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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积极推动律师制度的确立。1912年5月13日，新任司法总长王宠惠在参议院第五次会议上对建立律师制度进行了说明：“近今学说以辩护士为司法上三联之一，既可以牵制法官而不至于意为出入，且可代人之诉讼剖白是非，其用意深且远也。且以中国现状而论，国体已变为共和，从事法律之人当日益众。若尽使之为法官，势必有所不能。故亟宜励行此制，庶人民权利有所保障，而法政人才有所展布。此关于辩护制度之所以亟宜创设者也。”〔6〕
1912年9月16日，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北京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法。与清末将律师作为官职不同的是该法确定律师是自由职业的身份，符合近代律师发展的潮流，减弱了政府对律师的控制。律师不得兼任公职，不得经营商业。同时，为保证法律救济的正常进行，章程规定为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当事人提供合适的法律救助，受法院指派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不过，受礼教的影响，该章程还有一定局限性，如规定女子不得担任律师等。自此，近代律师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其后民国律师制度仍然是在《律师暂行章程》的基础之上发展、演变。以《律师暂行章程》为中心，北洋政府还陆续颁布了《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律师应守义务》、《律师考试规则》、《复审查律师惩戒会审查细则》，初步建立了包括资格、考试、职责、惩戒等比较全面的律师制度。各地律师及律师职业团体发展较快，他们积极参与到各种诉讼及非诉业务中去，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改变了洋律师一统天下的局面，展示了中国律师的奕奕风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7年公布了《律师章程》及《甄别律师委员会章程》，并在1941年实行了《中华民国律师法》。这些法律以《律师暂行章程》为基础，完善了原有的律师制度，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律师检核制度及律师应该遵循诚实信用、积极维权、交往回避、消极诉讼等职业道德，建立律师公会和律师自治制度。规定在一地地方法院登录的律师满十五人，可以在该地设立公会，不满十五人，可以加入邻近法院所在地的公会或与邻近法院所在地共同组成公会。律师个人不加入律师公会不得执行职务。律师制度的完善使律师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3年，全国律师协会总共有七千六百五十一名注册会员”〔7〕。
律师制度在民国初年建立后，出现了一批著名律师。这些律师，以维权为己任，不怕邪恶势力，不畏高官强权，仗义执言，维护公理，成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如劳动者的律师施洋，法政学校毕业后，与武汉法学界同仁组织法政学会，不畏强权为劳工权利疾声呐喊，投身反抗暴力第一线，被反动军阀杀害。董必武先生题诗称赞“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又如著名律师史良女士，上海法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立志“作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1931年在上海开业任律师，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办理营救邓中夏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多起案件。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组织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11月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沈钧儒、李公朴等六人，此即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后来在大批著名律师抗议和斗争下，法院被迫于1939年1月裁定撤销了对“七君子”的起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女士任司法部首任部长。
再如鼎鼎大名的章士钊大律师，早年以《苏报》主笔名满天下。在1933年陈独秀被控叛国案中挺身而出，自愿为陈独秀义务辩护，他在法庭辩护称“至若时在二十世纪，号称民国，人民反对政府，初不越言论范围，而法庭遽尔科刑论罪，同类无从援手，正士为之侧目。新国家之气象，黯淡如此，诚非律师之所忍形容”，“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8〕坚持陈独秀等人无罪。辩护词据法力争，逻辑严密，传诵一时。
律师制度确实能在司法机关不依法办事时，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在当时引起轰动的《新生》周刊事件中，律师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5年5月4日，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在《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各国皇权制度，谈及日本时说：“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而行，其实早已作不得主”，并且认为“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日本侵略者早就对该刊十分恼怒，于是日本驻上海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政府封禁《新生》周刊、严办《新生》主编杜重远和该文作者易水。国民政府为息事宁人，指令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按照日本人要求审理此案。1935年7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妨害国交罪”，判处《新生》主编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同时裁定剥夺被告人上诉权。判决公布后，上海律师公会向监察院、司法院、司法行政部呈文，称法律赋予杜重远的上诉权不得任意剥夺，最高法院应该纠正违法行为，受理上诉。尽管这次审判是当时国民政府迫于日本政府的淫威而进行的，完全是政治审判，而不是法律审判，但在1935年9月，最高法院还是不得不撤消了不许被告人上诉的裁定。这些律师以其深厚的法学功底、高超的辩护艺术、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维护了司法的公正，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律师制度也开始建立。但由于认识失误，当时的律师业只是昙花一现。到1979年，痛定思痛，律师制度开始重建，并逐步摆脱不应有的行政束缚。近年来，在律师这个行业中间，成长起来一批为公共利益而战的律师。他们注重法律服务的社会价值，敢于担当，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律师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在生活中，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被誉为“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的张思之〔9〕律师激情澎湃地说：“真正的律师，必有赤子之心：纯正善良，扶弱济危；决不勾串赃官，奔走豪门，拉拉扯扯，奴颜婢膝；决不见利忘义，礼拜赵公元帅，结缘市侩，徇私舞弊；他自始至终与人民大众走在一起。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人们会在新的发展中呼唤着优秀律师的涌现，以便构建起中国律师制度的富丽殿堂。”〔10〕
注释：
〔1〕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3〕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919页。
〔4〕雪堂：《司法独立之缺点》，登载于《法政杂志》，1911年第6期，第69～71页。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55～74页。
〔6〕罗志渊：《近代中国法制演变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413页。
〔7〕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8〕孙国栋主编：《律师文摘》，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208、209页。
〔9〕张思之，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他曾为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多起重大案件辩护，以强烈的使命感屡败屡战，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10〕张思之：《我的辩词与梦想》，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
启功先生书法的得与失
？ 蔡永胜
2005年6月30日，媒体报道了启功先生去世的消息。启功先生生前在文博界、书法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名声，而今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应该说是圆满地走完了一生。一个人总是要离开世界的，以高龄离开世界就值得庆幸，当然，我们希望启功先生活得更高龄些，对一个搞书法的人来说，启功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
启功先生人品极好，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但人品好并不一定书品就不可挑剔，启功先生已经作古，其书法留在人间，就有了独立于人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他的人品对于学习书法的青年们来说不重要了，单独地分析其书品就很有必要。我对启功先生的批评目的当然也是我对书法批评的态度——为了使他的某些坏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么哪些是启功先生坏的影响呢？当代有影响的书法家中某些人所造成的坏影响不是比启功先生更明显得多吗？古代书法家就没有坏的影响吗？问题也就归结为，我们如何评价一个书法家的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标准是什么？在对启功先生的书法批评之前，先说明我所谓好影响与坏影响的标准。
首先是宽博的标准。这是书法作品所具有好影响的第一个标准，哪怕书法作品有明显的缺陷，但如果能够宽博，那么它就能带来好的影响。例如元魏（北魏、东魏、西魏）的碑刻书法，我们容易发现其明显的缺陷，但魏碑书法宽博，所以我们学习北魏人的书法（北魏碑刻在魏碑中最为杰出）所受的坏影响很小。但唐楷的坏影响比北魏人要大得多，原因不在于唐楷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在追求实用性对称美的意义上它们简直是完美的，但由于它缺乏宽博，坏影响就比较大，表现在习唐楷后写隶书就难于古朴、以唐楷基础做草书容易甜俗，而以汉魏碑的基础习草书则少有不良习气。相对来说颜真卿比其他唐代名家更宽博些，但由于他的楷书技法过于鲜明，就容易局限学习者的想象力，而汉碑和魏碑却可以提供无限的想象力，因为它们宽博——这里见出我所谓宽博的意义：对于学习者来说每一个字都提供新意，没有既定的套路、程式。当然我所谓的坏影响是就鉴赏力还未成熟的青年而言，对于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这首先取决于他青年时代抵制了坏影响），他可以从腐朽中化出神奇来，何况是从魏碑中演化来的唐碑了，他会自觉地把坏影响过滤掉，在唐楷中也能见出古朴，甚至在鸟虫书中也能见出飞动——不过这已是需要另行讨论的问题了。
其次是个性化标准。首先区分狭隘的个性和宽博的个性，如赵佶的瘦金书、金农的漆书都十分个性化，他们都达到了痛快淋漓的境界，但是他们的个性在用笔和结体上都过于极端，而极端必定不会是宽博的，其个性就不免狭隘，他们狭隘的个性就容易形成坏影响。好比某高士先天足疾，学者以为其行走的顿挫是高士之为高士的特点，是把痼疾作个性了，痼疾的个性是狭隘的个性，是学者需避免的。而王羲之、怀素、王铎的个性化是建立在宽博的基础上，他们的书法像莫扎特的音乐那样是以变化无穷又不失内在规定性而显示出其个性化的，其充沛的想象力使人领略到方块汉字化解为点线的组合在平面空间中可以达到怎样出神入化的自由程度，而怪癖和习气的“个性”与他们无缘，所以他们的书法几乎不造成任何坏影响。有了如上宽博的标准和建立在宽博基础上的个性化标准，我们来分析启功先生书法的得与失，也即分析他书法哪些方面容易给学习书法的人带来坏影响。
传闻启功先生学问很高，鉴赏的眼力也高，但这都不是我要评价的，我要评价的是启功先生的书法。在说启功先生书法“失”之前应该先说“得”。启功先生是从传统书法走出来的人，对书法下过工夫并且懂得传统书法艺术之技法的精妙所在，他有关书法源流及碑帖的诸多考证、论书绝句、口述自我经历可以为证，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尽管知书和作书是两回事，知书的人不一定能佳书，但不知书的人肯定不能佳书，启功先生知书，所以不是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的外道；是否佳书？很多人以为是。佳在哪里呢？回答是佳在干净利落、周正端庄、雅俗共赏。雅俗共赏，是近代一个时期审美风尚，这个风尚在书法界的特点是书法家把“实用的工艺性的美观高于艺术表现力的美”的既定观念作为自己的追求，启功先生不善形而上思维，没有自己一套超越经验之上的艺术理论，我们替他总结，他的追求基本在这个观念之内。不过，追求实用的工艺性的美观——启功先生书法的这个“得”，在书法艺术表现力上已经包含着“失”了。
启功先生书法的干净利落、周正端庄的优点一般初学者也不太容易达到，但也仅此而已。在书写方式从毛笔转换为钢笔的时代，实用性——可辨认性又不失美观，是大家认可的“大众书法美学”。这种大众的审美作为一般社会风尚的存在也许无可厚非，但书法艺术家以此大众的审美作为自己的追求，其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伴随着“雅俗共赏”、“曲高和众”等自欺的想象而随波逐流地媚俗——把书法的表现力弱化为泛泛的“美观”。启功先生的干净利落、周正端庄所达到的境界也就是美观。“美观”这个感觉意义，在大众的潜在心理是把美术字（或印刷字）的对称、均衡作为标准。就书法审美来说，这个标准对于实用性书法是必要的，但对于作为艺术作品的书法来说，则仅仅是对浅显层次的准书法作品类的要求，用其衡量更高境界书法艺术作品的高下则是大谬。工艺性的“美观”和艺术表现力的视觉冲击力的“美”是有巨大差别的两种境界，像伟大的古代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张旭、孙过庭乃至苏轼、黄庭坚、米芾及祝允明、徐渭、王铎、傅山等人，其书法表现力绝对不是美观二字所能道的，你不能用夸奖木匠手艺的工艺学语言来形容那些表征伟大书法家“心相”的墨迹。在我看来，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中最高的一种，而一个把“美观”作为书法追求的人，就一般人来说，这种追求是个人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对于书坛领袖来说，未免让我们觉得失望。实用性的书法（如商店的招牌）需要迎合大众心理期待的美观（美术字类的书法），但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却在于表达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却不是美观二字所能笼络的。以宽博和建立在宽博基础上的个性化作为书法审美的标准，在某种情况下，“美观”作为市井人论书的习语，甚至等同于庸俗。
由于我没有时常聆听启功先生教诲的机会，也就没有他的学生辈的那种由对他人品的尊敬而生出的对他书品批评的心理顾忌，所以自觉能相对客观地进行批评。我以为启功先生的书法最大弱点是不宽博，表现在技法的程式化的简单，简单而不是如东晋人的有内涵的简约，所以模仿就变得十分容易，比如启功的书法作品和作伪者的作品在艺术水平上就无法区分出高下来，因真者浅，赝者也就无须深。其个性或特点的简单就是钢笔字化，钢笔的表现力浅，或曰没有表现力，结构均衡，线条单调，作伪者只需要一点小聪明足矣。这在内涵丰富的书法家是没有的现象。张大千可以伪石涛山水逃过黄宾虹法眼，但他却不敢伪王铎的书法。书法大家的线条质量和通篇的神采需要特定的书写速度和一次性不可重复的顿挫，而这些都需要心胸和天分，这决定了大家之作是不可为庸人伪的，勉强伪之也极容易辨认。由于缺乏宽博，启功先生书法就远不能达到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