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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这些正是强迫症人格的典型特征。
霍妮的著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也曾在那个时代的读书热之中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那种关注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关注；当时的中国，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饥渴，却还主要偏重于物质方面，导致今日中国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那些因素尚未产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人们认为到处充满机会，在饥渴之中似乎总能看到希望，借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现在则大为不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并没有同时带来幸福感，相反，却带来了莫大的忧虑。霍妮通过对神经症人格的研究指出：“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也得到了绝佳的印证。一方面，人们靠技术进步获得了对于自然和社会事件更加强大的控制力，同时也越来越把幸福强迫性地寄托在技术进步之上；另一方面，人们则深感对自然和社会事件的控制效率日益低下，技术进步对国民幸福的贡献效用迅速衰减。这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对资源的需求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飞跃……殊不知，这样正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
在某些场合，资源并不匮乏，是对资源的病态需求人为地造成了恐慌，就像笼子里的沙鼠一般，最后被某种想象的困境或内在的恐惧所害。
比如，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贪官，可以说都患了一种敛财强迫症——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因为他们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北京科技报》2004年12月30日报道称；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守财奴〃们对金钱有着极强的？神经质的需要？他们对于金钱的贪欲；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需要？他们有的对自己这种爱财如命的行为没有意识；有的有意识；但控制不了自己？贪官们的这种守财奴心态又可称为金钱数字心态：人们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一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两万；攒到两万时目标变成了五万……当积聚到一百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对贪官们来说；捞钱越多就越不能罢手；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对毒品一样；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敛财成为他们生活中惟一的追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
被称作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任绥化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高达两千三百八十五万元；有人估算，马德在绥化期间平均每天的收入在万元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日进万金”。据说，马德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双规”后，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十多件，摄像机、照相机五十多架，皮鞋五百多双，衬衣二百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知情人说，马德收的东西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有“沂蒙第一贪”之称的袁锋剑贪污公款五百多万，但他却一直舍不得动用。袁为其母祝寿，送的寿礼比其他真正很“穷”的亲属还少。查抄袁锋剑的赃款时，他贪污的金钱数目和查抄的赃款数目完全吻合，毫厘不爽，以至于袁锋剑诡辩说他这是替国家保存钱财。这些贪官工资都很高，绝对不缺钱，甚至花钱的机会都很少。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聚敛钱财，连很少的钱也不放过。
再比如，在足球场的看台上，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才看得清楚……最后全体观众都只得站起来看球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又比如，在城市的某些地区，政府开辟了一些路段用于小商品交易。本来，大家都在划定的黄线之内，即并排着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交易；但是，有一个小摊贩为了比别人更接近顾客而把摊位挪到了人行道。接下来的情况跟球场看台上的情形一样：结果是大家都不得不站在人行道上吆喝，继而冲到机动车道上揽客……每个人都更辛苦，处境也更危险，而生意不仅没有更好，还可能因为妨碍交通而被城市市容监察人员罚得个血本无归。
上面所列举的强迫症状，如今正在教育领域蔓延：本来，小学生的课业完全应该在学校解决，但是，就有那么一些聪明的家长为了抢占先机而为自己的孩子请来了家教……接着，有更多的家长被迫跟进，而原来那个以为请一位家庭教师就能领先的家长又不得不请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家庭教师，水涨船高，你追我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种全民请家教的荒唐局面，以至于孩子们不堪重负，有些小学生便想“退休”，个别小学生甚至因达不到家长拔苗助长式的要求而不得不以死来了结年幼的生命。
在这里，对资源匮乏杞人忧天式的群体性盲目恐慌，最早实则源于个别人对资源多吃多占的贪婪——第一个打破规矩的人可能占了便宜，犯规的动机是想占额外的好处，其结果是付出了比不犯规数倍的代价，却只能得到不犯规时应得的回报，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竟造成了全社会的集体焦虑症也就是集体强迫症。
攀比、猜忌进而相互埋怨，作为集体强迫症的典型症状，会使一个集体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产生所谓潜在内耗，最终使集体机能衰退，功能丧失，一败涂地。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他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well…being）。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上文中所举球场看球的例子，就来自奚恺元所引用的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物质竞争与幸福感受的关系：
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他们的幸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欣赏风景所带来的愉悦；二是相对位置所带来的快乐，即在位置上的领先者更幸福，而落后者则不快乐。一开始，两人都走得很慢，甲走在乙前面。从欣赏风景角度，两人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很是幸福。而从相对位置来讲，甲快乐，而乙不快乐。为了赶上甲，乙加快了步伐。相应的，甲也加大了脚步。就这样，两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奔跑……从位置排列角度上来看，两人总体的幸福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最终总还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但从欣赏风景角度获得的幸福却降低了，因为两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奔跑上。
台湾学者张盛舒号称自己发现了“幸福定律”：即幸福与抱怨成正比。越幸福的人越会抱怨，越认为自己不幸福。
人生就好像一个圆，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圆满。但是对于幸福度到达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那百分之一的不完美就像一根尖刺，刺得人浑身难过，痛彻心肺。让人以为，人生就只是为了解决这百分之一的不幸而活，对百分之九十九的幸福视而不见。
相反，只拥有百分之一幸福的人，他不知道圆满是什么，所以其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什么样子他根本无法想象，他只能看到他所掌握的这一点幸福，百分之一就是他的全部他会尽一切努力以保有它。他不但不抱怨，而且衷心感谢上苍，让他拥有这么多幸福但是，等到他的幸福越来越多，多到超过百分之五十时，他的眼光开始停留在那不足的部分了。他不再为了增加幸福而努力，而是为了减少不幸而拼命。于是，越幸福，越痛苦，抱怨越多。
这就是幸福的第二个定律，张盛舒称之为赢家定律：身为赢家，注定要比输家更为痛苦，因为赢家的诅咒如影随形。
何谓赢家的诅咒﹖赢家的诅咒就是：你用什么优势赢得人生，就会用同样的原因输掉人生。
这就是宿命的由来。
固定思维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曾经帮助你成功，但它在幸福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临界点时已悄悄改变，开始无情地摧毁一切，直到你哪一天顿然醒悟，蓦然回首，但已景物全非。
智取生辰纲与强盗逻辑
？ 左子翊
一部《水浒传》说的都是强盗逻辑。
要从理论上驳倒强盗逻辑并不难，但要使强盗逻辑不能成立，换言之，要使强盗觉得没有做强盗的必要就很难了。说到底，这是有关赵宋政权整个官僚体制和整个官僚阶层利益的问题。如果整个官僚阶层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希望继续获取更多的利益，就必须维持这种体制。这样，强盗逻辑就成立，就有人或更多的人要做强盗。
不必为梁山的聚义者们讳，他们就是一个武装的盗匪集团。这样说，丝毫没有减轻统治者的罪责，也丝毫抹杀不了他们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这一基本事实。清人徐珂在《两粤盗风之炽》中说得很清楚：
两粤盗风之炽，甲于通国……粤人贫富之不均，甚于其他省，富者极富，而贫者极贫。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且必无幸免之理，而为盗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侥幸不死。既若此，是亦何乐不为盗也。
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无疑是引发各种刑事犯罪和社会动乱极为重要的因素。“贫困是最主要的潜在的不稳定源”（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语），是“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奈选择。不要骂宋江是投降派，正常的环境下有几个人甘愿做盗匪的呢﹖一旦有招安的机会（这也属于“给出路”的政策，尽管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是无论如何要为自己和弟兄们找个合法的归宿的。七十一回之后的失望，是因为过去我们过多地赋予了他们并不能够承担的革命义务和理想。
由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政府又放弃了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的职责，他们实际上进行的就是一场求生存，并希望过上好日子的经济斗争（当然他们也有政治诉求，例如“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斗争（农民式的）又和近代工人与资本家的合法斗争截然不同，它以刑事犯罪的非法方式，用最原始、最落后的抢掠手段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吃大户、抢富户、劫府库。江湖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加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于一些小股的单打独斗的盗匪来说，他们更多的是伤及众多无辜的老百姓。说到底，它所遵循的仍是市场法则——利益的最大化。“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罢，只是文化人和一些有头脑的人加入以后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心的宣传，一个为自己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的策略，究竟实践如何是要打问号的。
智取生辰纲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起刑事大案。小说文本提供的这起案例自有它的独特性，它所提供的政治学意义、社会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刑事犯罪学意义。这从后世的读者们并不以为或者说并未意识到这是犯罪，无不为好汉们劫取不义之财拍手称快也可以看出。这当然是个误区。这固然与我们—直以革命的名义对待梁山聚义有关，更与社会缺失公平与公正，以及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现象有关。长期以来，武侠小说经久不衰，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表明：当公刑不能主持正义时人们便寄希望于私刑；又表明：当“窃国者侯”，“窃钩者”又算得了什么﹖
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血腥和暴力层出不穷的局面是令人担忧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从宋徽宗到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找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因战争的需要和统治者自身腐化使得许多问题达到了极致：政府冗员之多（英宗时，官吏“十倍于国初”）、升迁之滥为历朝历代之最；土地的兼并历汉、唐而至于宋更加畸形发展；公役之繁重因战争的剧烈，需要甚殷，被史学家称之“宋之公役，最为苦累”。更加的繁征厚敛：财政收入仅以皇祐至熙宁为例，只短短的二十年光景便由每年的三千九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按：当时的生产力绝对不可能如此发达，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只能是加重人民负担的结果），而支出每年由一千三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猛增了四倍）。军队的战斗力之弱使得对辽、西夏、契丹、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全国几千万人口供养的一百多万军队成了一种对内需要的力量。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宋一代，所有的农民暴动全都镇压下去了。而统治中枢呢，依旧纸醉金迷、穷奢极侈、贪污腐败、失政失德……这样的君臣，你要他率先垂范，你要他关注百姓的疾苦也勉为其难了。老实说，他不做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已算是积德了。《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岁大熟”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宋史》引大官僚司马光之言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还是这部《宋史》，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民……不得已为盗贼。
“此一事却好”
已是盗贼遍地了。
在智取生辰纲前，已有了占据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占据二龙山的邓龙和占据梁山泊的王伦、杜迁、宋万、朱贵。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本领十分了得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宋以前的匪盗以农村地区无以谋生的人群为主，宋以后城市无以谋生的人群开始加入其间。
此外，还有清风山、桃花山、对影山都是强人草寇出没之处。
关于生辰纲——
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
这情景颇似民初，在“盗风之盛，甲于各省”的河南，“地方扰害既穷，大家相率为匪”〔1〕的态势：其时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