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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复出的“老诗人”，郑敏不仅不像其他老诗人那样给人以步履蹒跚的掉队感觉，反而走到当代思想的最前沿。以她杰出的“哲学智慧”，给当代的诗界和整个中国文化界带来思想的福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建国初期，郑敏和在美国留学的穆旦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满怀激情、相继回国报效。但随着1958年的受难，穆旦开始怀疑“理想主义”，虽然在1976年的诗歌中反复抒写因追求理想主义而遭到的幻灭，但他又不能彻底抛弃“理想主义”，否则就会陷入绝望。终其一生，穆旦都无法走出理想主义所构成的怪圈，这是这位天才诗人的悲剧。郑敏是在“文革”后期开始怀疑理想主义，也曾陷入思想的迷乱，后来掌握了解构主义的新思维，找到了区别和解决“理想主义”与“理想”的症结所在。她指出：“古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再拥有它昔日的超验的权威了。因为柏拉图的‘理念’的至高至尚已在长长的历史岁月中证明难以在尘世实现。人间并无理想国，一旦以一切权力手段强行建立纯而又纯的理想国时，初时尚可吸引群众，最终总是以血腥的失败告终，因此只有在多元文化中相辅相成意象竞争中相淘汰，人类才能在宽容中最大程度地走向理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研究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可谓多矣，然而，在这些中青年学者的笔下，或把解构主义当作外来的思潮作客观的评介，或把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时尚的理论来炫耀。其中最大的失误，依然是用二元对立思维来解读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误以为解构主义就是用暴力拆散、破坏传统（殊不知这正是解构主义反对的目标），自以为是与国际最新的潮流“接轨”，其实压根儿是误读，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
如果没有郑敏，解构主义在中国只是一种晦涩而艰深的外国哲学，不但于世无补，而且还因为“引进者”的误读，已成为随意破坏和颠覆传统的可怕的新式武器。这些专家学者缺的不是学问，而是“哲学智慧”。所谓“哲学智慧”，就是能用哲学的新方法和新思维引导人们从所处的文化困境和谬误中走出来，而不仅仅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只能在少数精英中间交流的束之高阁的学问。
郑敏独具慧眼，看到解构主义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二战以来因一个中心的权威主义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而造成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大问题。所以她认为，德里达最核心的理论是：非中心论和否认二元对抗。郑敏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想的是当代中国的问题。她讲解构主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因一个中心和二元对立而导致的种种生存困境和思维谬误。她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是多中心，其方法论是多元并置。她认为，解构主义是主张继承传统的，希望通过解构，使传统成为未来的而不是过去，一切经典都应该重新阐释而不是毁灭。但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已成为主流，由此，必须借助解构主义重新认识东方智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总之，郑敏是用解构主义来解决当代中国文化的顽症。艰涩难懂的解构主义在郑敏的手里，变为了引导国人走出暗夜的思想明灯。所以，晚年郑敏的两部著作《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不仅在诗界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很快就越过文艺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郑敏也从著名的“九叶”诗人，变成当代影响最大的“诗人哲学家”。这在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虽然她晚年的代表作《诗人与死》还达不到乃师冯至《十四行集》的艺术高度，但冯至诗歌中的哲理远远不如弟子郑敏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中国思想转型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是“哲学智慧”打通了哲学与诗歌，使晚年的郑敏在两个领域都达到高峰。虽然辛笛的“生存智慧”很难转换成“诗性智慧”，但“哲学智慧”却可以转换为“诗性智慧”。因为“哲学智慧”为“诗性智慧”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新的角度。这就是郑敏晚年诗歌能再创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辛笛的“生存智慧”主要是“自全之计”；那么郑敏晚年的“哲学智慧”则造福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二十一世纪的深远影响，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那些长期在思想旅途中苦苦跋涉又常常迷路的知识分子，将会长久地感谢郑敏：因为“哲学智慧”照亮心灵，有如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是一种思想的新生。
一个古老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再生，更需要“哲学智慧”的照亮！
“小侠”秋灿芝传略
？ 程世刚
引 言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是“鉴湖女侠”秋瑾的著名诗句。以一女儿之身而具须眉之胆识，在中国近代史上秋瑾可谓巾帼中的翘楚。关于秋瑾的求学、革命等事迹的研究成果已很多，本文不想多谈。女侠之女“小侠”秋灿芝颇类其母，但对于她的事迹知之者甚少，本文略作小传以记之。
一、 秋瑾赴日留学，灿芝寄养谢家
1895年，秋瑾之父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湘潭的王昭兰（1879…1909，谱名廷钧，字子芳，号纯馨）。廷钧之父王黻臣，是当地大富户，有“百万富翁”之称，并且是曾国藩的表兄弟。1896年5月，秋瑾与王廷钧结婚。次年，秋瑾生子沅德（一说源德，字仲瀛，后改重民，1955年病故武汉，享年五十九岁）。1900年8月25日（一说９月７日），秋瑾在湖南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典当铺又生下女儿桂芬（字灿芝）。
在一潭死水的夫家，秋瑾心中是异常苦闷的，“漆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深闺莫奈何”，这些忧郁的诗句是她烦懑心情的真实写照。后来，王廷钧捐（即用钱买）了一个兵部郎中（一说户部郎中或主事）的京官。随即，秋瑾带着沅德和尚在襁褓中的灿芝随夫到北京上任。不久，为避庚子之乱，秋瑾一家又返回湘乡荷叶冲老家。1903年，王廷钧携妻带女第二次去北京复任。在北京，秋瑾目睹外国侵略军的野蛮暴行，义愤难平，决心以实际行动挽救祖国的危亡。1904年，她克服重重困难离开北京经上海赴日本留学深造。
东渡日本之前，秋瑾把未满四周岁的小灿芝寄养于北京友人谢涤泉家中，并让灿芝认谢的继妻为义母。因灿芝年纪太小，离开母亲后时常哭泣，加上谢太太嗜酒，子女又多，对灿芝养育不周，导致她面黄肌瘦，肮脏不堪，并逐渐得了慢性病。
二、女侠慷慨就义，小侠习武学文
秋瑾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筹备起义，准备以武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1907年7月13日，秋瑾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组织会党起义，谋“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事泄被捕，15日，从容殉难于轩亭口。秋瑾被杀害后，谢涤泉夫妇见势不妙，恐被株连，征得灿芝父亲同意后，托仆人邓婆把小灿芝带回湖南老家，由她祖母抚养。但灿芝祖母是个重男轻女观念很严重的人，对她哥哥王沅德百依百顺，还犹恐不及，而对灿芝则非打即骂，甚至一见到她，就想起那个“叛逆”的媳妇秋瑾，总得骂两声“杀头鬼”才解气。那时，灿芝还不到七岁。次年，她祖父和父亲又相继死去，兄妹两人俱在孩提，孤苦零丁，她又遭祖母虐待，真是苦不堪言。但是，小灿芝十分倔强：骂她不吱声，打她不求饶，总是咬紧牙关，不哈不哼的站立着以示反抗。
灿芝自小勇敢坚强，母亲秋瑾牺牲后，她为替母报仇，决心习武，曾拜名师学练武术，她的内家拳法颇有功底。举凡太极、形意、八封诸拳，以及清萍剑、三眼叉、大关刀等俱精到，样样皆能。《国术名人录·湖南王灿芝》中说她：“精太极拳、剑、形意拳、八封掌”等拳械。稍懂事后，酷爱读书的灿芝虽无父母之督责但学习却很用功。出于封建意识，祖母认为“女儿家不应读书”，对灿芝的学习百般阻挠。无奈之下，灿芝以绝食进行抗争。结果，祖母被迫同意灿芝入学于长沙艺芳女校，该校系曾国藩之曾孙女曾葆荪所创办。刚刚十五六岁，灿芝已经写得一手文采斐然的好文章，诗词骈散文也都琅然可诵；又好写斗方大字，笔势奔放遒劲，不似少年笔法，全无闺秀纤弱之气。她常写秋瑾诗句“为人须作人中雄”以自励，并自称“小侠”，以继母志，以明抱负。
三、寻凶报仇未果，得助越洋求学
1920年，灿芝已成人，于是离家到北京，寻找杀母仇人，却踏破铁鞋也没能找到。灿芝不得不转赴上海继续深造，问学于上海大夏大学，专攻政治。光复会的同志在秋瑾殉难后在沪创办竞雄女校（秋瑾号竞雄），由秋瑾的挚友徐自华（字寄尘）任校长。徐退休后，力荐灿芝主持校务。灿芝任校长年余，自学兼惠人，成就颇多。她任侠尚义，救人之急，虽千金不吝，一如其母。她还为母亲编了一本《秋瑾女侠遗集》，于1920年出版。现在出版的《秋瑾集》，就是在《遗集》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28年，几经曲折，灿芝始得政府资助，留学美国。出国前，她并没有学航空的意图，抵美后，“见其人士对航空之狂势，政府之提倡，军事航空组织之完善，商业航空设备之周到，不觉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且见西人藐视吾国，知吾国之不强，在乎人民之太弱”。她说：“余以孤露余生，飘零身世，虽欲继先母未竞之志，而顾力有未能，惟常怀报国之心，斯念不懈，继迺决心学习航空，俾他日贡献祖国，亦令西人知吾国女子犹能如此，可见男子之英勇矣”，遂毅然入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飞机制造及航空学，为期二年。为了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她以“平生尽历秋云态，骨愈嶙峋志愈坚”的顽强精神，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对于各种新式飞机，如单翼、双翼以及保护作战用的护航飞机等，她均能熟练掌握其制造原理。美国政府曾派员赠送书籍给她，以示鼓励。她在纽约大学航空系学习期间，还在美国华人中传授武术，颇受欢迎，成为中国武术推向国外的先行者之一。
四、学成回归祖国，屠龙之术无用
1930年5月，灿芝学成归国。她虽学有专长，但当时的中国并无她的用武之地。她到南京晋见航空署署长黄秉衡后，被委任为航空署教育科科员。后迫不得已乃改任航空学校教授和编辑工作。1931年，灿芝得悉杀害她母亲的刽子手、原绍兴知府贵福畏罪匿居东北，正欲前往复仇之际，因“九·一八”战事爆发而未能成行。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贵福已老死，灿芝未能手刃仇人，不胜悲愤。
1932年，灿芝已年逾花信，经南京赵鹤清劝导，与广东人黄公柱结婚。后来她生有一女，名王焱华。她写的《留美学习航空之回忆》和《我的家庭生活史略》，先后在《空军月刊》、《上海妇女》刊出。此外，她还编了一本《秋瑾女侠遗稿》附《小侠诗文草》，193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47年，灿芝因陈立夫之推介，致函当时上海市长吴国祯，请予更换工作，吴即批转市财政局安排。因灿芝是先烈之女，故委以荐任专员，在上海市财政局秘书室工作。此间，每每回想往事，灿芝深感其父不义，决定扬弃父姓，改从母姓，并请同事主任秘书钱剑夫代为办理更名手续。钱剑夫立即将此请求转告上海市民政局，并电话告之民政局长张晓崧、警察局长俞叔平，请两人予以核办。此事进行得十分顺利，从此灿芝即改从母姓，财政局并予备案。
为了宣扬先烈的革命精神，聊以自励并转以励人，抗战胜利后，灿芝决心写一本母亲秋瑾的传记。她在杭州找到了当年绍兴府审理秋瑾的全部档案，共三百余件。虽卷帙浩繁，但她都一一认真研究，并研读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后因生计所迫，终日劳碌而未果。
五、只身漂泊香港，孤寂客死台湾
1951年秋，灿芝忽然只身南下，去了香港，寄居于朋友家中。每当风和日丽之时，她便与友人游山玩水，访胜采幽，相处甚欢。如此一住将近两载，直至1953年1月，她才移居台湾。到台湾后，灿芝因终日赋闲，百无聊赖，于是着手撰写革命历史小说《秋瑾革命传》。同年10月，书成，共十七回，约十三四万字，先由台北兴台书局出版，后又由三民书局出至第四版，署名秋灿芝。在书末，她写了十首诗，下面是其中较著名的两首：
其 一
祇为爱国舍亲友，夜半犹闻哭母声。
历尽辛酸流尽泪，深仇未报愤难平。
其 二
游子他乡感不禁，流亡海外少知音。
客窗编就英雄传，写到伤心泪满襟。
秋灿芝去台后，备受冷遇，极少知音，孤身独处，常思骨肉。因人为的藩篱阻隔，母女相见无期。灿芝晚年在台湾做翻译工作，1967年在台湾孤独地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灿芝的独生女王焱华，在上海某小学任教，其夫许某也从事教育工作，任中学教师。因酷似外婆秋瑾，拍《秋瑾》影片时，导演原拟请王焱华饰秋瑾，后因健康欠佳而作罢。焱华退休后，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
六、侠骨已随风逝，误传至今尤在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都认为，“鉴湖女侠”秋瑾的女儿秋灿芝是我国第一位女飞行家。直到最近，有的文章还说“王桂芬是中国早期女飞行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与张瑞芬、李霞卿的飞行成就，难分伯仲，饮誉一时”；“我国最早的女飞行员是辛亥革命先烈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和福建闽侯林朗侠”。此说大谬，其实，王灿芝并不是学飞行的，而是学航空工程技术的。她从来未驾驶过飞机。从现有资料看，她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外国学习航空工程技术的妇女，是中国第一位学习飞机制造的妇女，也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航空教育工作的妇女。造成这种误传的原因可能与当年《申报》的一则报导有关。灿芝学成回国之，上海《申报》曾报道：“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王灿芝女士，业已学成归国，由美抵上海。”以致后来以讹传讹，中国航空史上的第一位巾帼“飞行员”就和王灿芝的名字联在了一起。
“帮刊”——《学习与批判》
？ 胡松涛
《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开本，1973年9月创刊，国内外发行，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三十八期。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其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打倒“四人帮”后，它被称为“四人帮帮刊”。
这本杂志在“文革”后期创刊，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其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的。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其中就有数处涉及《学习与批判》。所以说，这是一本最具“后文革”特色的杂志，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研究“文革”和收藏“文革”文物者，不可不注意这本短命的杂志。
《学习与批判》创刊于1973年9月15日。创刊号的卷首是毛主席语录五则，前面的近三分之一篇幅是中共十大文件，引人注目的是它开辟了关于儒法论争专栏，本期的重点文章是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石一歌的《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等。
通观《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兵等广泛领域。作者的署名也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康立、梁凌益、齐永红、翟青、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几乎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人——不，不，他们不是人，是一个写作班子——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而已，据说有八十多个笔名。当然，也有一些用真名发表的文章，像人们熟悉的刘大杰、余秋雨、戴厚英等。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为当时上海市委列席常委朱永嘉。这个写作组下设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等若干小组，这些组又分别领导若干组，分工明确，据说总共有一百多人。
《学习与批判》上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经济问题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教育革命经验总结”、“人物传记”、“杂文”等。
今天以我“思无邪”之心看其中的文章，有些还是有趣而生动的，但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