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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伯日记：前言。
我名叫所罗门·陶伯，我是个犹太人，行将去世。
裁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它既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也没有什么串要我去做。我
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无成效。我所见到的恶人，依然健在并
飞黄腾达，而唯独善良的人都化为尘土并备受嘲弄。我熟悉钓朋友们，那些受难者
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独那些迫害者却仍在我的周围。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们
的面孔，晚上我见到早巳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仅是为了
还想再做一件事，还想再看一件事，而现在我知道这是永无可能的了。
对德国人民，我没有仇恨或怨愤，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恶的，只有
某些个人是邪恶的。英国哲学家柏克说得对，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起草对一整
个民族的起诉书。”不存在集体妁犯罪，因为据圣经记载，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哥
摩拉，包括那里的妇孺，因为那里的男人罪恶过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人，
因为他是正义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见犯罪，正如得救一样，都是个人的事。
当我走出里加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时， 当我从走向马格德堡妁“死亡行军”
中幸存之对，当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士兵在马格德堡解放了我的肉体，而我的灵魂
却仍然在桎梏之中时，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树木、岩石， 因为它们共
谋算计我，使我受苦受难。但我最恨的是德国人。那时我质问，正如在那之前的四
年中多次质问过的： “为什么上帝不打倒他们，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房屋从地面上永远摧毁。上帝没有这样做，我也仇恨上帝，
我哭诉上帝舍弃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导我们相信是他的选民。我甚至说上帝
并不存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学会了爱， 爱岩石和树木，爱头顶上的天空和
流过城市的河流，爱迷途的猫犬， 爱生长在石隙间的野草， 爱那些在大街上由
于我长得太丑陋而躲开我的孩子。它们是无可指责的。法国古谚说： “理解一切
就是宽恕一切。”当一个人能理解人民，理解他们的幼稚可欺和他们的恐惧，他们
的贪婪和他们对权力的欲求，理解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叫嚷最烈者的驯从，他就能
宽恕了。是的，他甚至能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不能忘却。
然而有些家伙，他们的罪行令人无法理解， 因而也无从宽恕，真正的失败就
在这里。他们仍旧在我们之中，在城市里自由来往，在办公室里办公，在食堂里吃
饭，微笑，握手，称呼体面人为“同志”。他们居然能作为很体面的公民，而不是
逃犯，继续生活下去，致使整个民族永受其个人罪恶的玷污，这就是真正的失败。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你们和我，我们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最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敬爱上帝了，并求主饶恕我干的许多违反主的戒
律的事情。
听着，以色列人啊，上帝是我们之神，上帝是唯一的。
（陶伯的日记一开始用二十页叙述他在汉堡出生和童年时代，他的工人阶级的
立过战功的英雄父亲，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不久父母的死亡。在三十
年代末期，他与一个名叫伊斯帖的姑娘结了婚，并当了一名建筑师。由于他的雇主
的干预，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才免于被集中。最后，在柏林被捕，当时他正去找一
个委托人。他在一个中转营地呆了一个时期后便同其它犹太人一起被装上运牲口的
车厢驰向东方。）
火车最后在一个车站上停住了，这个日期我实在记不起来，我想那是我们在柏
林被关进车厢整整六天六夜之后，突然火车不动了，一缕白光告诉我外边是白天了。
由于精疲力竭和恶臭刺鼻使我头晕脑胀。
外面有人喊叫，有拉开门闩的声音，车门打开了。反正我当时也看不见我这个
原先是穿着白衬衫和熨得笔挺的裤子的人的模样。 （领带和外套早就甩在地上了。）
别人的视力也相当糟糕。
当明亮的光线射进车厢，人们抬起胳臂遮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看见车
门才打开了，便紧闭眼睛以免刺痛。这伙散发恶臭的人群乱哄哄地涌向月台，互相
挤压，车厢空了一半出来。我一直是站在车厢的后半部，一面正靠在设置在车厢中
半腰的车门，所以躲开了这场拥挤。虽然强光剌目，我还是冒险半睁一只限，直接
踏上了月台。
那些开车门的党卫军警卫，是些一捡卑鄙相的粗鲁家伙。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
的语言叽哩咕噜地吆喝着，带着厌恶的表情直往后靠。车厢里有三十一个人横七竖
八地躺在地板上，受人践踏。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起来了。余下的人，饿着肚子，半
睁着眼睛，衣衫褴搂，从头到脚散发着臭气，挣扎着走向月台。干渴使我们的舌头
与上腭粘在一块，发黑而肿胀，嘴唇也干裂了。
月台那一头，四十节来自柏林的车厢和十八节来自维也纳的车厢，正在卸下乘
客，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许多妇女和绝大部分儿童都是赤身裸体，粘满汗污，
跟我们的模样一样糟糕。有些妇女跌跌撞撞爬到阳光底下来时手里正抱着她们的已
经死去的孩子。 向城里进发之前，警卫在月台上跑来跑去，用棍棒驱使这些流
放犯排成队伍。是座什么城市？这些人讲的是什么语言？后来我发现这座城市是里
加，这些党卫军警卫是当地招募的拉脱维亚人，他们与德国党卫军同样疯狂地反对
犹太人，不过这帮人要更愚蠢得多，干脆是些人形野兽。
站在这些警卫后边的，是一群畏畏缩缩穿着肮脏衫裤的人，每人胸前背后有一
方块黑布，上面印有一个大大的“Ｊ”字。这是来自犹太区的一支特别劳动队，任
务是清除牲口车厢里的死人并运到城外去掩埋。他们也有人监督，这六、七个监督
的人胸前背后也有“Ｊ”字，不过他们都带有臂箍，拿着镐把。这些人是犹太犯人
警察，为了他们干的这门差使，可以得到比旁的犯人好一点的食物。
有几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站在车站的遮阳篷下面，我只是在眼睛习惯了光亮后才
看清了，他们其中有一个高高站在一只货箱上，观察着从火车里下来的这几千个人
骨架子，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他用一条皮条编成的黑色马鞭轻轻敲着过膝的
长靴。他穿着带黑色和银色党卫军徽饰的绿军装，非常合身，仿佛专为他定做的似
的。右领上戴着部队队党卫军的两道闪电的标志。左领上的军阶表明他是上尉。
他的身材瘦长，灰暗的黄发，一双无神的蓝跟睛。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狂热的
虐杀狂，早有“里加的屠夫”之称，后来盟军也用这个名字称呼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希特勒的一百三十个师，分成三个集团
军，越过边境入侵俄国，跟着每个集团军后蜂拥面至韵是党卫军清除队。他们根据
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指令，清除广阔的军事占领区内的共产党委员和居住
在农村的犹太人，至于居住在城区的犹太人，则谈圈入每个地区首府的犹太区，留
待以后“特殊处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军队占领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第一支党卫军突击队于
该月中旬进驻。党卫军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于一九四一年八
月一日进入里加，并开始执行清除计划，使奥斯特兰（这是对被占领的波罗的海三
国的重新命名）不再存在犹太人。
柏林决定把里加作为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死亡前的中转营地，一九三八年
德国有三十二万犹太人，奥地利有十八万，一共五十万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时，
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已被处置，主要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集中营，著名的如萨克森
豪森、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吕克、达豪、布痕瓦尔德、贝尔森以及波希米亚的特列
森城等。但集中营愈来愈过于拥挤，鉴于隐蔽的东方似乎是消灭多余的人的一个理
想地点，于是就着手扩建或创建奥斯威辛、特来勃林卡、伯尔则克、索必博、凯尔
姆诺和梅丹奈克等六个死亡营。
在这些死亡营建成之前，必须找一个地点能尽可能多地处决掉这些人，并把剩
余的“储存”起来。里加被选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间，约近二十万纯粹是德国
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被运往里加。八万人留在那儿，全部死难。十二万人继续运往波
兰南部上面提到过的六个死亡营，有四百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图特霍
夫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陶伯是从德意志帝国运往里加的第一批，
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后三点四十五分到达。）
里加的犹太区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是里加犹太人的聚居区。我到
那儿的时候，他们只剩下几百人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在罗施曼和他的副手
克劳斯监督下，根据上面的命令，消灭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犹太区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开阔的乡村。沿着犹太区的南边是一堵墙，
其他三面则用多层铁丝网严密封锁。在北面有一座大门，这是出进的唯一通道。大
门由驻着拉脱维亚党卫军的两座宁望台卫护。从大门直通犹太区中心到达南墙的一
条道，叫小丘街。街的右边（对着大门从南往北看）
是锡广场，那是在点名时挑人和处决人的地方，即挑选苦役队的人，执行鞭刑
和绞刑等等。广场中心树立着绞刑架，上有八个铜钩，常备的绳套在风中来回摇荡。
每天晚上绞刑架上至少吊着六个不幸的人，经常这八个吊钩必须连续绞杀几批，才
能使罗施曼对他的日课感到满足。
整个犹太区肯定不到两平方哩，在这个方圆内曾住过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
在我们到达之前，里加的犹太人（至少还剩两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扫瓦砾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批五千刚出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住在里面，还是宽敞的。但我们到达
后，人还一天天不断运来，直到这个犹太区的人数猛增到三万至四万之多。所以每
当运来一批新的，就要从原来的居住者中处决一批，其数量恰好是等于新来的幸存
者，以便给新来的人腾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么过分的拥挤，就会使我们这些人中的劳动力的健康受到威胁。
罗施曼更是不愿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在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筑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间房，睡
在真正的床上，把帘子和外衣当毯子用。我隔壁房间的邻居，在一个大水桶里喝足
了之后说，情况也许不至于太坏。我们还没碰上罗施曼呢，当夏天转换为秋天，秋
天转换为冬天时，犹太区的状况变得更坏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
因为到达这里的妇女和小孩被处决的要比适合服劳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脱维亚
人的抢托的敲打下，被赶到锡广场集中，开始点名。实际上一个名也不点，只是数
数人头，分成几个劳动队。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队离开犹太区到
邻近大批新建的车间去进行十二小时的强迫劳动。
我早先曾说自己是个木匠，这是不真实的。不过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见过木匠
干活，也完全了解怎么干。我猜测——并且猜对了——木匠总归是需要的，我被送
到邻近的木材场劳动，在那里把当地产的松树锯开，为部队预制临时营房。
工作极其劳累，足以摧毁一个壮汉的筋骨，因为无论冬夏，我们大部分时间是
在拉脱维亚沿海低洼地区又冷又潮的室外劳动的。
我们每天的口粮是：早上出发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谓的汤，主要是着了色的
水，有时里头有那么一疙瘩土豆。晚上回到犹太区，又是半公升所谓的汤，加上一
片黑面包和一个发霉的土豆。
对于把食物带进犹太区的处分，就是晚点名时在锡广场马上当众绞死。尽管如
此，冒这种危险却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每天傍晚当劳动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进入大门时，罗施曼总是和他的几个
同伙站在入口处，对进来的人作现场检查。他们可以随意叫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
命令他离开队列在大门旁边把衣服剥光。如果从衣服里找到一个土豆或一块面包，
那么当其他人走向锡广场进行晚点名时，这个人就得留在后面。
大家集合完毕后，罗施曼就昂首阔步地走来，后面跟着党卫军警卫和十来个倒
霉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绞刑台，脖子上套着绞索，等待点名结束。然后罗施曼沿着
绞架走过，向他头上的那些面孔龇牙狞笑，并且逐一踢去他们脚下的椅子。他喜欢
在临死者的当面干这一手，使他们能看见他。有时他假装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后
一刻又把脚缩回来。
当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颤抖——以为自己已经吊在绞索上，实际仍旧站在
椅子上——就纵声大笑。
有时受刑人会祈祷上帝，有时他们会喊着求饶。罗施曼喜欢听这个。他假装自
己有点聋，竖起耳朵问道：“你能大声点吗？你说了些什么？”
他踢掉椅子——它实际上更象一个木匣子——之后，就转过头来对同伙说：
“天哪，我真该有一个助听器。”
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爱德华·罗施曼变成了恶魔的化
身。他干什么都是花样百出的。
当妇女带食物进来被抓着了，她首先得看着男人被处绞刑，特别是碰上其中有
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后罗施曼让她在我们面前跪下（我们沿广场的三面排列），由营地的理发师
剃光她的头发。
点名完了之后，她就被带到铁丝网外面的墓地，让她掘一个浅坑，然后跪在坑
边， 罗施曼或旁的党卫军用手枪顶着她的后脑壳开一枪。谁也不让去看这种行刑
的场面，不过拉脱维亚的警卫漏出一些风声说，他时常让子弹在妇女的耳朵边擦过，
使她囚惊恐而掉进坑里， 然后再爬出来跪在原地。
有时他开空枪，只不过咔嚓一响，而这个妇女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些拉
脱维亚人都是些凶残的家伙，但罗施曼搞的这些把戏却使他们震惊。
在里加有那么一个姑娘，自己冒着危险来帮助囚犯。她名叫奥莉·阿德勃，我
相信她是从慕尼黑来的。她的姐姐杰达因带食物进来已在墓地被枪毙了。奥莉是一
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罗施曼的垂青。他收她当小老婆——正式的名义是女仆，
因为一个党卫军与一个犹太姑娘是不许存在那种关系的。当她被允许到犹太人居住
区来时，她经常偷带一些药品来，这是她从党卫军库房里偷的。这种串当然要处以
死刑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们在里加船坞的船上干木工活的耐候。
在一个冬末，我确信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饥饿、寒冷、潮湿，过度的劳役和经
常的肆虐把我健壮的体格折磨成皮包骨头。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已是一个眼边
红肿，两颊下陷，形容憔悴、毛发稀疏的老头了。我才刚到三十五岁，看起来年纪
要长一倍。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亲眼见到数以万计的人被送往森林里的万人坑，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冻馁和过
度劳役，数以万计的人死于绞刑、枪毙、鞭笞和棒杀。甚至在活了五个月之后，我
就算是多活了。我刚上火车时显示出来的那种生存的意志消失了，我现在不过是在
机械地过着迟早非完蛋不可的日子。然而在三月间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获得了活一
年的意志力量。
我现在还记得住那个日期。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杜拉门德输送车”第
二次光临的那天。
在此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