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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巴老的小外孙女噔噔地从楼下跑上来，叽叽喳喳满口上海话，一头扎进巴老怀里，往巴老身上爬。巴老像孩子一般地跟她嬉闹着，玩开了“智力卡通”，我抓拍到这爷孙俩亲情的珍贵镜头。
拍照兴致正浓时，巴老四川的客人来访，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给巴老送《随想录》第三卷的清样稿。巴老指着桌案上厚厚的样稿说：“这卷我定名《真话集》。”老人呼吁人们说真话，文人要真实地面对生活，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这位大勇的老人力戳冰川，以铁肩担道义的大无畏精神，渗透出那颗蕴藏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民族忠魂。结束了采访，可算是丰硕而归。告别巴老，我心里美滋滋的，一高兴就找了一家小酒馆自斟自饮，回到华山饭店已经很晚了，这一夜睡得特别踏实。
5月10日上午我收拾好东西准备退房返回武汉，突然，巴老女婿打电话来说：“巴老让你来一趟，带上照相机。”我什么都没问满口答应：“我马上就到！”放下电话匆匆赶往武康路，进院后直奔客厅，原来是曹禺携带夫人李玉茹从北京来沪，前来看望巴老，曹禺有几年没来上海了，两位文坛老友久别相聚，格外亲切，客厅里气氛显得很热烈，和昨天的“静”形成鲜明对比，交谈的话题很轻松，无非是相互问候和叙旧，看得出两位老人都非常高兴。由于我的到来话题转向拍照，客厅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记录着两位文坛老人的友谊。
巴老又搬出昨天的那些老照片集，曹禺接过极有兴致地翻阅着，李玉茹也凑过去，边看边议论着。在看到一幅旧照片时，上面有巴金和曹禺，曹禺说：“你保存着这张照片，很难得。”巴老看了看说：“这是40年代你的话剧《雷雨》公演后，我们一起聚会向你祝贺时照的。”曹禺半信半疑：“这是那年的吗？”巴老说：“你不信！我照片后面都有年代记载的。”曹禺翻开照片背后，果真记载着1935年。大家哈哈大笑，不得不佩服巴老惊人的记忆。
我提议请两位老人去楼下花园拍些肖像，曹禺即表示赞同，大家兴致勃勃来到后花园，园中红玫瑰盛开。我选好角度摆上一张椅子，请巴老坐下，正拍摄时，曹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淡蓝色的太阳伞，边走边向巴老说：“别晒着巴老！”将伞遮举在巴老的头顶上方，同时很自然地摆成一个合影的姿态，就定格不动了。我在取景框中看出，曹禺选择的角度与他摆的“浦士”（POSS），正好构成十分完美的画面。在这气候宜人，阳光温和时节，刚放下40年前聚会老照片的曹老，他的举止，我想一是很关怀巴老身体，一是心存与巴老在此合影的愿望？也只有戏剧大师才会让最平凡的生活自然构成有意味、有情趣的戏剧细节。
而今，两位老人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称谓的“六君子”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巴金是最后离开我们的百岁老人。可在我们心中，巴金并没有离去，他的风格、文风与他的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而永存！巴金和他的大无畏精神永远不会离去！仰望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天幕，巴金这颗文坛的启明星依然明亮，依然灿烂辉煌！
爱论三题
■ 贺兴安
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在乳汁的哺育中，需要的就是爱。婴儿和母亲的默然对视中，渗透的就是爱。总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太遥远了，应该是“人之初，性本爱”。扩而大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都渗透着这种默然的爱。有人说过，假如一个人孤身在沙漠，他会爱上柏树枝的。正是这样，英国诗人雪莱把爱定义为“不仅联结了人与人而且联结了人与万物的神圣的契约和债券”。
有爱，也有恨。在家庭，在社会，只要存在矛盾，就会产生爱与恨。爱与恨生成着，似乎天然地瓜分了人的不同情感倾向。它们是两种最简单、最普通的感情。然而，在笔者立意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特别是经历从战争、建国、动荡到开放改革的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回忆中，一些广为流传、似是而非的言辞理论，就一直占据和纠缠着世人和笔者自己。需要磋商，需要共识。因为爱这种情绪关乎大局，它不只是自我表现，它关乎家庭和社会的融和，关乎我们前进的历史步履。
爱作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今天面临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家、艺术家、学者、军事家和政治家，在爱与恨这种最简单的情绪表现中，谁也逃避不了，或者在历史中得到映现，接受评论，或者在新的现实中受到考验。
一、是爱恨分立，还是爱恨交织、爱驾驭恨？
在和平日子里，人们倡导爱。人无论是作为主体，还是作为对象，都需要爱，需要携手合作。但生活中也不是一味的爱，常常是爱恨交织，或恨中有爱。慈爱的父母有时对子女表现“恨铁不成钢”。个别封建君主如汉武帝尚且对自己发出“罪己诏”。我们每个人都各有不同的自我审视的历史。即使是面对暴力与犯罪，在处理上也不是唯有单一的恨。作为罪人，作为立法人执法人，爱恨交织的感情有时是极为复杂的。前些时，内蒙判处了连续抢劫杀害了两名出租车司机的袁某以死刑，按法律必得执行。但是，抓捕他之后，没有虐待他，保障犯人应有的人格待遇。最后，他悔悟了，他对记者说：“希望死后把自己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献给医疗机构，捐献给需要的人。”他作为将死的生命，发出了“希望人们好好珍惜生命，好好工作生活”的对人们的爱。
问题在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历经战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之后，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要抓出一个百分之五，地富反坏右外加右倾，都装在一个框子里进行打击。在社会情绪导向上，必然突出了恨，导至爱与恨的分立，表现为爱与恨的简单化、对立化、绝对化，形成为爱与恨的阶级化、敌我化、政治化。到了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到处推行批斗低头下跪，戴高帽画脸游行，这一切被呼为“好得很”、“红色恐怖万岁”，口口声声要把批判对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她）永世不得翻身”。许多著名人物的含冤去世，包括张志新的残酷处死，都是这种斗争哲学的结果。
那么，在特殊时期呢？在攸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那枪口相向、刺刀对峙的决战场面，你去宣传宗教信条“爱你的仇敌”、“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这是荒唐的。一个英明的统帅，必须聚集一切力量，克敌制胜。但是，战争的悲剧，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又是深深使人忧心的。曾经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威灵顿公爵说：“除了战败，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上胜仗所带来悲哀的一半。”一个真正的统帅，常常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一旦控制了战局，人道主义爱心便表现出来。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就表示不想看到任何残忍的报复，军事审判、绞刑枪决全都不要。他主张“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在毛泽东诗词里，我们既看到“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战争悲剧景象，又发出了“我谓昆仑”的“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环球同此凉热”的博爱胸怀。笔者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叶那场解放战争，深深为解放军优待俘虏、改造俘虏的政策所打动。笔者两个堂兄在国民党当兵，解放军俘获后，很快就醒悟过来，调转枪口，参加解放战争，现享受离休待遇。在人道主义者看来，爱与恨不是处于分立对等的状态，在根本上，爱驾驭着恨。
或者说，一个人道主义者，在本质上、在总体上对世界对人类充满爱心。他看到战争阵营的尖锐对立，又看到战争的裹挟性。他看到，具体到个人、群落、民族，到敌对阵营的参与者，情况非常复杂。邱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二战胜利前夕，应斯大林之邀访问苏联。在契诃夫故乡，她见到契诃夫的妹妹玛瑞安，问到：“在敌人占领克里米亚时，您没有受到骚扰吗？”玛瑞安回答：“敌人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他对部下说他认识契诃夫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所以我侥幸平安地过来了。”二战结束后，像东条英机那样的日本首相、陆军将领、太平洋战争发动者等首恶首犯，当然要处以死刑。日本裕仁天皇就要具体分析了。他自行投案，点烟的手“发抖”，“愿意对战争祸害负全责”，“接受裁判”，自身有一种“屈辱的苦闷”。考虑他不是首恶、策动者，远东军事法庭予以宽大。
作家、艺术家观察历史、洞察现实，是从人的命运着眼。他们善于烛照人的灵魂，既看到爱与恨，又不把它们分立开来、对等起来。巴金晚年坚持写作，觉得在写作中，“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但是，他另外又说：“爱是我性格里最基础的气质。”
二、“以牙还牙”论应该休矣
上个世纪，苏联和中国在它们的革命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末代皇帝的命运。然而，不同的处理结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效应。
1918年7月16日深夜，苏联政权命令特别军事委员会和契卡在叶卡捷琳堡一个地下室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9人（本人、皇后、3个女儿、皇储、大公夫人、仆人和医生）执行枪决。
1950年7月31日，溥仪作为伪战犯和他的家人由苏联移交中国政府，接受人员宣布：“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受你们。”溥仪心想，共产党就是“残酷”、“凶恶”，自己“准死无疑”。结果在押解期间，发现看守人与“狱卒”不同，不打人，不骂人，还给他们挑热水洗澡，有军医检查身体，发牙刷、毛巾、新衣裤，给纸烟，还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并于1959年给予特赦，1960年11月26日获得了选民证。
这两个案例，都不属于我们过去对敌斗争常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在镇压革命活动中，他本人也不曾因为处理对手而殃及全家生命。溥仪也不是，他作为清末皇帝，在位6年，后在日军侵占下，作为“满洲帝国皇帝”，当傀儡14年。他的罪孽是深重的，但是，中国政府给予宽大处理。作为前例，英国一篇评论说：“俄国皇帝遭到屠杀的事件不同寻常。这是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的最后行动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而且改变了日后若干年的世界发展。”1998年，俄国决定将末代沙皇遗骨安葬，叶利钦总统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说：“叶卡捷琳堡的镇压行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分裂的结果，”“我们希望为自己前人赎罪。有罪的是施暴者，是为这种暴行辩护了80年的人。”作为后例，这位中国末代皇帝领到选民证并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之后，感到“人”这个字的真正含义，觉得这《三字经》上的第一个字“在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现在“才做了真正的人”，并欢呼：“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最大不妥就是把自己降低到对手的同一水平，不能以崇高博大胸怀，掌握人与事件的全局进程。这个成语又被解释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际是顺从和执行他人之道，失去自己之道。“以牙还牙”论出自《圣经》，令人思索的是，它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是作为肯定性用语，对作恶事作假证的人，“对于这种人，你不必怜悯；应该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到了《新约》里，它就受到否定了，“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新约》是从上帝之爱、做“天父的儿女”出发，宣传爱仇敌，不要报复，“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但是，其中可取之处，就是更高地要求自己，不要同恶人一般见识、一个档次。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见“以牙还牙”论的偏狭，而容忍、宽容和“以德报怨”常常是大家公认的高风雅量。卢梭谈到这一点很实在：“为了要得到幸福，就不能做任何一件感到内疚的事情；对于别人的过错，不要抱以牙还牙加倍奉还之心。”赫登在《林肯传》谈到林肯“从不依自己的好恶去判断人”，“如果有人得罪他，或对他不逊，但却是最合适的人，林肯还是会请他担任该职位，就像对朋友一样毫不犹豫。”他曾委任相当高的职位给侮辱过他的人。
保罗探监曾经是一大新闻。1981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遇刺，险些丧命。行刺者是土耳其恐怖分子阿里·阿卡。阿里·阿卡被抓获经审讯关进监狱后，保罗二世亲自来监狱探望。从宗教角度，这是保罗遵循上帝之爱，不报复，爱仇敌。从世俗观点看，也值得肯定。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罪犯在严格监控之下。台湾征严法师信奉三句话：“没有不可爱的人，没有不可信任的人，没有不可原谅的人。”这些，都是讲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心灵的潜质，即使是罪犯恶人，也要施以关爱，促成他改恶从善，自我更新。
三、爱的导航与吊诡
“放爱生路”和“让爱导航”是开放改革后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两个词语，它们反映了人们在感情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普遍呼求，也道出了我们反思历史，面向未来的某种经验体会。张洁最早写过一篇小说，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否定性的判断，对爱作了肯定性的保留。刘心武在小说《如意》里写文革时一个学校传达室的石大爷在夜里给打死在操场里的“资本家”尸体盖上塑料布。回想文革推行“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里实行专政”，人们发现，某些样板戏的人物常常都是光棍，“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连某些青年男女新婚的枕头上，也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耐人寻思。
这里，联系我们的历史状况和文革表现，可以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在《爱在人生中的位置》一文对我们的一个批评。他说：“在中国，爱的情感是罕见的，从历史上看，这只是那些因邪恶的婢妾而误入歧途的昏君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一切浓厚的感情，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理智，这和18世纪初期的情形非常相似。由于我们以前曾有过浪漫运动、法国革命和欧洲大战，所以我们感到人生中理智的作用，并不像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重要，因为理智本身在进行心理分析时，是靠不住的。”他是在谈论、并分析比较我们的民族历程和民族习性，我们不应急于反感他对我们的批评。中国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从儒学到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直震慑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时间不长，整个民族辗转于绵延不断的内外战争与政治运动之中。在文学上，我们不像西方某些国家经历过数以百年计的个性解放和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像卢梭、雨果、雪莱、拜伦、歌德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家。理智的皈依思考过多，感性和感情的丰富性就必然受到削弱和钳制，这是一个民族在自身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重理智的习性就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追求合拍，产生了种种恶果。
开放改革后，“放爱生路”、“让爱导航”自然成了人们在生活和艺术中一个中心话题。前些时，报导法律工作者潘锐注册“爱心导航文化交流中心”的消息。他在1999年6月准备出国前夕，因朋友饯行酒后驾车致人死亡而判刑3年。2002年2月出狱后，因劳改经历找不到工作。后来，在朋友帮助下投资在北京大兴区建立这个“交流中心”，帮助许多出狱找不到工作、甚至因此想自杀的刑满释放犯安排工作。他说：“不管你学法律专业还是心理专业，爱都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在爱的导航中常常出现一些奇异的现象，或者是爱的自身矛盾，或者因爱反而致祸，即所谓爱的吊诡。事实证明，爱不能孤立独行，它本身需要引导。爱走出囚笼，又需要加以引导走上康庄之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我的信仰》里谈及他对“美好的人生”的观点时说：“美好的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他说：“无论是爱没有知识，或是有知识没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