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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你说的不错，1989年到1992年是有一个转折，1992年南巡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两股气。一股是要奔向商品社会，另一股是知识分子重新拣起话语权。那么1992年到1996年底，实际是这两股气进行搏杀的过程。1997年是见分晓了。主导社会方向的精英阶层从知识分子转向为商业领袖，这一过程已经不可逆转了。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野的一派放弃了革命的方式。当时李泽厚和刘再复有一个对话叫“告别革命”，也是发生在1997年。
SOHO小报：那我们视野缩小一点，你怎么评价2003年的事情呢？是不是会给人们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影响呢？
刘苏里：我觉得SARS影响仅仅是一个小事情，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对整个国家带来深层的心理影响现在还不好描述，人们会反思，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是仅仅因为果子狸吗？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4月20日的高官被免职是一个标志事件，实际也是1997年以来我们规则变化的结果，湖南因为SARS罢免了200多官员。设想如果SARS发生在1993年而不是2003年，我们会有这样的处理思路吗？
SOHO小报：你觉得SARS作为一个外力，是不是会成为引发社会一些已经存在问题的行业危机的导火索呢？
刘苏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引起一种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年我们一味贪婪地追求财富，但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不是只要拥有财富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敢说这是一次天谴，但是我们应该反思。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只盯着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一股气把大家重新凝聚起来，需要一种体现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东西。从这点看，也许SAR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刘苏里，万圣书店总经理
那一年我还是应该感谢
石涛，北京博维图书公司总经理，策划出版图书100余种，包括《格调》、《香烟》、《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等。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渺小的时代。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多少神话，无论人们的口袋里增加了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卑微的命运。这已命中注定，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不按纸币的数量和人们贪婪的程度来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自娱自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而自娱自乐，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谁能约束你，包括上帝。但是，话说回来，你想获得真正的尊崇和赞美也就不可能了。 好在无论一个时代多么卑微，对于个人来说，总还是有值得记忆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来多么正当，比如，终于有机会通过竞技场里的一次集体角斗改变个人命运。这里我指的是：上大学。1977年10月，经过11年的停顿，人们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事实上，我是在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之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庆县一个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队。每天早晨天刚一亮，我们就要拖着疲惫之极的身体下地，经过一整天的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后，再拖着更加疲惫的身体爬上土炕，年轻而阴郁的头脑里怀着终有一天要逃离苦境的梦想，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生活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那是一种真实无比的激动。在那之前，生活里有过许多虚假的激动，比如一两个人的逝世，比如清明节发生的广场事件，比如几个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毕竟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激动一阵之后，又继续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里。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和其他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回北京复习考试。公社给各村的知青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可以回城复习高考，但复习期不能超过15天。我们不打算遵守这一规定，因为我们当时很清楚，要想摆脱一生在农村艰辛劳作的苦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逃离的决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安排在1977年12月，我们在10月底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初冬，离考试还有两天时，我回到八里店。为了庆祝，我们偷了生产队里一只母鸡和菜园里的两棵白菜，做了一锅鸡汤白菜。那是我记忆所及味道最鲜美的鸡汤和白菜，以后多次试图做出同样美味的鸡汤，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考试在延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举行。12月，延庆到处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没有火，我的手几次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考完试，回到村里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结果。大约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我欣喜若狂。按规定，凡是参加体检的人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但在那个时代，考试结果并不对考生公布，于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选择。我的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外地的大学，因为那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北京，自从出生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对她的阴郁、灰暗、高压政治环境、警察和街道委员会的骚扰已经忍无可忍，一心想换个环境。谁知道这成了我上大学之路上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 体检之后不久村里就到了农闲时节，我于是把年底分红的九十多块钱（整整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录取通知书。从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整天都在等待，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运改变的边缘。为了更好地打发时光，我把所有分红的钱都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花掉了。然而，当别人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却没有。 我的失落情绪在逐渐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绝望、更焦虑，同时也更期望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延庆县招生办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结果是我没有被录取。我当时猜想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可能刚刚过了北京文科280分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能参加体检，但达不到各学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最初体检时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记得在告诉哥哥这个消息时难过地哭了，因为哥哥在我考大学这件事上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 3月初，我返回村里时路过延庆县城，为了确证自己的猜测，我去县招生办查了我的考试分数：320分，超出录取线整整40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数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居然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招生办的人问我报的什么志愿，我说都是外地的大学。他们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1977年外地大学在北京招生的名额极少，且多为理科。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几乎绝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劳动，从一个“先进知青”变成了整天旷工的人。 接着知青可以回城了。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招回城里，工作内容是为混凝土预制板做木头模子。这家公司的上班地点在卢沟桥，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回到家里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我没有上班，在家里昏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然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处境。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考大学，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龄不让考了为止。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只是简单地认为，我不能一辈子干体力劳动。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简直生不如死。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对列文（也就是老托尔斯泰的化身）在乡间劳作时产生的喜悦的描写印象深刻，但它却改变不了我当时的认识，因为列文的劳作是出于选择，而我的劳作却是被迫。 1978年秋天我走进大学，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兴奋和期望。一年之内我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虽然改变了体力劳动的命运，但读的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于是我对待大学教育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过书、做过杂志编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总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走过来。直到有一天，老妈在我抱怨中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糟糕时说，要不是拜上大学之福，我今天的生活还不定什么倒霉样子呢。我想了想心里竟吓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今天没准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 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随波逐流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经心有多高，锐气也会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应该有机会，人也应该感谢机会。 石涛
那一年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徐磊，业余撰稿人和职业音乐人，某著名唱片公司制作部经理，文字散见于《三联生活周刊》、《时尚》、《文汇周刊》等等文化、时尚类刊物，独立制作的唱片《拉链门事件》已上市。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他说，下辈子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穷人。我曾以此为座右铭。念叨了几年，似乎有点尴尬，为了聊以自慰，在没钱的时候我会搞搞理想，后来一直没钱，我就一直搞搞理想，最后，我就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其实我不是生来如此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七岁那年，我曾经挣了一大笔钱（未遂），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个商业天才。小学一年级，我爸为了鼓励我，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就是每拿一个百分就给五分钱。学期末，我拿了作业本和试卷结算，数着数着，我爸就绷不住了，开始流汗、笑容勉强，半中道就逃掉了。转天，我去找他要钱，他突然翻脸，说，前两天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花了多少多少，还买吃的、买玩具、买书，你天天吃喝拉撒，你算算花了我多少钱。我很羞愧，我本不知道我一直欠我爸很多钱。但凡那时候理论水平高一点，我只要用四个字就能点了他的死穴：以德治国，你的行为符合以德治国吗？！ 我上大学是在1990年，当时正是全民经商刚起步，我报的志愿全部是外贸、经济、管理类的，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所大学学管理，我系的风气大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挣钱高。刚入学没两天，我就给系主席一个下马威，一天傍晚，刚上任的系主席来我们宿舍，慰问了几句，然后问我们有谁想晚上去看录像，大家都不出声，我正好晚上闲得慌，有学生会组织看录像何乐不为呢，就说，我去我去。主席把票给了我，我不客气地收了。过了一会儿，主席一直站在原地，脸色有点不好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同学，你有零钱吗？我说，你要换零钱吗，我没有啊。这时候旁边的哥儿们冲我使眼色，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主席是来卖录像票的。那是我有史以来碰见最尴尬的事儿，我怀疑因此断送了我在学生会的前途。 但是，我很快就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会了游泳，一年级我卖过舞会的票，李志伟吉他音乐会我们宿舍是大学区票务总代理。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混迹娱乐圈，有次同学聚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说公司最挣钱的业务就是带歌手参加商业演出。有个哥儿们立刻反应过来，说，哦，商业演出啊，不就是咱们在一年级搞的那个吗，没想到你这业务一直没扔下。真是没有天理。 二年级，我们的业务做成了跨省的规模，从河北白沟囤了一批书包卖给新生，三年级，我们不再从事直接的体力劳动，转做比较高级的家教代理。基本上体现了将管理学课程学以致用的精神。邓公南巡以后，商品经济热潮突然暴涨，当时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作为掌握先进的经济理论的专业人士，我很鄙夷当时还在包场电影、搞旅游、开舞会的同学，档次上不去，挣了钱都丢人。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已经从务实走向了务虚，从现货走向了期货。 不知道从哪里起的头，我们系突然开始倒腾钢材和夏利，一出去都牛B烘烘的，“兄弟，要钢材要夏利找我，给你抽成。” “上个月，好几车皮钢材砸手里了，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八折。” “要夏利、大发，我有路子，我跟他们老总秘书的外甥铁磁，哦，什么，你就是那个外甥？” 后来就卖乱了，至少把半个学校都卷了进来，谁都号称手里有货，而且一嘴的专业术语，特能唬人，但临了谁也没卖出一个轱辘去。 我决定另辟蹊径，向无辜的老区人民下手，我给我爸、我姐发了英雄帖，让他们在当地给我联系业务，并郑重地叮嘱他们要当作一件事业来做，我们家的未来就指着这个了。 没多久，我爸就有了反馈，说把县城里的铁匠铺都联系了一圈，估计要个百十斤的铁没问题。当时就把我给气坏了，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不论斤卖，我们论车皮卖。 后来，有一次老乡聚会，我搂着一个漂亮的女老乡翩翩起舞，意乱情迷，正考虑是否要有实质性行动的时候，女老乡突然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同学，钢材要吗，夏利要吗？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商品经济生涯，其实我从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微乎其微，搞商业演出的时候连自己的票钱都没挣回来；乱贴广告被罚过款；卖的书包根本就是假冒伪劣，要是被告到校卫队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做家教中介推荐的净是老乡和同学，不仅不给中介费还要请他们吃饭……而当时最稳定的收入其实是稿费，因为我姐在一家报社，老给我假公济私。于是我对自己的商业才华有了一些怀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多的肯定。 晚上，熄灯，大家开始卧谈会，在探讨了经济形势、业务状况和未来走向以后，有位兄弟长叹了一声：如果可以挑选一种死法，我希望是被钱砸死的——我说的是美元。而我的理想却突然发生了质的升华：与其被美元砸死，还不如做个艺术家被饿死。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的同学们继续倒腾车皮、走私汽车、石油换食品、食品换核潜艇、跨国结婚、收购微软、重建世贸大厦…… 而我默默地做了三张伟大的唱片，最后一张《拉链门事件》终于可以公开发行，著名乐评人说我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所以当然还是没钱，还只能拿理想说事儿。 老天有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还是被钱砸死算了。 注：那一年，1991—1993，关键词：大款、倒爷、邓公南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徐磊
那一年历史的拐角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后现代问题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较多贡献。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历史好像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察觉，它就在默默中转变了方向。这时的历史的拐角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有的时候，历史大张旗鼓地追求它的宏伟的目标，好像一切都近在咫尺，但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的拐角，历史却从此转换了方向。历史的拐角的神秘 和宿命感往往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迷惑不已。人们好像对于自己的命运根本无法把握，就好像马克思所言的：想走进这间房，却意外地走进了另外一间。人生的状况往往如是。 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一个历史的拐角好像突然出现了。当时好像在十年中积累的全部热情和期望都变成了一套浪漫的幻想在一个时刻喷发了出来，我们好像突然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时刻。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华丽的言辞和巨大的行动。那时我是一个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正好沉醉在文学“先锋派”的潮流之中，也正经历了思想从八十年代流行的“启蒙”中脱出的过程，似乎对于一切改变历史的“高峰体验”都有一种其实同样天真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对于历史的大戏剧的诱惑仅仅只有一点好奇心。但当时的许多朋友都被能参与甚至改变历史的宏伟的景象所吸引，他们发表宣言，宣告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他们彻夜开会，将宏伟的街头运动和神秘的内幕莫名地连在一起；他们的确想象明天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颠倒过来。 我记得我的同学朋友卫国，原是个诗人，已经在先锋诗歌界小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