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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川晋升为市，省里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只待下月省人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多了起来，比平时更显忙碌、紧张，大家的脸上也增添了一些抑制不住的昂扬、兴奋。
全县最忙的自然是尤卫红。
县升市，对他来说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熬了多年的县处级，也该升做厅局级了，住房、医疗、坐车、出行他都可以享受高干的待遇。
更让他欣慰的是，他可以以厅局级干部的身份皇而堂之地调入省府，结束跟妻子高云的牛郎织女生活，安度后半生的天伦晚年了。这应该说是天从人愿，如愿以偿。然而千头万绪的工作，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他协调、动员、布置、解决，一点不能疏忽大意。他也时时提醒自己，越是忙碌，越不能掉以轻心，事事必须深思熟虑，万无一失，争取不出任何偏差，宁愿自己少睡觉，少休息，掉十斤肉，也要坚持把工作做好。所以尽管他高兴，但他却顾不上高兴，被工作压得高兴不过来了。
上午他又去了修路指挥部，要求公路必须在十一月底以前竣工通车，以崭新的道路迎接市人大会议的召开。
那是博川县升市的第一次人大会议，省领导将会亲临指导。“同志们，这是博川的喜事，是全县——不久就是全市人民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大干特干，完成公路的修建。我们将请省领导，各兄弟市、县领导乘车经过这里。这是博川改革开放的又一建设成果。”他情绪激昂，很有鼓动性。接着他感情凝重地说：“年轻的同志也许不知道，十多年前，胡耀邦同志视察过这里，他提出博川要富起来，必须要先修路。胡耀邦同志曾经为修好这条路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现在我们可以欣喜地告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博川的铁路已经通了，省级公路也即将修好了，博川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经济将会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将会不断地提高。”
大家热烈鼓掌。可是指挥部的总会计师，也是副指挥长的杨代齐却提出必须追加工程预算，否则无法如期完工。
这项工程最初是以两千三百万元投标，做到一半，他们说，原设计的一号沥青质量太次，铺到路面不能保证质量，必须改用高级沥青，追加工程预算四百万元。
尤卫红考虑，修成一条高质量的公路造福博川人民，也是千秋功业，不应马虎凑合，是该标准高一些，让来往的人看着顺眼，走着顺心。他跟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同意了追加款项。没想到工程做到这关键时刻，他们又提出要追加预算，这次追加的数目更大，竟要五百万元。追加的理由很多，看起来哪一条都重要，仿佛不这么干就不行。
尤卫红为此伤透了脑筋，上面的调拨款，县财政收入，加上各地的集资款、赞助款，全都用在了公路的建设上了，哪里还拿得出这五百万元？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怀疑他们以此为要挟，出难题，迫使县里增加预算，以达到他们获取暴利的目的。
尤卫红从一开始就隐约感到，负责工程的那帮人好像总想搞点什么名堂，多挣一些利润。所以他及早采取了防范措施，让他们不能偷工减料，不能代用农民马虎施工。尤卫红想，他们是不是因为在工程上不能做假，感到吃亏，不甘心，而要千方百计增加预算，从明处硬要捞走一大笔？他有这个怀疑，必须找到根据才能有的放矢，揭穿他们的目的。他认真仔细地逐项逐项地审查、计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跟他们商讨，希望能发现漏洞，找出破绽，驳回追加预算。但他终究不是专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很难对付得了。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财富，岂容轻易流失。他不甘心，也实在痛心，可又没有办法，令他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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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母亲的辛酸（7）
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县人大的几个老同志又来找他，询问市容美化包装工程是怎么回事？县政府怎么跟广告公司合伙做生意，到各单位强收强卖？老同志不太讲客气，说的话有些难听。
有的还郑重地掏出小本本，瞅着上面的记录说：广告也卖得忒贵，一米见方的护栏七千元，一米五见方的立柱一万元……跨街灯箱八万。都用的什么材料，不就是铝合金架子加上两块玻璃，要这么多的钱，忒黑！
有的仿佛暗示着什么，问尤卫红：听说是以你儿子的公司为主？
还有的问：县政府到底能得多少好处？
有的干脆直言：下面各单位怨声载道，纷纷跑到县人大告状，说尤县长应该晓得我们的难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出，还叫买广告，我们又不做生意，又不推销产品，要做什么广告？这不是明明变着法子搞摊派，逼我们出钱！
尤卫红耐心地听完老同志的意见，耐心地尽量详细地作了解答。“各位老领导，这里有些误会。我向你们保证：县政府绝对不跟任何商业、企业公司合伙做任何买卖，包括广告。我也保证，县政府绝对不利用广告搞摊派，逼迫下面单位出钱。县政府不沾一分钱的好处。我儿子是参加了这个工作，他是应晨光广告装饰公司的请约，帮助他们做一些协调工作。晨光公司承包这个工程，不是我一人的主观决定，是县委常委开会集体定下来的，主要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博川人，想为家乡作些贡献，主动提出不要县里投资，先做工程，后收工程款。”
老同志尖锐地指出：实际尤立明已亲自披挂上阵收钱，直言这是县里的统一安排，据说收走的钱已经不少，有好几百万。老同志说：“尤县长，你替博川人民想想，博川多大的一块地方，整个县城只有十多万人口，他们一下就拿走了几百万，难道要挖地三尺，把博川掏尽抠干？一米一块护栏，两米一个立柱，一百米一座跨街灯箱，把整条路塞得满满的，这是美化？包装？连一点空间都没有。坦白地说：我瞅不出美化了什么？倒觉得堵得慌，想出口气好像都有些困难。”
另一位老同志说：“那个总经理为家乡作贡献，为什么这样急着要钱？为什么广告灯箱卖得这样贵？为什么采取分配的方法，不是自觉自愿？机关单位、企业商店要做，个体户、农村专业户也要做，人家有多大的资本，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来做广告？这是为家乡作贡献？”
尤卫红大为震惊，觉得这里的问题十分严重。他当即表示感谢老同志的关怀，倾听群众的呼声，及时反映情况。他一定亲自过问了解，妥善处理。
老同志一走，尤卫红立即约见晨光公司总经理席晓星，并叫尤立明也参加。席晓星应召而至，尤立明却未到。尤卫红也不等他，便先询问席晓星的情况。
“尤县长太忙，我早就想给你汇报。”席晓星早有准备，拉开牛皮手包，拿出准备好的材料，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关于卖广告的作法，她说的跟老同志反映的不一样。她说，首先由县里开会动员，而后由各家自愿认购。有的人缺乏广告意识，她手下的人只是多做了一些耐心说服工作，并无摊派、强卖现象。关于收款，她谈了三种情况，一是积极支持美化包装工程的，交款也积极迅速。二是能认识美化包装的意义和必要性的，愿意交纳款项，只是手头暂时紧缺，还需等待一些时间。三是暂时思想没有转过弯来，对这项工程不理解、有抵触。
她希望尤卫红能亲自出面，召开一个专门会议，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她说：“广告意识在国外很强烈，人们争相竞做。我们国家广告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像博川这样的县城，人们这种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有一定的难度，还得请尤县长大力支持。我们也了解，尤县长在群众当中威望很高，没有不佩服、不敬仰的。如果尤县长在百忙当中挤出一点时间过问这件事，我敢保证，中山路的广告灯箱也会很快销售一空。同时我也保证，一定在新的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全部亮灯，让博川全部亮起来，以一副全新的漂亮面孔迎接省里的领导和来自各方面的宾朋，给世人一个惊喜，这也是县领导，当然主要是尤县长的政绩。”
尤卫红从她的话里已经明确地感觉到她在拉他，争取他的支持。
席晓星最后才谈广告价格。“尤县长，我们的广告价格比上海、北京的低得多。”
尤卫红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能跟北京、上海比。博川就是博川，小地方。”
席晓星说：“当然没有按照上海、北京的价格，那里像我们的一块护栏灯箱广告要两万，我们才七千，差得远去了。”她莞尔一笑，“可我们的材料、设计水平、质量都跟他们一样，画面内容健康充实，全国一流水平。我花的成本几乎跟销售的价格差不多，没提什么利润，没挣博川的钱。尤县长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把成本材料账本拿来，详细算给你看。”
又是成本、材料、质量！尤卫红立刻想到修路工程追加的预算，他们两家的说法，理由如出一辙。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工程承包者们惯使的手法？他们像高明的钓手，先抛出一个香饵，给你这种“优惠”、那种“便利”叫你上钩，一旦把你钩住钩牢，他便掏出利刃狠狠地进行宰割。他凝眸注视着席晓星，看表面她文雅秀气，年纪轻轻，应该说未到“老奸”，怎么也学会了这套生意场上的手法变成“巨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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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母亲的辛酸（8）
“席总，价格问题，我叫物价局的人再跟你磋商。博川是个穷县，负担太重承受不了。”
“尤县长，这都说好的价格还磋商什么！”
“说好的？什么时候说好的？”
“尤县长忘了：那次开会县里说省里有人下来检查，要求我争取在‘十一’前亮灯。我当时在会上就把价格说了，邬书记、靳部长都说只要合理就行，相信我不会‘黑’县里要价太高。事实也是这样。你当时不知什么事没有参加会议。我这里都做了记录。县委办公室、县政府秘书都作了记录，这还错得了。”她含笑望着尤卫红，仿佛有说不尽的苦衷，“尤县长，我可是拼着小命给县里办事，赶在‘十一’前亮灯，完成解放路的包装工程。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几百个广告灯箱，我是博川、上海、北京、省城几地轮流跑，日夜连轴转。我们的工人大热天加班加点，白天黑夜不停地干。任务完成了，省领导也检查表扬了，你这时提出价格高的问题，这叫我怎么接受得了？我的投资、成本都花出去了。尤县长，你不会硬要弄得我在博川赔工、赔料、赔时间赔精力，最后连本钱都赔了？”她一脸的委屈，但话里仍然带笑：“尤县长，你在我面前是长辈，又是领导，你不会这么狠心，让我太作难吧。”
看来席晓星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价格也动不了。尤卫红望着面前的笔记本，深深地思虑起来。觉得这样让工程承包人牵着鼻子走，自己处在应付、受要挟的被动地位实在不是办法。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切实摸清情况，调查清楚，采取有效对策。他觉得，席晓星的这些账目还好算一些，难算的是修路工程，那方面技术含量较高，有的还得动用专业仪器测算，必须要专业人才。博川没有这方面的专家，省里恐怕会有。是不是该给高云打个电话，叫她帮助打听一下。
晚上，尤立明回家见他爸。房里一片漆黑，尤卫红还没有回来。他开了灯，在桌上、柜子、床头各处翻了一遍，没有发现他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他愿意看的书报杂志，便开了电视，搜寻各个台的节目。没有他中意的，便扔下遥控器，拨通了省里的长途。
“妈，是我！”
高云听见叫妈，知道是儿子，喜欢了一下，但随即就是担心，怕他又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忙问：“你没事了吧？”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你就放心睡觉，做个好梦。”他高兴地说，躺在沙发上，脚跷得老高，“妈，你猜杨放怎么说你？杨放说你的本事比我爸大十倍，简直可以起死回生，力挽狂澜，这么棘手的事情说摆平就摆平，一句话就能风平浪静、万事大吉，听说连证据材料都烧了，还都心悦诚服。妈，你真了不起，真是神通广大。杨放说你大概找了绳纯。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让他猜测好了。我琢磨，绳纯出面也不一定会解决得这么快。你一定是找了什么通天人物，要不然哪有这么大的权威，这么赫赫显灵，一个电话，把正在准备申诉的案子一下就摆平了，干净利索，就像从来没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样，好得不能再好了。妈，我都不晓得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能办事。妈，你真是了不起的好妈妈，伟大的妈妈！”
高云并没有他这么高兴，说：“这不是我的本事，是她……愿意。”
“我知道。你不找到关键的人，她会愿意？妈，你知道吗，她告我那会儿，我听人说，她恨得都想咬死我。”
“你得感激她，不要再惹什么事。”
“我听你的，妈！”
“我过几天到博川去。”
“妈，你快来，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乐一乐，我请你。”
“你爸呢？”
“还……”他正要说“没回来”，可回头一看，尤卫红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现正站在背后哩。他忙对话筒说了一句：“我爸刚回”，就把电话递给了他爸。
尤卫红说：“立明刚才说要乐一乐，庆祝一下，什么事这么重要？”
高云的语气丝毫听不出高兴，倒显得有些悲凉，“我过几天去博川。”
“你怎么啦，不舒服？有什么事？”
“我有事没事你也管不了我。我心里知道，你现在只记得你的工作，把家、把我全忘了。”
“哪能呢！我可以忘了我自己，也决不会忘了你呀！”
两口子说了几句私情话，尤卫红话头又转到他关心的问题上：“高云，你抓紧这两天时间打听一下，省交通厅有没有搞公路审核检查的机构。如果有，你帮我联系一下，能不能请他们帮助我们把博川公路审查一下。”
“卫红，我还没去博川，你就给我安排任务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回去？”
尤卫红立刻亲切柔和地说：“我哪敢安排我的局长夫人任务，我是求领导帮忙。博川公路又要追加预算，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尤立明在一旁听着，见他挂了电话，忙插嘴道：“爸，你也死心眼儿。博川升市，千载难逢，多花俩钱修一条公路算什么，又没要你掏腰包。你还让我妈到省交通厅打听审核复查的事，叫我妈去受这个累。省交通厅没有这么个机构，他们自己想核查还要到交通部请人求援。爸，那是非常麻烦的事，一般请不来。全国修路的那么多，忙得过来？就是请得动他们，也不是两三天的事，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你就好好歇着，别多操这分空心，不就是多花一点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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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母亲的辛酸（9）
“多花一点钱？好几百万，是‘一点钱’吗？”尤卫红盯着他的脸，仿佛他就是提出要追加预算的杨代齐，“原来他们知道核查困难，就黑着心肠瞎加价，说得好听：追加预算。实际是挖国家的墙脚，宰国家一刀。”他愤愤然：“国家的钱，国家哪来的钱？都是人民的钱，是你我的钱，我们都有份。办事也得公道，有点良心，不能逮着机会就狠宰一刀，这还有一点职业道德吗？”他想到席晓星也是逮着机会要狠宰一刀的架势，更有些气愤难抑，对尤立明说：“你认为我固执、死板，不合时宜？我告诉你，我永远不合这样的时宜！”他话锋一转，问道：“你在忙什么，怎么总找你不到？”
“我事多。”
“你就有那么多的事？找你几次，回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爸，你找我，我有天大的事也会回来呀！我有时外出，不在博川，你传呼不到。”
“我问你，你和席晓星是怎么回事？”
“没事呀。”尤立明试探着注视他爸。
“没事？你打着县政府的旗号，亲自为她收钱，可是真的？”
“她是外地人，人家不相信。”
“她做得公平，谁不相信！你这么一弄，人家还以为你和她合伙。你拿她多少好处？”
“爸，我知道，你就是听了县人大那几个老东西瞎叨咕什么来着。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只知道说三道四，净捣乱！”
“你胡说些什么！”尤卫红喝住了儿子，“无风不起浪，人家有根据。你说，你拿没拿席晓星的好处？拿了多少？”
“我没拿。”
“你不要嘴硬。”尤卫红瞪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