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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时间的长河中也仅仅是只言片语，它们充其量只是时间河流中的沉碴，而永远不可能成为时间本身。
我更愿把文字当作一种想象或者假设，《秘传》是无数假设中的一种。我惟一可以确信的是，无论有多少种版本的《秘传》，仓央嘉措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样貌。人们以一致的愿望描述他，他像一个永不变音的词汇，出现在声调不同的言说中。
八
我看见《秘传》为“失踪”之后的仓央嘉措勾勒出一幅详细的行走地图。当一行足迹消失于神秘的青海湖，另一行不为人所知的足迹正从湖的深处逶迤而来，它深藏在草丛里，若隐若现，并在更加广大的版图中飘忽不定。当很多人相信仓央嘉措已经死去的时候，他又在阿旺伦珠达吉的《秘传》里悄然复活。很多年后，这一事实才逐渐为人所知。青海湖没有吞没他所有的道路，那些道路从一开始就潜藏在他的体内，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履行那些早已设定的道路。
与钟表一样，道路是时间的物质载体，是视觉化的时间。道路的长度，实际上就是时间的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换算成一段里程有限的道路。仓央嘉措为《秘传》留下的是这样一条路线：
金川→擦哇绒→康定→峨眉山→巴糖→拉萨→山南→桑鸢→昌珠→工布→定日→门隅→达波→措卡→色科→阿拉善（内蒙）→察隅→恰绒……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5）
这条道路与仓央嘉措的善行交织在一起，当然，一个行善者的旅途不会缺乏动人的故事。是道路将那些零散细节串连成一段流畅完美的经文，消除着被不同的嘴唇重复的呻吟和叹息。他频繁出现于各种帐篷内，为人们乞福禳灾，而他所有的功德，又等于公开了他的秘密，人们开始将他同达赖喇嘛联系起来。当他从西宁附近的色科寺到卡绒来时，他目睹了欢迎达赖时才用的礼仪，在陌生的青海和蒙古，他见到了不陌生的朝拜者，从那些虔敬的面孔里，他找到了最后的居所。
这条道路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格萨尔王的故事多，
百姓嘴里念的佛语多，
仓央嘉措跨过的门槛多。
这条通往异乡的道路带领仓央嘉措踏上灵魂的返程之旅——在每一个不知名的远方，他都能见到亲生父母饱经风霜的面庞，见到他们的病魔被他驱走后，满面的皱纹中绽放出的灿烂的笑脸，他会和高原上的兄弟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烧旺毡房里的火炉，看着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讲述他们朝圣路上的故事，他甚至会从他们口中听到有关仓央嘉措的传说，通过那些被酒精浸得发红的嘴唇的修饰，传说比他的经历更加丰富动人；这条道路还为他安排许多奇遇，在情歌扬起的地方，远方的女子如约而至，带着他记忆中的美貌，和鲜艳色泽。他们相爱，并且分手——他不可能居住在一个具体的爱里，他的爱如同阳光，不需要容器，寺庙金顶的铜制法幢、存放死者灵魂的拱形石架、去年马匹留下的粪堆、穷人的肮脏的双手、布满苍蝇的糌粑、病人的伤口和眼睛，都是阳光的归处。这时的仓央嘉措已经远离了阴谋、谎言、毒鸠和陷阱，即使他的道路上布满鬼神的咒语，但他的梦境依然平坦和安静。在距离宫殿越来越远的时候，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
有关他的传说里的人物，那些忠贞不愉的信徒、朋友和口蜜腹剑的敌人，都渐渐成为干瘪的符号，他们只作为一个音节而存在于记忆里，如同冰雪下的城堡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功能。只有在个别时候，当封冻的记忆一点点融化，他们才偶尔得以复现，闪烁晃动，带着破旧石头的幽黯色泽，和崎岖轮廓。它们仿佛从从松散的时间牙床上脱落的牙齿，使得对记忆的追述声音含混、口齿不清。而那些奇遇中的动人女子，则化作他情歌中的音符，在草原上奔跑。只有一次例外——当他漫游到北京的时候，他亲眼见到了第巴？桑结嘉措的公子们。他们是：第巴？阿旺仁钦、第巴？玛索次仁、第巴？阿旺尊珠及另一名女公子，他们连同数名仲科尔和家仆共二三十人，正被拉藏汗押送到北京。从押解的车队扬起的尘灰中，浮现出仓央嘉措惊异的面孔——在德胜门，他们神奇地相遇了，仓央嘉措挤在人群中，注视着他昔日的友人。他们表情麻木，低垂着眼帘，没有去打量路边的围观者，更不能料想，他们尊贵的达赖喇嘛就在其中。是随行的藏獒将仓央嘉措轻而易举地辨识出来，它一下子扑到仓央嘉措的身边，用潮湿的舌头舔着他的衣襟。马队荡起的烟尘还没有散去，仓央嘉措的身影已经从人群里消失。那条藏獒就跟在他的身后，道路的终点，是茫茫的蒙古草原。
九
我看见阿旺伦珠达吉在撰写《仓央嘉措秘传》时自负的表情。他笔下的藏文挟带着粗砺的风雪在目光里疾走，由于自称是根据仓央嘉措晚年自述写成，《秘传》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不可置疑的驾势。这样的姿态归因于书写者在时间中的优势地位，尤其当仓央嘉措的喉咙消失之后，他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仓央嘉措个体生命的第一阐释者。如同一个偷藏了珍宝的侍从，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他默数着主人的收藏。仓央嘉措讲述过的每一个字符都如珍宝般在纸页上熠熠发光。书写者通过文字，把在时间中流逝的声音凝固在空间中，并经常在这个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某种转换。只因声音比文字短命，所以即使是虚构的文字也不可能受到声音的反驳，这使书写者变得傲慢，但他并不能因此得到我们的信赖，因而书写者有时显得无足轻重。
在我为《秘传》的真伪犹豫不决的时候，早有人沿着他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旗的一份报告表明的事实，与当地流行的有关六世达赖的身世传说大抵相仿。阿拉善旗八大寺庙中著名的广宗寺＇7＇，就是根据六世达赖的遗愿所建，内有六世达赖遗体，供于庙中七宝装成的切尔拉（塔式金龛）内。学者贾敬颜的考察似乎使史实更加确凿——他见到了六世达赖的肉身塔。寺内的一件遗物，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拉萨街头那个沉迷情爱、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以及草原上空那些灿烂如云朵的情歌音律。在神的居所，在法器庄严的寺庙，在潮水般的诵经声里，仓央嘉措至死不曾丢弃的一件藏品，是一位女子的一缕永不苍老的青丝。＇8＇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6）
十
我终于看清了仓央嘉措的面容——在所有的传说和猜测之外。青海湖各种诡异的神话遮蔽了他的身影，他从历史中悄然逃遁，使我们无从打探他的消息。关于他的故事至今尚无最后的结论，所有的“尾声”都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如同一卷深不可测的经书，我们永远翻不到它的最后一页。
仓央嘉措的最终归所，成为一代一代学者争论的话题，并为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提供了终生的职业。他们循着时间的暗示，寻找丢失的线索。日渐清晰的线索使真相更显扑朔迷离。仿佛进入事先埋伏的圈套，所有的研究都遁入一场环环相扣、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如同仓央加措死于青海湖的推断受到他最终死于阿拉夏（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说法的挑战，在他“死”于阿拉夏以后，人们又从南藏发现了他的足迹。与此同时，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指出，仓央嘉措被送到北京之后，又被带到山西五台山观音洞闭关静坐，最终在那里坐化，并从“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自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的史实中找到旁证……
此刻，这个踪迹飘忽的游僧就在我的面前。在他死去三百年后＇9＇，我跟随着大批的游客来到布达拉宫，我爬上高高的台阶，像风一样穿越迷宫般相互贯通的走廊，经过通红的漆柱、细密的木雕和精致的彩绘，在上师殿（喇嘛拉康），终于找到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塑像金身。在3700米高度上的疾走使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酥油和藏香的混合气味又令我感到略微的晕眩，我在墙上靠了一会儿，才悄然走进供奉着达赖喇嘛的殿堂。这座殿堂主要供奉着西藏著名上师的塑像，佛龛中尚有吐蕃王朝赞普像、贤者像等数千尊和佛塔上百座，其中也包括历代达赖喇嘛的塑像。从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1391年降生于后藏霞堆地方至今，六百多年时光飞逝，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共时性阅读，六百年的时光，十三位达赖喇嘛生命的递次轮回转世历程，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辩认着仓央嘉措，终于，我从游人们黑压压的缝隙里，看到了他永远年轻的表情。我慢慢地靠近他。令我意外的是，那张面孔对我竟然毫不陌生，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不知是在拉萨灯火初明的街衢里，还是在青海湖畔的想象里。
布达拉宫里矗立着五世达赖以及七至十三世达赖的灵塔（穿过那些由金刚杵围绕的五扇门板，我就可以目睹并参拜那镶嵌着各种珠宝的灵塔），却惟独不见六世达赖的灵塔——他的真身不知最终埋葬在哪里＇7＇，不知在那莫名的远方是否有人为他建起一座灵塔，不知他虔诚的信徒是否能够找到他的头发和舍利。我若有所失地步出神殿，阳光一下刺痛了我的眼。在布达拉宫里的游历像是做了一场奢华的梦，我猜想仓央嘉措在步出布达拉宫的最后一刻也有同感，他把被俘当作一种解救——如同任何一个子民，他用歌声和苦行将草原、雪山与河流联系起来，在超度的路上，没有死亡，只有灵魂的飞翔。
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
二OO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一日改
＇1＇《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31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据《青海史》，第7页，松巴堪布著。
＇3＇《仓央嘉措秘传》，见《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488页。布达拉宫初建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但没有保存下来。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三年后建成白宫。五世达赖逝世后，第巴桑结嘉措主持修建了红宫及五世达赖灵塔等，后经历世达赖扩建，方形成布达拉宫今天的规模。
＇4＇《西藏喇嘛事例》清钞本。
＇5＇《六世达赖秘传》。
＇6＇仓央嘉措去世以后，已经册封了拉藏汗所立的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的康熙皇帝，在西藏人民的压力下，亦不能不改弦更张，改封藏人们视为“仓央嘉措后身”的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此为西藏宗教史上的孤例。
＇7＇位于贺兰山中，建成于1757年。
＇8＇人们通常认为仓央嘉措于公元1707年（藏历火猪年，康熙四十六年），死于青海湖畔。而《仓央嘉措秘传》记载他圆寂于阿拉夏（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时间是公元1746年（藏历火虎年，乾隆十一年），仓央嘉措终年64岁。
远方的上方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1）
一
现在我得说说我的这趟旅程了。我一直回避我初次进藏的缘由是因为它实在乏善可陈。我的周围有许多朋友去过西藏，他们总是比我勇敢、果决并富于牺牲精神，进藏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构成一次事件。我的一个朋友是在赴美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变卖了所余的家产，独自去的西藏。他说，离婚对他的打击说不上致命，他想凭借残存的毅力和理智，努力使自己不至跌倒，身体却不听使唤，变得脆弱。一些细菌乘虚而入，神秘地植入他体内，他感觉到它们在迅速成长、扩散，也许正演变为癌症，因此产生的忧惧令他燃起对冰清玉洁的高原的神往。喜马拉雅，多少次来到她的门槛，又掉头而去，就像个经过长途跋涉未洗征尘自惭形秽的人，觉得尚未做好觐见女神的准备。这一次，他准备了两个星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次漫长的准备，把他一步步推到西藏的门口。因而，西藏在每个人生命的重要关口等待着大家。西藏不仅仅表现为空间，也表现为时间，这会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刻，与每个人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距离西藏有多远，他都可能在某一时刻来到西藏。不知西藏是否真的成为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诊所，再沉痛的精神创伤在西藏都会神奇地痊愈？是它不识人间烟火的圣洁融化内心的阴霾，还是人们从西藏的生存极限中获取了某种自信和资本？或者它六道轮回中的生命规则比触手可及的神灵更鲜明地提供了某种暗示？我看到人们前赴后继地进行着精神实验，把一颗如核桃般枯涩坚硬的内心放在缺氧的环境中，等待它在阳光执拗的照耀中重新发光。人们把进入西藏当作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对此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我从未去过西藏，因而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对西藏的误读。
二
我的少年时代没有幻想，当然为应付老师而写的作文不计在内，在作文里，我的理想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些年中，西藏是以一部充满雪斑的黑白片的形式存在于心的。那部据说在今天看来仍是艺术经典的电影，一开头就以一幅被腰斩的农奴的画面给我一个下马威，以至于在今天，神经足以经得起美国恐怖片考验的我，始终没有勇气重温这部老片。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在那部电影里，农奴强巴因为为寺庙的佛像涂金，被金粉迷了眼睛而双目失明。很多年后，我迷失在哲蚌寺，无意中闯入一个殿堂。一尊身高达数十米的巨大佛像令我怵然一惊，这不仅因为这个我平生所见最为巨大的躯体，使我除了仰视和匍匐不能采取任何其他的姿势，更因为它的丹凤眼所透露出的那种温暖、容忍、慈爱，无法用虚假二字一笔勾销。我在整个成长年代里被训练出的对它的敌意顿时不见踪影。午后的哲蚌寺，宁静、慵懒，空无一人，我感觉到被神明注视的幸福和荣耀。我不知该感激神明，还是感激像强巴一样奇妙的手。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再高明的工匠也不可能虚构出一个如此“真实”的神，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神奇的手在空气中复原它身体上每一个应有的曲线。这让我确信自己是在西藏。我从不拜佛，只有在西藏，我那么自然地匍匐在地。
没有亲历过阶级斗争的这一代人注定让所有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泡汤，这一点如同夏虫不可语冰一样毋庸置疑。对暴力的渲染已经无法令我们少见多怪，即使在内地的任意一个地方，极权时代的暴力也毫不逊色于旧西藏的剥皮抽筋。在灵魂深处，青春的力必多开始挤占意识形态的份额，这时的西藏，被各式各样的包装裹携，出现在我们面前，势不可挡。与老旧的黑白片对照，它绚烂、神奇、浪漫，刚好为青春期供大于求的力必多指明了去向。或许因其无与伦比的高度，西藏是一个迷路的人最容易选择的目标，更何况它有着百变之身，变成无数明媚妖娆的照片，变成李娜、朱哲琴、韩红的歌声，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巴荒的文字，《藏地牛皮书》，以及在盗版光盘上才能目睹的洋人的胶片，煽动我们的双腿。我明知与少年时期的阶级教育一样，这时的西藏已被众多的来路不明的符号所绑架，它所发出的未必是自己的声音，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对西藏的向往。西藏是横在我面前必须迈过去的一个界限，由于我的软弱，我一再拖延自己的行程。
于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余纯顺成为一个大英雄。他的业绩是徒步走过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它的壮举并不比一个普通藏民更加伟大，因为藏民们不但要在藏区徒步行走，而且经常要负重、劳动、应付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即使是徒步朝拜，其强度亦丝毫不亚于铁人三项赛。如果余纯顺是伟人，那么我就更应该向高原上的每一位藏民致敬。但后者显然不会写日记，不会发表，甚至无法用汉语同我们交谈，因而他们的幸福与痛苦，都只是他们的隐私，都伴随天 葬台上纷飞的肉沫而告诉了鹰隼。余纯顺的表情是专门给以上海小男人为代表的都市侏儒们准备的，高原使他有了炫耀高度的资本，但他不能以青藏高原为参照系，无边的高原会嘲笑每一个冒失的征服者，使那些自命不凡的身影显得可怜和渺小。关于这个问题，余秋雨先生显然与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写：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2）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