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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
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
□书评人吴慧
那本自书架最高层抽出的书，久未翻阅，积满灰尘。打开目录时，所有不知名的细屑在炽烈阳光下急剧飞舞。
《新小说在1985》（吴亮、程德培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定价：3。85元），暗色封皮，装帧简单，纸张因为年代关系开始泛出哑黄，变得薄脆。
我在目录中急速搜寻，一眼就看见《无主题变奏》，一排小说题目里，第四个。在此之前，我对徐星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无所知——虽然我曾一度紧追刘索拉。追着刘索拉也只不过是因为她是个读起来显得比较特别的女人，或许可供当年的未成年少女仿效学习。至于如今出现在不同版本文学史上的“刘索拉和徐星先后发表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被视做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作”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从未得知。20年前，我刚坐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学习汉语拼音，徐星好像只是一个和我同班的小男生的寻常姓名。
我带点未知的好奇去询问身边的人。20年前，他也是握着一支钢笔在印着某个纺织厂名字的公用格子纸上一笔一画地认真誊写着自己小说的文学青年。他如遇故人般地在电话里急急问我从哪里看来的这个名字。我告诉他说，这个叫徐星的人要出新书：《剩下的都属于你》。他在电话那头叹一口气，说你一定没有看过他的《无主题变奏》，那是20年前的一股狂风，比起这个夏天更热。他于是爬高给我找来《新小说在1985》。
在看完小说《无主题变奏》及整本《新小说在1985》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20年后徐星携新作重出江湖引来的各方关注，其间怀旧意味也许比起新作本身更加浓厚。徐星成名的80年代距离现在已如此久远，而那个年代的文学状况以现在看来又是如此充满着各类变数带来的新鲜。
只要略微翻一翻《新小说在1985》，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何20年后徐星重新浮出水面会引来如此浓厚的怀旧感情。在小说目录开出的16个作者名单上，排列在徐星名字之前的，是韩少功；之后依次排列着何立伟、刘索拉、莫言、扎西达娃、马原、张承志……贾平凹是第9个名字，紧跟其后的才是王安忆，最后一个是刘心武。在徐星四处肆意任性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的这20年里，曾在1985年与他并列甚至落于身后的那些作家，已然跻身或知名或主流的作家行列。对于当下名家的同代之人保持一样的浓厚兴趣，也不失为时下这个娱乐年代里八卦精神的极致体现。看完小说集后，我只想着，不知道当年同样名列其间的陈放、郑万隆或者叶蔚林这些人如今都在哪里？如果时下里是他们携着新作出现，那么也许和徐星出现的意义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对于徐星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评价，则当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里的事情。
这样看待徐星和他的新作，会和徐星所追求的生活一样，比较简单和快乐。而对于那些曾经视徐星为偶像的人们来说，无疑还要沉重许多，他们不得不为20年后偶像的重出江湖担心廉颇“尚能饭否”的问题，虽然徐星本人对此也许觉得毫无意义。
先锋文学是可爱的文学评论家送给徐星们的一个文学标签，无论他们接受与否，高兴与否。20年前已经这样，20年后同样如此。但是法国荒诞派先锋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说过：“先锋派就是自由。”对照着徐星这20年来随性快乐的生活，也许他会冲着这个意义，不安心地承认自己的“先锋”身份。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1）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
□简洁
最近有一本流行的书叫《细节决定成败》，小单位的头、大单位的头都很喜欢。我顺手买来读了，觉得基本立意倒是没有毛病——不，不止是没有毛病，简直是太正确了，而我这个人一向对太正确的东西总要质疑。教育背景告诉我：那些听上去或者看上去太正确的东西，十之八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一读之下，果然就露了馅儿。
且不说作者把世间一切成败归结于细节的观点能不能站住脚，单就书末鼓吹的“大的决策和战略不需要个人决定”这个貌似正确的观点而言，就很让人生疑。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体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让大家安心做好机器零件，做好哑巴奴隶，做好应声虫。——难怪，那些当头儿的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不惜动用公款批量购买，让员工人手一册。
接着，作者在这个潜在的前提下号召大家把目光全部放到细节上，不要过问任何全局性的东西，不要质疑事物的根本前提。作者这样说的动机如果仅局限于写书、卖书赚钱，我不想多说什么，但如果另有险恶用心，我就真要为那些真心推崇这本书的读者捏一把汗了。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美国人造的汽车如何不及日本人的精致细腻，最后被日产汽车占据了市场。但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人面临制造业利润低微、人力成本高、能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严重的现实之后，主动放弃在制造业的争夺，通过战略性的技术转型，在信息技术领域抢占了全球制高点。这可不是什么细节决定胜负的问题。
作者还喜欢用中外快餐大战中中国快餐何以落败说事。这一招还真是有些唬人，一般人就被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震住了，万幸我研究过两天洋快餐。我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快餐打不过洋快餐，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什么细节上面，而是一种强势文化及其高蹈的文化战略决定了这场战争尚未开打，就胜负已决。因为洋快餐的成功后面是整个美国文化的强势背景，洋快餐不过是美国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中一粒小小的棋子，或者一个局部战场。如果没有强大的英语文化的整体战略，没有好莱坞的全球推进，没有迪斯尼对中国孩子的潜移默化，没有美国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对都市生活塑造和浪漫情调的标准预设，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胜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回到书本身上来说，一本强调细节决定胜负的书中，却满是细节的错误与疏漏，书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等细节就不说了，引用的事例穿凿附会、胶柱鼓瑟、漏洞百出也不说，仅就尽人皆知的古希伯来谚语“上帝在细节之中”都被错引成“魔鬼在细节之中”，能把上帝和魔鬼都混淆在一起，还谈何细节？
此外，书中引用的各种案例、数据，从不标注引文来源，使人完全无法查识真假。
奇怪的是，作者用大量不过硬的细节来证明细节决定成败，这样一本书还能在市场上卖得那么火。这就令我产生一个困惑：细节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细节重要，这样一本粗疏的书怎么可以成功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如果细节不重要，那这本书的基本立意岂不都是错的！最后，我终于明白，根本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观念决定成败，思路决定成败。如果观念思路出了错，再怎样严谨的细节也是枉然。作者事实上用了18万字对自己在书名中提出的命题进行了证伪。
凡事都归结到细节上，凡事也可以归结到大便上。按照作者的逻辑，我写一本《大便，决定生死》，也可以畅销，因为我只要抓住大便，不及其余，最后一定能导出大便决定生死的结论。首先不拉大便会憋死，你无法反对吧；其次，乱拉大便传染痢疾、霍乱、甲肝，都会使人致死，你不会不同意吧；再其次，大便不规律，证明肠胃有问题，肠胃有问题不治疗早晚得胃癌、直肠癌一类的病，那就死得更快，更难看，这你恐怕也无法反对吧……诸如此类，我还可以引出几百个关于大便同生死密切相关的话题，最后横竖告诉你一个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的事实：大便，决定生死。
由此观之，畅销书是畅销书，真理是真理。如果抱着经过商人们精心策划的畅销书寻求真知灼见，那真应了《圣经》说的：富人要得救赎，比骆驼过针眼还难。
《岁月与性情》：
一本乏味的流水账
□书评人一泓秋水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2）
在没有读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之前，我曾经固执地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大概是世界上最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的一本书，虽然我最终还是怀着一些感触看完了它。然而，在读过《岁月与性情》之后，我却惊奇地发觉，写作于21世纪的这本书几乎让我无法卒读，那些事先的期待被作者不厌其烦的絮叨消磨得一干二净，最让人疑惑的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从作者笔下流露出来之后，竟然不能让我的心为之产生丝毫震撼。这不仅与读《死屋手记》时的感觉大相径庭，而且多出了一些如同嚼蜡般的无味。从《岁月与性情》中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悲哀甚至绝望的事实：昔日的苦难和沧桑在作者的笔下已沦为琐碎往事的连缀，然后缩略为岁月河流中的细小波纹。
从周国平的作者简介中可以看出，他出生于1945年，在他二十岁刚出头时，正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7月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劳动，1970年3月到广西资源县，一直呆到1978年10月才重回北京，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之后步入学术圈，以《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举成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其经历不可谓不曲折，人生不可谓不坎坷，然而，这一切在书中描述出来时，只剩下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陈芝麻烂谷子，既没有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深刻和智慧，也欠缺作为一个作家或诗人的才情与隽永，有的只是一种机械的流程：一个敏感内向、早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清高、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来往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就是下乡、回城，再步入知识阶层，与一帮圈子里的人交往。其间经历了两次婚变，在妞妞夭折以后成为啾啾的父亲。
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即使是卢梭，对于自己的劣迹在《忏悔录》里也多有隐瞒，在惊人的坦率之中，同时暗含着对自我的美化。人性的弱点使个人无法完全排除固有的自恋和自爱，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去苛求。对此，我相信作者认真的态度，也相信他也认真地要求自己诚实。从作者对性爱的反思上，我看到了一种成熟的观念和豁达的心态，因而我也相信作者并非以本书来作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态度：“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我。”由于这种对自我的“关切”与“超脱”，使得作者笔下的文字只是一种泛泛的记录，它无法让读者走进作者的内心，也不能从中感受到作者亲身经历过的那些历史的脉搏，它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在那些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中，作者由于有着丰富强大的内心世界，加上他的博学多才、清高自傲而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和冷静，因而得以独善其身。而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在对别人缺点和错误批判的同时，也在严格地解剖自己而不是全然的辩白，更非美化、关切与超脱。抛却两者经历的差异，从对自己采取的审视立场和角度而言，两者相差何其之远！
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的缺乏，使得《岁月与性情》充满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悠闲意味，沉重的历史再一次被不经意地背叛并丧失了其应有的警示作用。从书中流露出来的信息，只能再一次印证我们集体记忆的贫乏，表现在个体身上便是淡漠和遗忘，以及记忆力的严重衰退。这不是周国平一个人的弊症，而是群体精神被扭曲的结果。我们无法在周国平的心灵自传中透视一个民族多舛的命运和它经历的磨难，更不能从中得到振聋发聩的教训和启发；即便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心灵历程”，也不见深刻的人性剖析而只是执著和超脱，这样的一本“心灵自传”，其价值与一般明星八卦、名人逸事并无两样——遗憾的是，它却出自一位以研究尼采著称的哲学家而非其他人之手。
在本书的序言中，周国平认为自己写自传不算太晚，而读完本书后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他早二十年或再晚二十年写自传基本不会有什么太大区别，不过是一个还算成功的男人在那里反复地宣讲着自己早年的清白与脱俗，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他的自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有限度的诚实，就像一本写满了数据、枯燥乏味的流水账——仅此而已。
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
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
□书评人萧武
周国平出自传了。我想了想，周国平？不就是那个跟台湾刘墉差不多、整天写散文又号称哲学家的人吗？
不看也罢。可朋友偏偏说，里面牵扯到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事情，还牵扯到甘阳。
“文化：中国与世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三个主要学术团体之一，其中大多数当事人至今仍活跃在学术思想界，在精神血统上算是我们的父辈。只可惜我们无法躬逢新启蒙之盛，只能从当事人的追忆里看个一鳞半爪。所以，去书店闲逛的时候就顺便翻了翻。
作者自己开篇就提到，卢梭写《忏悔录》时是58岁，尼采写自传时60岁。虽然他自己澄清，提到他们并不是自以为自己的自传就跟《忏悔录》是一个档次了，而是想表明，他也快60岁了，写自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算不上过分。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心，他的题目《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到“心灵自传”，我就难免要想到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既然是心灵自传，想来跟如今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多少要有些区别的。
即使整个90年代都在写散文，现在既然都到了写自传的时候了，多少总该讲些思想的事情吧？当然，这也是我的错觉。
毕竟，“思想自传”与“心灵自传”该有不同之处。既然是思想，就免不了要反思，照老黑格尔的讲法，所谓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反思。也因此，思想自传总会写得像是哲学作品，而不像文学作品。
看这本书可以知道，周国平成长在建国后，1978年后考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中间参加了80年代的文化热，还是当时的台前演员之一，写过轰动一时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其实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得已经足够多了，1990年以来，这类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录遍地都是，故事也都大致相同，根本用不着哲学家去写。
到了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时之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许多曾经的精神战士都只好改行写“学者散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印象里像周国平这样转变得彻底的人倒还不多，干脆就写散文，不写论文了，而且大多是“论友谊”、“论责任”一类。
上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导说，“某某论”这样的标题只有大师才用得，比如马克思写了，就可以叫做《资本论》，我们写了只好叫《论资本》。后来读书知道，就是我们写了《资本论》，不光是《资本论》的题目用不得，就是《论资本》的题目也用不得，只有西塞罗这样的人才配用“论友谊”、“论责任”一类题目。
大概是散文写惯了，《我的心灵自传》竟然没有思想的事情。到处都是个人的爱情、经历一类，跟《日子》这样的书显得区别不大。除了个人回忆录，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追述。
就我所知，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王晓明与许纪霖分别有研究论文之外，大概是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只把这当成经历，而没有看做历史，也就没有特别多的回忆。周国平说，当时的一位副主编对甘阳的跋扈、霸道很是不满，又说甘阳自己曾说他很讨厌民主制那一套。因此早就中下了祸根，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恐怕也难免会走向分裂。照这样说来，当年的新启蒙同人后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就带有必然性。
可是，“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甘阳是主编外，只有两个副主编，一个是刘小枫，一个是苏国勋。90年代三联书店还以此为名出过一套丛书，只是少了原来那一大串编委，只剩了主编与副主编。我不知道，周国平所说的对甘阳久怀不满的是哪个副主编？苏国勋还是刘小枫？传说，歌德与贝多芬