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青军官也同样热情的说：“不用谢，不用谢，都是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革命群众欢送吉普车驶出了大院。年青军官收殓起笑容，俾倪的扭头看了一眼车的后座。疲惫不堪的赵新民衣冠不整，花白的头发耷拉在脑门上，象烂泥一样瘫倒在了吉普车的后座上。
赵新民重又被押回了关押他的那个小院。数个月单独的囚禁，对赵新民来说，就像一台高速运转了几十年的机器，突然静止了下来。一个个夜不能寐的深夜，除了窗台上缓缓移动的月光，陪伴他的除了回忆还是回忆。他把这些回忆一一串起，清晰的看到了自己走过的一生。
总结一生，赵新民没有后悔所做出的选择。他相信历史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运行的，而真理就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相信用千百万牺牲所换来的新中国，不单是共产党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而不管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战争，还是捐出全部家产，参加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新社会的建设，赵新民确信自己始终站在了历史和人民的一边。他相信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人民是会视其为友，而不会视其为敌的。
但一次批斗就彻底粉碎了他的这种判断，当革命群众象土改时斗争恶霸地主那样斗争他时，他觉得那个叫做“群众”或者“人民”的东西，突然变得象一个无头怪兽那样狰狞而恐怖起来。
批斗的第二天，送饭的小战士在门外叫他，没有听到他答应。小战士开门进来，发现赵新民浑身哆嗦的卷缩在床上，发起了高烧。
专案组的吴主任把情况报告了王全，请示是否派个医生给看看。
“发点烧算什么，让这些反党份子烧一烧，能让他们的脑袋清醒清醒。”王全说。
“那明天批斗罗瑞卿的批斗大会，还带不带他去陪斗？”
“去，走不了就抬着去。”
那是一场万人批斗大会，被斗的主角是罗瑞卿。上万人的体育场只斗一个人，未免过于冷清，拉上几个“黑帮分子”一块斗，批斗大会就热烈多了。
批斗大会的主持人大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罗瑞卿带上来！”
一度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解放军参谋总长、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就被装在箩筐里让两个红卫兵挑上了台来。他想自杀，从家里的二层小楼跳了下去，没死成，但摔断了腿。到了台上战士把箩筐往地上一扔，没放稳，罗瑞卿就很狼狈的从箩筐里骨碌碌的滚了出来。台下“打倒罗瑞卿！”的声浪几乎响彻天际。
批斗大会之前，陪斗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后台，脖子上套上一块分别写着“反革命”、“大特务”、“大叛徒”、“大走资派”等各种头衔，名字上打上个大大的叉的大牌子。牛鬼蛇神依次排好队，每个人身后配上两个造反队员，分执左右手，手臂反拗上抬，保持在后面与肩平齐，再揪住头顶的头发往后拉，迫使其仰面向前，这姿势颇像当时的三叉戟喷气式飞机，所以俗称“喷气式”。这还只是准备动作，待前台宣布大会开始，即以冲刺速度将他们猛推出场，到指定位置，狠踹膝弯，使头“咚”的一声撞地跪下，在万人瞩目的主席台上，这种场面颇为壮观！
牛鬼蛇神跪下以后，拧住耳朵往下揪，再顺势往前一推，使头匍匐成叩头的样子，再把脚踏在背上，表示“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斗到谁的时候，就把谁的头发提起来，又摁下去，再提起来……
赵新民被带上一块“彭罗陆杨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赵新民”的牌子押上了台，他昏昏沉沉的跪伏在主席台的一侧，高烧持续不退，豆大的汗珠顺着脖颈往下直流，汗水打湿了身前的一小块水泥地。
按照批斗大会的程序，大会主持人先是让群众上台发言，揭露这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罪行和丑恶嘴脸。上台来的这些群众，均是这些牛鬼蛇神原先的下属或者亲属，甚至还有家里的保姆。
一家的保姆上台来，指着一个匍匐在地的牛鬼蛇神，控诉他们家过着资产阶级的堕落生活，说困难时期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但这家的女主人还经常给这个牛鬼蛇神煮鸡蛋面条作夜宵，而且每次都是下两个鸡蛋，比一般的鸡蛋煮面条还要多了一个鸡蛋，而且还洒上了很多的香油和葱花。
另一个上台来的群众是跟随一个“大特务”多年的秘书，他冲上台来，对着“大特务”的脸就是一个大耳光，再在他的胸口上狠踹上一脚，然后高呼口号，表示同这个“大特务”彻底划清了界限。他的革命行动获得了台下的一片掌声。
批斗大会还没进行到一半，身体已彻底虚脱的赵静安就在群情鼎沸的口号声中，“扑通”一声，晕倒在了主席台上。
赵新民被送进了一家部队的医院，值班的大夫和几名护士一阵手忙脚乱的抢救，总算抢救了过来。看着护士给赵新民打上点滴，大夫松了口气，解下口罩，走出了急救室。
走廊里坐着几个专案组的人。“你们谁负责？”大夫问他们。
“我负责。”一身蓝色干部服的吴主任从长椅里站了起来。
“请跟我来一下吧。”
在大夫的办公室，大夫在看片灯上插上赵新民的X光片。
“你看，这是病人的肺，有很重的阴影，是高烧不退引起的肺炎，病人还有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和肺炎共同导致了病人的休克。”
“有生命危险吗？”吴主任对观看X光片毫无兴趣，他只希望赵新民别死在自己的手上，那将来有可能有嘴都说不清楚。
“目前没有危险，正在用青霉素控制病人的炎症，但这是比较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很难消炎，需要住院每天注射胰岛素配合治疗。”
“如果不住院不注射胰岛素呢？”
“那病人会出现越来越频繁的休克，并可能在任何一次休克中，再也醒不来了。”
吴主任去请示王全，王全命令他立刻把赵新民弄出院。“反革命份子不许住院治疗，对待反革命决不能心慈手软。”王全说。
“那他恐怕就活不了几天了。”
“活不了就活不了，死一两个反革命没什么可惜的。”
吴主任跟随王全多年，是王全一手培养起来的心腹，一般王全心里想什么，他都能猜到几分。但这回，他知道赵新民与王全是多年关系不错的邻居，所以对王全最后要把赵新民整成什么样，他心里并不十分有底，现在有了王全的这句话，心里就清楚多了。“是，是，反革命自取灭亡罪有应得，不过，如果死在我们手上，将来万一要解释起来就怕……”
“我知道了，你只管按我说的去做，别的事不用你管。”
“是，首长，我这就去办。”
结果只给做了简单的救治，赵新民就被从病床上拉回了关押他的小院。
革命了一辈子，却要被作为反革命了此一生，赵新民在心里痛苦的说，不！他要来了纸和笔，开始给上级党组织写申诉的材料，但是，连一份申诉还没来得及写完，他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距离第一次休克没几天，又接连休克了几次。其他的并发症也一块爆发了，白内障引起视力急剧下降，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所有的伤口一经裂开就再也愈合不上，直至腐烂，流出恶臭的脓液。
专案组让医生来看过几次，但禁止医生用胰岛素，理由是需要进口，反革命不配用这么好的药。医生只好徒劳的给赵新民注射大量的青霉素，直扎到赵新民身上布满了针眼，再也找不到一条好血管。在又一次把赵新民从休克中抢救过来后，医生告诉专案组的人，病人现在随时都有可能突然死亡。
当时中苏交恶，作为战备的内容之一，权利的最高层决定疏散一批高级干部到其他的地区去。这项决定执行起来，就成了把那些大权旁落而又碍手碍脚的高官“疏散”出北京的最好的理由。王全早给赵新民安排好了“疏散”的地方，河北唐山。
一辆军用救护车载着气息奄奄的赵新民，由专案组吴主任亲自押车，天黑出发，天不亮就到了唐山。赵新民的身份是正在审查的反革命，他能去的地方只有监狱。
当地的地方大员与王全是“亲密战友”，非常乐意为战友“做些事情”，况且王全正春风得意，他也想托王全在北京活动活动，让他也能“挪挪位子”。这位地方大员亲手安排，让北京来的救护车直接开进了唐山一处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的监狱的大门。负责押送的吴主任亲眼看着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的赵新民被担架抬进了一间专门的牢房。
几天后，王全在保密的专线上接到了唐山那位战友的电话。
“犯人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
“就刚才，监狱的人刚打来的电话。尸体怎么处理？”
“我让专案组的吴主任去处理。”
第二天凌晨，再次赶赴唐山的专案组的吴主任，指挥着几名军人将赵新民的尸体抬出了小院天井，塞进一辆“六九”型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赵新民高大的身躯，他的裹着白布的小腿和脚板都翘在了车的后盖外面。
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两个工人。二十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两名工人开了电炉，但不准许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军人推进了焚尸炉。
站在远处，看着熊熊的炉火，吴主任问身边的那位地方大员：“临死前他说了什么吗？”
“监护的护士说，他老是反复念叨一个人的名字。”
“什么名字？”
“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吧――秀珍。”
没人告诉李秀珍她的丈夫被带去了哪里。赵新民没回家的当天夜里，她就开始了毫无结果的寻找。赵新民的同事告诉她，说看见赵新民是和两个军人坐着一辆伏尔加离开的，也许是去帮助部队的同志了解些情况吧，也许过两天就会回来的，这种事在这年月是经常的事，叫她不必过于担心，但秀珍的预感却正好相反，她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不详之感。
既然是被军人带走的，李秀珍就满北京一个一个的部队单位去找，但所有的部队单位都有士兵把着门，她连一个门都进不去。最后有好心人告诉她，她丈夫牵扯进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而他们家的邻居王全就是专案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她应该先去问问王全。
这天晚上，秀珍在院门口一直站到了深夜，终于等到了送王全回家的专车开进了胡同。
看到王全从小车里钻出来，秀珍远远的叫了一声：“王部长。”
王全故作惊讶的三步并作两步的走上前去，说：“哟，秀珍呀！这么晚了怎么还站在这里呀？”他早就料到秀珍一定会来找他的。
“我在等您。”
“有事吗？那好，咱们上屋里说吧。”王全朝秀珍比划着手势，往自家的院子让。
“不了，太晚了，别打扰了您爱人休息。”
“那好，那就上你屋里说，好吗？”
王全熟稔的在秀珍家用做客厅的东厢房里坐了下来，一脸亲切的对秀珍说：“秀珍啊，老赵他又不在家吗？又去哪忙去了？”
“老赵他失踪好几天了……”秀珍一开口眼圈就红了起来。
“别哭别哭，慢慢说，老赵他人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隔着一张桌子，王全看着秀珍，脸上堆满了惶惑的表情，其实他是在心里暗暗的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风韵独特的女人。秀珍穿着件奶黄色小圆领的的确良短袖衬衫，柔和的灯光下，裸露着的两只手臂像粉藕一样细嫩圆滑。
“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我们家老赵的消息了，他单位的同事说看到他是被两个军人带走的，这几天我一家一家的去找，全北京的部队单位我都跑遍了，但哪里找得到。今天才听人说，老赵是牵扯进了‘彭真、罗瑞卿反党集团’的案子，而听说您又是专案审查委员会的领导，所以想跟您打听，知不知道我们家老赵的下落？”
“我明白了，秀珍你先别着急，我也是刚到专案审查委员会没几天，还没听说老赵也牵扯进来了。这回牵扯到的干部特别多，我们几个领导每人分工各管一摊，互相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这样吧，明天我先去了解了解情况，晚上我来告诉你结果。”
“谢谢您了，王部长。”秀珍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第二天晚上，王全等到很晚，估计秀珍已经睡下了，他才去摁想了她家的门铃。出来开门的秀珍果然睡眼惺忪，平日盘起来的一头的长发，此刻像瀑布一样散开来，松松软软的披在了肩上。
进到院里看到只有用做卧室的正房里亮着灯，王全抬脚就往正房走去。
“王部长，咱们到东屋说吧。”秀珍叫住了他。
“哦，好，好，咱们东屋说，东屋说。”
在当做客厅的东厢房，王全接过秀珍递过来的茶水，说：“秀珍啊，今天我了解到了，在另一位领导负责审查的干部名单里，确实有老赵的名字。被初步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但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现在处于隔离审查的状态。”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部长，我们家老赵您是知道的，他革命了一辈子，怎么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呢？他这么大岁数了，身上又有病，怎么能受得了隔离审查？王部长求求你，帮帮我们家老赵吧！”
“老赵我当然要帮了，虽然很棘手，但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怎么个帮法，主要还要看秀珍你的态度了。”
秀珍没听明白，“我的态度？需要我什么态度，您说，只要能把老赵救出来，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王全并不回答，只是捉起秀珍的一只白皙的手放进自己的手心里，轻轻的抚摸。
秀珍一下明白了过来，她惊得猛得抽出了手，踉跄的退后了两步。她瞪大了一双惊恐万状的眼睛，盯着眼前这个突然陌生到了极点，而原先一向却是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王部长。
“让我来帮你不好吗？”王全说。
秀珍惊惧的猛摇了几下头。
王全向前迈了一步，秀珍又惊得连退了几步，用手指着门口，声音颤抖的说：“你走，你走……”
“好，我走，但我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默默喜欢着你，现在老赵的性命也掌握在了你的手里，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等着你。”王全觉得这个女人这回肯定跑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并不着急，并不在意捕获猎物的时间是今天还是晚几天。
十三
最早出现红卫兵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早出现红卫兵的学校是清华附中，一○一中学成立红卫兵也只比清华附中晚了几天。红卫兵必须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称为“红五类”。赵援朝和方丽娜的爸爸文革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一个成了“反革命”，另一个是“当权走资派”，反革命和走资派的“狗崽子”自然失去了成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的神圣资格，而屈卫红和王晓军却成为了红卫兵战斗队中的干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屈卫红和王晓军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头天有人通知在学校集合，晚上午夜过后，红卫兵们从学校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广场上陆陆续续从各处聚集来了上百万的红卫兵。黑暗中，大家焦急的翘首企盼。星夜璀璨，大家唱起了歌儿：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凌晨五点，东方将明，毛主席奇迹般的突然从天安门走了出来，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们握手。广场顿时化成了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呼喊“毛主席万岁！”屈卫红身边的女孩哭了，男孩也哭了，每一个人都哭了，热泪奔涌，模糊了视线。
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屈卫红和王晓军他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于是他们热切的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他们挥手。这下可看清楚了，毛主席也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红卫兵一模一样。大家热血沸腾，广场上百万人一起欢呼雀跃，那一刻，屈卫红感觉自己已不复存在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了。她只觉得自己像一滴水汇进了波涛奔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
当晚，回到一○一中，红卫兵们自发的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大家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了，却仍感到精力充沛，毫无倦意。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才终于坐了下来，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不用选举，也不用任何人任命，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