止英国对德国的敌意日益增长。对英国的这种观点，我还想举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1870年9 月2 日的色当战役之后，英国立即更换了战线，从此以后，它在政治上转而为袒护法国（见此次战役前后数天的《泰晤士报》）。而在此以前，英国在这场德法战争中在政治上一直是支持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因为它们对抗的是当时欧洲最强的国家、殖民势力最强大的竞争者——大法兰西帝国。到了色当战役后，眼看法国就要被打败，这时英国就不得不改变态度，转而为全力反对战胜国——普鲁士… 德意志。诚然，从英国的立场出发，这是对的，因为一个胜利的、统一的德国在经济和工业方面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发展前途，从而有可能成为英国的一个强劲的竞争者。所以， 1870 年9 月2 日以后，英国就开始对德国抱有敌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敌意随着德国的日益强大而愈加强烈了。
根据英国历史上这种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年我就认为，英国对于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一定会采取同样态度的。此后，我就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很容易同英国发生一场战争，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避免这样一场战争，但是在军事上则有责任为对付这样一场战争的危险做好准备。
在答复第八个问题时我已经提到过：我认为，在战术上采取潜艇的集中作战，首先用于夜间海面作战，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我觉得这方面最适用的潜艇是五百吨的Ⅶ型潜艇。这种潜艇水面速度相当快（十六哩），因而很灵活，船首装有四个鱼雷发射管，船尾也有一个，并能携带十二至十四枚鱼雷，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我还认为，尽管有1936年签订的潜艇协定，但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会很快恢复护航制的。自1939年起，随着德国外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